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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后,大批汉人南来,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耕作技术。一是屯兵驻守来广西的,如前所述。二是唐宋以后,岭南既变成被贬官员流放之地,也成为政界中不得志者迁居之所。正如明代王临亭在《粤剑编》中所说的: “岭南瘴疠,唐宋以来皆为迁人所居,至宋之季,贤士大夫投窜兹土者更未易指数。"说明唐宋以后北方汉人迁来岭南地区已不是个别现象。三是一些“多智雄大之家"迁移广西。宋代侬智高起义被镇压以后,大批兵员留在广西,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邕屯全将五千人,一“.其二千人留州更戍"。不仅如此,朝廷还“择江浙湖湘负材多智雄大之家,迁居左右江平衍饶沃之地,使自力食,以渐化兹民,而民又一变"。鼓励这些江浙世家大族迁居广西左右江地区是为了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发展地方经济,但另一方面也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人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时期,北方战乱,广西由于没有受到大战祸的影响,因而北方有大量人口南移。到了明代,广西人口已经是“土七民三",即汉族占%的比例了。这些南来的汉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推动岭南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朝廷也比较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传播,把推广农业技术的好环作为考核官吏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唐武则天时提出:“田畴垦辟,家有余粮,所由官人,宜加考弟,功状优异者,别加升擢。"宋朝皇帝不仅要求各地方官重视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还身体力行。北宋大中祥符四年0011年),宋真宗看到江淮、两浙因旱水稻生长不好,就派人到占城国“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朝廷还将种植方法,用告示传播于民。宋真宗在玉宸殿亲自种植这种稻,与大臣们共同观察其生长情况,稻熟收割后,“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元代,朝廷组织编纂《农桑辑要》、《农书》等颁行天下,传播农业技术。
由于朝廷重视,派往岭南的官吏也比较注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推广农业技术。如前文已提到的唐景龙末年,王睃任桂州都督,奏罢屯兵,兴修水利,拦河筑坝,引水灌溉,开屯田数千顷,募民耕种。元和初,韦丹任容州剌史,“教民耕织,止游惰,兴学校",筑城“周十三里,屯田二千余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叨由于他在当地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因而深得民心,“没四十年,民心之不忘"。柳宗元在《龙城录》中有一篇《老叟讲明种艺之言》,说他在南迁高乡路上,遇到一位老农在路旁给一位少年传授耕作技艺。老农说:“深耕种,时耘时耔;却牛马践履,去螟塍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于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说明当时柳州一带,民间比较重视传播农业生产技术,而且从老农的谈话情况看,当地农民掌握的农田耕作技术比较全面,从深耕到密植、从中耕到施肥、防治病虫害等,都涉及到了。唐代,岭南地区还出现稻田养鱼、鱼稻两收的技术。唐刘恂《岭表录异》载:新州、泷州(今广东新兴县和罗定县一带)的居民,在山田中选比较荒凉平坦的地方用锄筑成田间界路,待到春雨下后,山丘中集了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 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这样“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 这算是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至今在桂北地区,仍有这种稻田养鱼的习惯,如侗族地区稻田养鱼的做法是:在大块稻田的中央,挖一直径两米、深两米左右的圆坑,称为鱼窝,坑口盖上绿树叶;人春耕田时,将鲤鱼或鯽鱼苗放养其中,待禾苗成长,鱼儿游到秧苗下吃害虫和杂草,鱼粪可肥田,如稻田浅灌或三伏天气候炎热,鱼群避人鱼窝。待到秋收季节,把水放干,即可用网往鱼窝中捞鱼,每亩田一般可打鱼斤左右。这种稻田养的鲤鱼,当地称为香禾鲤,每年在收割稻谷的同时,在田边烤香禾鲤吃,其肉肥嫩鲜美而且带有特别的香味,给人们的劳动带来无穷的乐趣
宋代广西水稻种植技术有了较大提高。桂中一带培育的称为“长腰米"的水稻品种享誉全国勹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象州“多膏腴之田,长腰玉粒,为南方之最,旁郡多取给焉。"(这里“长腰玉粒"指的就是长腰米即长腰稻。宋范成大在《劳畲耕》诗中有“长腰匏犀瘦"句,该诗原注:“长腰米狭长,亦名箭子"。匏即葫芦,匏犀即匏中之子。因匏犀洁白整齐,古人以此比喻美人之齿,《诗·卫风·硕人》:“齿如匏犀,螓首蛾眉"。这里用匏犀来比喻长腰米洁白瘦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钦州地区水稻种植情况,大概当时这里气候较暖和,每年自正月开始到九月,水稻“无月不种,无月不收",可分为早禾、晚早禾、晚禾和月禾等。“正月二月种者曰早禾,至四月五月收。三月四月种曰晚早禾,至六月七月收。五月六月种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钦阳七峒中,七八月始种早禾,九十月始种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种,名曰月禾"。由于水稻栽培技术的提高和适宜新品种的使用,当时桂西北地区也广种水稻。河池州一带,不仅种植水稻较多,而且在技术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当地的龙江两岸,“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
随着屯田开垦的推行和稻作技术的传播,进人唐代以后,广西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从朝廷增加和改变对岭南征收的赋税可以看出岭南粮食生产发展的情况。两汉时代岭南无赋税,晋及南朝对岭南也没有固定的税收制度,到唐代,岭南和全国各地一样,被征各种税。唐初实行租、庸、调的税收法,不仅所有各种税收岭南均要负担,而且其他地方没有征收的项目,岭南却有之。“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对其他地方征之以钱,而对岭南特别征之以稻米,而且所征赋税之量也相当大,“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33)这对岭南人民确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但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唐宋时代岭南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发展。岭南地区在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其他经济领域也有了发展,;因而在赋税种类方面比过去增多,负担也比过去加重。例如贞元八年(7年) ,朝廷诏“江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山东南道至于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滂主之"。“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木、竹、茶、漆尽税之。茶有茶税,肇于此矣"。其次是从军队粮食供应看当时的粮食生产情况。自唐以后,广西地区驻军粮食衣物等可以自给。唐时今广西为桂、容、邕三管,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三管中桂管戍兵1 人,邕管戌兵17m人,容管镇兵11m人,其“衣粮税"均“本管自给"。第三是从人民生活情况看当时粮食生产有了发展。关于唐代广西人民生活情况,史书记载很少,但从石刻碑文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如现存于上林县麒麟山的唐永淳元年(618年)刻制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存于上林县智城山的唐万岁通天二年(679年)的《智城洞碑》,两碑文均为壮族文人、地方首领韦敬办所撰。前碑描述了当时的澄州无虞县(今上林县)“黎庶甚众,粮粒丰储。纵有十载无收彝人从无菜色",“(田)桑滋耽,耕农尽力,斗争不起"。说明当时人口虽己增加,但生产水平已有了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比较丰富。后碑则描绘智城山“前临沃壤,凤粟与蝉稻芬敷",一派丰收景象。到处“歌莺转响,“.“.彩蝶翻空",人们“或击壤以自娱,时耦耕而尽性;清琴响亮,韵雅调于菱歌",35)安居乐业。而唐代韩愈作的《罗池庙碑》也描述了柳宗元任柳州剌史时当地“乐生兴业,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也是一派繁荣景象。这种描写可能是从统冶者的需要出发,不乏溢美之词,但总的说还是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一些情况。
南宋初期,广西稻谷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了当时广西稻米价格及外运等情况:“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 “.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富商以下价粜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谷贱价跌,大批稻谷被富商运销外地,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广西稻谷产量的增加。如前所述,唐代全国各种赋税广西都要负担,而且其他地区“租调以钱",而岭南则“税以米"。到了宋代,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广西的赋税更为加重,钱米均交。北宋元丰二年0m9年)广西提举刘谊对此有意见地说:“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林勋也说:“宋赋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据史料记载,宋代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在当时是规模很大的城市,其粮食全部由包括广南路在内
的东南9路供应。
从隋唐到宋元时代,广西各地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桂东、桂南等大部分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桂西边远山区则比较落后,有些地方的农业仍是刀耕火种,个别地方水稻不移秧,不灌溉,不施肥,也不耕耘。据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八《月禾》记载:“钦州田家卤莽,牛种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不移秧疒“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该书卷三《惰农》也说,当时一些地方只开垦那些“水泉冬夏常注之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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