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唐後期的經濟發展

  1、安史亂後的財政情況與措施，見教材436-438頁。

    【（1）戰亂時很多地區租庸廢置，戰亂後面臨的是舊有財政體制已遭到了很大破壞；許多地區絹帛代替貨幣，沒有金屬貨幣可流通；關中漕運不供：玄宗時關中糧一鬥二十文，而安史亂後的廣德二年（764）鬥米一千文，上漲了五十倍。

    （2）亂後軍費大增。因安史降將田承嗣（魏博）、李懷仙（盧龍即幽州），李寶臣（成德）割據河北（這就是素謂“河朔三鎮”），朝廷在河南、山東、荊襄、劍南佈置重兵，防備少數民族（吐蕃、南詔）和北邊割據勢力。藩鎮租賦不上繳，而一旦朝廷調用兵力，則軍資（出界糧）均由朝廷支出，這就加劇了唐朝政府的財政困難。據統計：天寶十三載（754）全國戶口近九百萬，而肅宗乾元三年（760，當時安史之亂尚未結束）就降到了一百九十三萬；而代宗大歷年間（766—779），政府只掌握了一百三十萬（直到唐亡，政府也只有四、五百萬戶，遠沒有達到開、天盛時狀況），而這些戶口當中不課口（有各種官爵名份的人）又達80%，剩下課戶的負擔可想而知，因此，課戶大量逃避。據《通典》卷7《食貨典七》“丁中”條：逃避課役的方法有：“假名爲仕，托迹爲僧，占募軍伍，依傍豪族。兼諸色役，萬端蠲除”；而富家又以“浮寄戶”、“寄莊戶”、“寄住戶”等名義逃租課徭役或只納輕稅（因爲開元括戶時規定對浮寄戶和客戶實行優待蠲免）。

    （3）朝廷爲維持財政收入，只好實行各種攤派，以致“科斂之名，凡有數百，廢者不消，從者仍繼，新舊仍積”，民庶竟至“旬輸月送，無有休息”。據兩唐書《楊炎傳》說：於是農民“負繈逃亡”，“鄉居地著者百不什五”，這種狀況延續了近三十年。地方當局還“據其虛額，攤及鄰保”（保甲制，爲加強控制，強迫鄰里互相擔保）。大曆五至八年（770—773）獨狐及任舒州刺史，他在《答楊賁處士書》中說：“昨日據保簿數，百姓並浮寄戶共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

2、政府應付財政困難的措施

    主要就是先後用了三個計臣：第五琦、劉晏、楊炎；實行了兩項措施：榷鹽制和兩稅法。榷鹽就是將食鹽這種特殊商品規定爲由國家專賣，不許他人隨便經營，同時將這樣一種民生必需的特殊商品定以高價，以便政府從中獲取高額稅收（增值稅）。

    【（1）第五琦的財政改革：

    A、榷鹽。顔真卿任平原（今德州）太守，在河北抵抗安史叛軍，就以專賣景城之鹽作爲經濟來源。第五琦當時爲北海（今山東濰坊）太守賀蘭進明帳下錄事參軍，如法炮製，因而能以重賞募勇夫，於是收復淪陷郡縣。賀蘭進明派第五琦報告肅宗，肅宗即拜第五琦爲“諸道鹽鐵鑄錢使”，讓他主持施行榷鹽法：凡山海井竈産鹽之處，均設“監院”主持；除舊有業者之外，並吸收流民浮人爲亭戶，免其雜徭，全都隸屬於鹽鐵使，禁止盜煮私賣食鹽；亭戶産鹽由監院統一收購，榷價（即規定壟斷價、專賣價）由州縣鹽官去出售。大抵原收購價爲十文錢一鬥，而榷價要加一百文，即售價至少爲一百一十文。】

史書記載：第五琦榷鹽，“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榷鹽避開了地方藩鎮，在地方租賦被藩鎮霸佔控制的情況下，另辟蹊徑增加了中央的收入。到代宗大曆（766—779）末年，鹽利已經占到了全國年總收入的一半。

    【B、鑄錢。乾元二年（759）第五琦任宰相，認爲國家財政收入減少的原因之一是市面上通貨不足，造成市場上“幣重貨輕”，於是奏請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次年又鑄“乾元重寶”重輪大錢（肉有二郭），一當五十，用以賞勳官，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唐朝在絳州（今山西新絳）放肆鑄錢，引起通貨膨脹，盜鑄大興，以致“貨輕物重”，米鬥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第五琦因而得罪貶官。

    （2）劉晏的財政改革：

    《三字經》裏有：“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就是此人。曹州南華（今山東菏澤一帶）人，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繼第五琦之後，自肅宗上元元年（760）至整個代宗一朝的二十年間（760—779），長期充任有關財務的度支、轉運、鹽鐵、鑄造等使。其財政措施詳見《通鑒》卷226，德宗建中元年（780）“荊南節度使庾准希楊炎指”條（7284-7頁）。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A、行常平法。劉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以養民爲先。”於是在各道設有巡院，有知院官，每十天或半月將天氣、收成情況報告中央，若豐收則貴糴，災減則賤糶，並預先予以若干蠲免。又根據各地物價漲落，賤買貴賣，平抑物價（有似今日各國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私人炒賣就叫投機。股市則不同，有期貨性質，風險大）。結果是市場穩定，民得安居樂業，戶口大增，財賦歲入增加兩倍。

    B、進一步完善榷鹽法。産鹽地區設鹽官，撤消銷售鹽官。鹽官購鹽後加榷價賣給商人，任其所之，禁止地方加通過稅。最初江、淮海鹽之利僅四十萬貫，到代宗末年，增加到六百萬貫，“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C、整頓漕運。安史之亂後期，唐朝的財政支柱幾乎完全仰仗東南財賦，但運河受到戰爭破壞，運河沿線戶口流散，漕運不能暢通。劉晏採取措施，發展了開元末年裴耀卿的分段轉輸法：江船到揚州，汴船到河陰，河船到渭口，渭船到太倉，“其間沿水置倉，轉相受給”，大大減少了漕運虧損。對船工也做了變革，不再徵發役夫（雜徭），而改用鹽利雇漕工，組成船隊，由軍隊押運，保證了途中的安全，“至長安不損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