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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

1618—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正处于欧洲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从中世纪国际关系向现代国际关系转换的阶段。它是欧洲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这场旷日持久、时断时续的战争的参与者差不多包括了欧洲所有的国家,战争几乎是全部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背景错综复杂,欧洲各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领土、霸权以及宗教的矛盾和纠纷交织在一起。

“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则发生在东欧的波西米亚(今捷克)。“三十年战争”一般被分为四个阶段:波西米亚阶段(1618-1623年),丹麦阶段(1625-1629年),瑞典阶段(1630-1635年),瑞典-法国阶段(1635-1648年)。用以划分阶段的国家通常是那一阶段作为新教主力与哈布斯堡帝国对抗的国家。

1648年10月24日在与威斯特伐利亚相邻的两个城镇闵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分别缔结的条约被统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在新教势力取得相对优势的情形下进行的,这种实力对比在和约中有所体现。和约主要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领土问题。其次是解决宗教问题。第三是确定德意志国家的体制。“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约》确定了一些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欧洲未来的政治经济秩序影响深远,在国际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以“会议” 解决争端。其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规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原则,确认了国家主权的平等。第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的原则。第四,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主权论被打破。第五,世俗专制的封建王权体制得到了加强,其中在法国体现最为明显。最后,和约还确立了外交常驻代表机构的制度,为主权国家间经常性的政治经济交往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结束了持续达30年之久的全欧规模的战争,而且也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它建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不带有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的特点和色彩,它所展现的更多的是欧洲的国际秩序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卷进来了。它们先是为宗教信仰而战,新教诸侯与天主教势力势不两立;接着又抛开了宗教外衣,为赤裸裸的国家(或准国家)利益而战,宗教信仰不再是划分敌我的主要依据。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四分五裂的欧洲通过国际会议与和约的方式,肯定了国家的主权原则和新教与天主教的平等权利,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民族君主国的兴起、主权观念的出现和国际政治的世俗化这些在中世纪就已经酝酿成熟的欧洲新现象,现在有了一个被大家(除罗马教皇外)所共同接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结局。欧洲国家的组织形式真正开始走出了中世纪。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涵内容最广的一个体系,并且对后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实际上,现代国家关系中的主权原则,解决国家纠纷的国际会议方式和国际条约对参加者的法律约束力等,都是由威斯特伐利亚最初奠立的。

 2.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多极“均势”格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剧了德意志和欧洲的分裂,削弱了当时几乎成为欧洲主宰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促成了一种多元政治格局。到17世纪中后期,各君主专制国家成为欧洲国际格局的主角。它们频繁地变换联盟,进行战争。但它们不再为跨国利益和宗教信仰而战,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成为各国付诸战争或连结同盟的主要出发点。“此时为敌,彼时为友”成为这一时期欧洲政治的一大景观。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因此,几乎都把重商主义作为基本政策。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政策体系和经济学说。它把金银当成一国的主要财富,除了开采金银矿产,把对外贸易当作财富的真正源泉。因而,各国国王都积极动用国家手段支持对外贸易,目的是让国王们拥有更充裕的财力进行领土扩张;而国王们为了扩大王权需要更多的、能够带来更大的税源和兵源的土地和人口,更大的税源和兵源是进一步扩张的资本和王权强大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一系列有限战争,欧洲的政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频繁的战争最终确立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西班牙、荷兰、瑞典以及土耳其相继退出了欧洲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英国、法国、奥匈与相继崛起的俄国和普鲁士成为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五大强国。欧洲五强中的法国和俄国曾一度主宰欧洲大陆的政治,英国成为欧洲政治格局的平衡者,欧洲大国形成了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

经过一个世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纷争后,18世纪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班牙、荷兰、瑞典和波兰等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等欧洲五强崛起。它们成为18世纪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主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交思想。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法、奥、普渐呈三足鼎立之势,维持着一种均势。欧洲侧翼的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在努力确保欧陆均势的情况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英国的殖民步伐迈向浩瀚海洋,俄国扩张矛头指向广袤的欧亚大陆东端。军事力量、财政收入、地理位置以及政府的组织能力是这一时期影响各大国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3.17-18世纪的欧洲与世界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时主要反映的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欧洲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大国间的战争也已经开始影响到它们的海外殖民地,并对殖民地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英法“七年战争”加剧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盘剥,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兴起;而英法矛盾也给美国独立战争创造了一个有利时机。美国的独立不仅为欧洲敲响了警钟,给拉美殖民地以鼓励,而且也扩大和巩固了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舞台上日趋没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建立起直接统治,移植了大量封建主义因子,对拉丁美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非洲外围在这一时期被欧洲国家通过奴隶贸易卷入资本主义体系。

同美洲和非洲相比,此时的亚洲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运行机制足以挡住西方冒险家的步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时,也正是中国清王朝走向“康乾盛世”之即。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当时还以其“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而成为许多西方人所崇敬。中国没有也“毋需“注意欧洲的变化,更没有感到北美大陆上一个未来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不过,随着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的衰落,南亚则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印度的遭遇开始了亚洲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