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隆崇進士詞科之選

 關於武後時期隆崇進士科的一些資料，我們前面講科舉制時已經提到了，我們的教材裏也提到了這些由徐松《登科記考》而來的統計數位。除了陳寅恪先生從文化史觀的角度對武則天隆崇進士科所作的評價外，《康橋中國隋唐史》也從社會功能的角度對此作了另一番評價。《康橋史》提供了另一組統計數位：科舉考試——尤其是進士考試——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功名的取得正在迅速變成取得高官厚祿的標準資格，標誌之一就是，有功名者占宰相的比率從高祖時的7%上升至太宗時的23%，至高宗、武後時上升至35%，而武周朝已達到40%。此外，科舉制可作爲一種重要象徵。對一切有資格參加（科舉）的人來說，特別對作爲大部分中試者的低級貴族來說，它就是提高社會和經濟地位的關鍵。對高級貴族來說，它是保持他們地位的最重要手段。它推動了這兩個集團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們以前那些地方的、離心傾向的特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後，考試普遍地促進了文學和教育。準備考試的人遠遠多於通過考試的人，有資格當官的人遠遠多於當官的人，在686至689年（垂拱二年至永昌元年）期間，當時的魏玄同估計，有資格當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職。這樣就留下了大批可用於地方一級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無官守的候補者。

    【最近看到一篇叫《科舉制度與唐代教育危機》的文章，發表在《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上，其基本觀點是“教育事業被納入到完全爲封建官僚政治體系服務的軌道，意味著其社會地位下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洋洋兩萬余字的文章，所用資料全部都是唐人談學校弊端的一面之詞，而分析所用觀點全是今人對現代教育的要求。不僅缺乏歷史感，基本觀點就很片面、陳舊。難道教育除了傳授知識的功能，就不能有培養素質的功能嗎？難道教育除了培養專家，就不能培養講究戰術、策略的營銷人員和社會活動家乃至具有戰略眼光的管理人才和政治家嗎？ 

    我們這裏介紹幾種有關評價武則天隆崇進士科之歷史意義的觀點。

    第一種是《康橋中國隋唐史》的觀點，基本上已反映在上述他們對科舉制度社會作用的評價裏了，即：

（一）中舉士人（新官僚）大部分是下層貴族，有的甚至是高門大戶，而並非主要是寒族或者說新興的普通地主。（11-15頁）

    （二）貴族的社會影響保持的要比一般認爲的要大，時間更長。而官僚集團內的黨爭很可能産生於職能集團（如中央官員和地方官員的區別）的分歧。而不是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爲社會集團（高門士族與普通地主）的對立。（同上）

    （三）武後並未有意識利用科舉吸收新的政治精英。統計數位顯示，不僅中舉的寒人（普遍地主）爲數很少，而且在武後當政期間，有十年根本就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這在整個唐朝都是非常罕見的現象（272-3頁）。

    （四）晚唐的情況更複雜，有大批官員是通過“辟召”方式在地方政府或專門的司署任職的。這一發展遠比科舉制度更能爲衆多的人提供擔任公職的機會和開闢提高他們社會地位的途徑。科舉在唐代並不是對任何有才能的人都開創了前程，它只是向高門大姓提出了挑戰。正象許多應試士子是貴族子弟那樣，許多通過辟召而任公職的人同樣也是受過教育的精英人物。舊貴族世家也繼續提供官員和高級官職的補缺者，直到唐末都是這樣。（21-2頁）

    第二種是以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爲代表的日本學者的觀點。內藤虎次郎的基本觀點是：唐代和宋初代表著中國“中世”期的終結和“近世”中國的開始。這就是大致仍以王朝劃分的所謂“唐宋時代變革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在更長時期起作用的歷史趨勢，與科舉制歷史意義有關的內容是以下幾點：

（一）在漢朝滅亡以後的漫長的大分裂時期，中國已被若干貴族集團控制，某個統治王室不過是一個特定的、暫時爲帝的貴族氏族。

    （二）隋唐時代，隨著全國的統一，這種狀況起了變化。貴族的力量逐漸衰弱，他們在政府的地位被職業官僚所代替，這些職業官僚依靠自己才能和教育程度並通過科舉登仕成了統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是本社會集團的代表。這樣就擴大了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使出身於小家庭的人也能進入官場。舊貴族逐漸消失。

    （三）隨著政府官員的這一變化，皇帝的地位也改變了，他再也不僅僅是貴族精英中的第一號人物，這些貴族精英中的一些人（如在唐代）甚至藐視皇室，認爲它是社會的暴發戶。由於有了依靠王朝才能取得官職、權力和勢力的官僚集團，皇族現在以一種嶄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會之上，同時皇帝開始逐漸地擴大了他的專制權力，它在明代而達於極點。結果是皇帝與社會之間、皇帝與他賴以進行統治的官員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擴大了。

第三種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的觀點。】

我們前面講過，陳寅恪先生說過：“是以論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爲時代劃分界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文化衝突引起的社會演變。陳先生特別重視武後隆崇

進士詞科的歷史意義，他的主要意見是：

（一）因武則天不屬於關隴集團，“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對該集團所奉行之君臣、將相、文武緊密結合的政策進行破壞，“如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遂産生了一個以科舉文詞進用、依附並效忠于皇室的士大夫階級官僚集團。於是唐代政治事件無不與此有關，如皇室與貴族分別，將相文武分途，中央與地方分立；乃至府兵之廢除，蕃將即胡化武人割據方隅，宦官專權等等，無不因此而起，而形成于玄宗之世。

    （二）唐中後期“牛李兩黨之對立，其根本在兩晉、北朝以來山東士族與唐高宗、武則天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

    （三）這一攘奪替代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政權尊位的新興階級，主要就是“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于爲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

    【請注意，陳寅恪先生並沒有說這一新興階級就是寒人庶族。陳先生說武則天出身山東寒族，是相對於她的政治對手關隴貴族而言的，並不是說她就是寒門庶族的政治代表或一意提拔庶族寒門。所以也不排除貴族精英參加科舉進入仕途，但那從文化史觀的角度看就是背異故舊而成爲新貴，這才是武則天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即使武則天在她後來的生活中對自己與“貴族”沾親帶故（她本來就是李唐的皇后）很所欣嘗，也不能否認她與關隴集團有過嚴重的利害衝突，從而需要依靠其他力量給對手予以打擊，這就扶植起了一批新貴。

    陳寅恪先生的弟子汪篯先生和我們的教科書基本上是採用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但是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認爲武後提拔的這些“新官僚”就是新興的商人和普通地主。《康橋隋唐史》的編者認爲這一分析“很無說服力”（頁117）。究竟如何，同學們可以研究、討論。】

    武則天隆崇進士詞科之選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直接利用所謂“北門學士”來處理朝政。

    我們講中央官制的時候提到過，唐朝宮城在長安城的北部。宰相議政的政事堂及中書、門下內省在宮城內南部，外省、尚書省及六部、司監則在宮城之南的皇城內。只有宮臣內侍出入宮掖，常在宮城北部。宮城北門即玄武門，爲宮臣內侍出入後宮所經，所以也借指後宮。武後爲了幹政方便，以修書爲名，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爲她起草制敕，協助決策，實際相當於宰相的職權。這樣一個秘書、顧問班子，被當時人稱作“北門學士”。他們在協助決策的同時，也爲武後草 擬以她的名義發表的作品，如《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

    這種宮內禦用文人到玄宗開元年間就發展成了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承旨與中書舍人知制誥又形成了內外官之別，這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親而疏的發展規律。由於這是憑文詞章句能力而接近人主的一條捷徑，也有很多人因此得登相位，於是進士詞科更加爲人所重。〖我們在《全唐文》中能見到一些人的文集（如張九齡、李德裕）都收有爲皇帝所撰詔敕，就是這種制度下的産物，因爲這些作者都曾任集賢院或翰林院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