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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秩序
中世纪(通常指公元500—1500年)的欧洲存在着以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的松散的宗教、政治关系。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领域显得十分混乱,各种政治实体如过眼烟云般轮番登场,它们几乎都与民族和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是一个由天主教会与世俗封建主联合统治的政治秩序。但是,1500年前后的欧洲政治版图宛如一件由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所织补的百衲衣,但是却不属于任何一方神圣,没有一位世俗的或宗教领袖能够一统欧洲。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是欧洲秩序的突出特征。因此说,此时的欧洲秩序还是尚未稳定的国际秩序。
1500年前后的世界,东亚各国偏居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它们以中国为中心,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经营、完善自己的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联系却广泛而复杂,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历史表明:“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神学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和亲和性,然而相互对立的宗教和政治利益却产生了一部对抗和战争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欧洲经常发现自己处于防御穆斯林军队进攻的地位,而且时不时地还要为生存而战。然而, 1500年前后,在欧亚大陆三个不同地区的内部,东亚的中国和中部的伊斯兰世界愈来愈闭关自守,走向僵化,与此同时,西部的欧洲却经历着空前、彻底的大变革,欧洲开始踏上了走出中世纪的旅程。
西欧的兴起
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里,欧洲人还看不出他们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独领风骚的前景。尽管欧洲人抱怨中世纪是“黑暗的一千年”,然而,正是在中世纪的漫漫千年里,欧洲内部孕育和积淀了它走出中世纪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展开、民族君主国的崛起、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兴起——逐渐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真切的现实,不再是飘渺的神话。
1.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整个欧洲摆脱了思想束缚和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做了思想上、文化上和舆论上的准备,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使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出现。国家主义(statism)是一种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经济上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政治上的加强王权是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重要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博丹和格劳秀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主要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所主张的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宗教改革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和英国宗教改革派。宗教改革后,随着新教势力的发展,天主教神权下的世界主权受到冲击和破坏,专制世俗王权得到加强和巩固。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方面使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的巨大束缚,为西欧在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步入资本主义时代做了前期准备,提供了必要条件,尤其是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兴起,加速了民族君主国的出现。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加剧了欧洲政治的分裂和经济上的竞争。其中的宗教改革对国际关系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丁•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以及天主教所做出的种种回应,无疑都产生了众多积极的影响,但它们引发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欧洲迅速分裂成不同的宗教体系,同时欧洲人彼此之间打着信仰的旗号迅速开战。”
2.民族君主国的出现
与中国一乱一治的王朝更替历史和延续数千余年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传统不同,欧洲(主要指西欧)的封建制表现为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中世纪,欧洲并没有民族的概念,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各国出现了向民族君主国过渡的趋势。民族君主国是15世纪到17世纪在欧洲形成和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它跟15世纪以前的城邦、王国、帝国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匡正了我们把现代国家当成人类文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存在的错误观念。在西欧民族君主国的形成过程中,专制王权的确立是最关键的因素,“王权与民族重迭,这是西欧的特点”,因此专制王权的建立是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标志。欧洲的民族君主国主要是在反对外族侵略和国内君主与贵族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民族君主国是在战争和暴力的铁砧上锻造出来的。
民族君主国的出现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生活。新兴的民族君主国拥有中世纪国家所没有的税收,他们可以组建军队进行统一活动, 而且避免了骑士阶层的壮大。火药炸开了封建主的城堡,扫除了商路上的抢劫者和勒索者,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君主国的实力。终于,在国内, 割据者变成了专以献媚国王为业的廷臣;对外, 再也没有人承认国家之上还有一个“世界政府”,国家成为国际行为的主体。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具备了。
民族君主国与中世纪的专制国家不同。专制国家在原则上不存在对内政治, 因为大多数国家得以维系靠的是一种封土封臣制的效忠感情。但民族君主国由于其本身得以建立靠的就是王权与某一集团结盟来反对另一集团,因而王权的无上性遭到了侵害。国王们不得不对付市民起义、城市自治,不得不在征税时同议会或三级会议商讨——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王就无法进行战争。民族君主国的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主权思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将国家主权提升到了一个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地位上。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16世纪)的民族君主国还不完全具备后来民族国家的特点。民族国家是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最终形式,是对共同的文化价值、政治信仰、经济基础认同的人民共同体,它是以拥有特定的领土作为该整体家园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民族君主国虽然具备某些条件,但还没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体制下不可能对普通民众进行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这种带来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才被激发出来。
3.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智力水平和认识水平,民族君主国的兴起也为西欧的扩张提供了政治组织上的准备,同时,西欧在中世纪期间经济技术的发展为西欧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欧洲经济的扩展主要体现在农业产量的提高、封建人身束缚的减弱、人口的增长和贸易的发展。欧洲通过改进耕作技术和发展大面积耕种来提高农业产量。大面积开发以前未曾耕种过的地区,又松弛了农奴制对人身的束缚。从14世纪的由于粮食歉收、饥荒和黑死病所造成的灾难阴影下走出来后,人口也得到了增长。欧洲本身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欧洲贸易的发展。贸易不仅在欧洲内部,而且也在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这就促使欧洲的商人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市场。
总之,15世纪以后开始了西欧蒸蒸日上的时代,黑死病的创伤已经痊愈,长期的战争也告一段落,西欧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人口大幅度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农民得到人身自由为海外扩张提供了一个松散的社会和易流动的人群。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发展使远程航行成为可能。同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渴望着海外殖民利益,新教徒由于受到教会的迫害也向往一个新的自由世界。欧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技术的进步革新,商务新技术的发明与改进,使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兴起在物质技术上确立了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优势地位。在以上诸多因素作用下,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探险活动——地理大发现开始了。
欧洲人致力于新航路的开辟的原因,除了促使欧洲兴起的诸多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穆斯林对东西方商路的阻碍和大西洋国家对地中海国家独占贸易的不满。此外,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基督教的十字军历史、世界宗教的伟大构想、为信仰而战的献身精神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理大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世界逐渐开始联成一个整体,各地区隔绝、封闭、独立发展的历史即将结束,全球时代逐渐来临。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民族君主国的出现、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历程中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孤立平行地发生发展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正是凭籍这些因素逐渐地确立了它在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领先地位。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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