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則天稱帝

  貞觀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其第九子李治即位，是爲唐高宗。唐高宗統治時期，皇后武則天逐步登上政治舞臺，並且成爲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是武士（並州文水人，曾參與高祖起事）之女，十四歲入宮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後，她入感業寺爲尼。高宗即位又召她入宮，封爲昭儀。

    永徽六年（655）高宗欲廢王皇后（並州祁人，太原王氏）而立武氏爲後，關隴集團長孫無忌以及褚遂良、于志甯反對，南士許敬宗、李義府支援冊立，山東豪傑的代表李勣認爲“陛下家事”，其實就是贊同，高宗便下了決心。顯慶年間（656-659），武後先後流放褚遂良，逼長孫無忌自殺，排除異己。此後高宗因體弱多病（“多苦風疾”），武後乃“決百司奏事”，遂開始了長達四十六年（660-705）的先稱制，後稱帝的統治過程。

【《通鑒》卷200，高宗顯慶五年冬十月條，“後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牟。（胡注：史言後移唐祚，至是而事成。）”（6322頁）同書卷201，高宗麟德元年（664）十二月，誅上官儀，“自是上每視事，則後垂廉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6343頁）“上元元年（674），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後，天下之人謂之‘二聖’。”】

弘道元年十二月（683）高宗去世，

〖十二月甲寅朔（西曆12月24日），丁巳（12月27日）改永淳二年爲弘道元年，高宗死，故弘道元年在西曆683年僅有五天〗

中宗繼位，武後稱制；次年正月改元嗣聖，二月廢中宗立睿宗；載初元年（690）九月革唐爲周，稱帝，改元天授。武則天由立爲皇后到稱帝，曆三十六年經營！武周政權又持續了十五年之久（690-705），所以，武則天操國柄實際近半個世紀，其中政治局演變，使唐朝中國進入全盛，值得研究。

〖近見王滌武《武則天時代》（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可能是想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寫得還不錯。大人物是時代的産物，同時又推動了時代的發展，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社會最具時代特點趨勢究竟是什麽？或者說，時代賦予大人物的歷史任務是什麽？歷史人物只有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評價才最有意義。（武則天時代的特點：民族融合、文化整合、新大一統、社會轉型）歷史學的思維訓練特別注重從社會發展和時代背景的角度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進行比較、加以鑒別。例如：同是伐高句麗，爲什麽隋敗唐勝？同是棄絕關隴集團和激進漢化，爲什麽煬帝敗亡且引發大亂而武後成功且進入盛唐？等等〗

    武則天作爲空前絕後的一代女主，處在唐代中國社會的變革時期，她適應發展，鞏固和加強統治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條：

   （1）改《氏族志》爲《姓氏錄》

據《新唐書》卷95《高儉（士兼）傳》，事在高宗顯慶時：

【 “許敬宗以（《貞觀氏族志》）不敘武後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乃奏請重修，乃以後族爲第一姓，其餘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改稱《姓氏錄》。“當時軍功入品者，皆升譜限，縉紳恥焉，目爲‘勳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 】

    這件事如我們的教材所說，全爲武則天主使。武則天家族淵源難於詳考，但從《新唐書》卷74上《宰相世系表》武氏條所載，其族人數不多，可知非山東大族；其父武士據本傳及《太平廣記》卷137，徵應類·武士條所記爲一木材商人，投機致富，顯然不是高門。所以陳寅恪先生斷言武士“本一商販寒人”，而武則天其實出身于“關隴集團外之山東寒族”。奪嫡之際，武則天的對手王皇后乃太原王氏，山東高門；本爲唐皇室舊姻，高祖妹同安長公主下嫁隋州刺史王裕，爲後之從祖；後之外家柳氏爲關中郡姓，故爲關隴集團所支援。而武則天在爭取立爲皇后的鬥爭中得到了山東豪傑集團強有力的支援，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崔（義玄）、許（敬宗）、李（義府）等雖贊成立武瞾爲皇后，然其位望決非徐世勣之比。所以，武後得勢，貶抑關隴集團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們的教材說是武則天爲了取得普通地主的擁護，以擴大自己的勢力，也注意滿足他們要求參政和取得社會地位的要求。對社會集團進行階級分析不失爲一種方法，但是我們在這場鬥爭中並沒有看到所謂“普通地主”顯示的力量，武則天本人更不可能“自覺”主動地認識到某一個階級的利益而爲之充當代表人物。事實很可能象《康橋中國隋唐史》所說：“她（武後）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級官員的不滿情緒和抱負來幫助她取得權力，後來則報答了他們的支援。只要這些個別人對她不再有用處，她就會馬上棄之如敝履，貶黜他們，甚至毫不猶豫地處死他們。”我們過去過分強調了階級分析方法，其實未必可以到處適用，比如伊朗的原教旨主義復辟、兩伊戰爭、東西德合併、蘇聯解體，是不是都可以用基本矛盾的理論去解釋呢？當然我們也不是就轉而強調偶然性，無規律可循。只是人畢竟不完全等同於物，個人原因背後起作用的因素或許要在更長期更大範圍的文化背景上才能顯示出來，不象自然科學的規律那樣簡單、直接、明顯。

不過，《康橋隋唐史》說武則天出身是什麽“當地地位很高的傳統士大夫家庭”，甚至是“貴族”出身，恐怕就未必了。事實上，儘管其父武士在唐初因戰功成爲政治新貴，但社會門第太低，所以當時褚遂良反對立武氏爲後時就說：“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

    《姓氏錄》並不是《貞觀氏族志》的簡單改動翻版。貞觀《氏族志》只是部分壓制了世族，它提高了皇族的地位，但其他門第等級依然如故。舊門閥雖然“才行衰落，官爵陵替”，卻仍能“借蔭得官，高目標置”，九品官人清流美職，盡由他們佔據。而庶族寒人儘管積有勞考，卻只得濁職，甚或沈迹下僚，不得入流。《姓氏錄》卻不然，它在提高武後姓氏地位的同時，完全打破了舊有的所謂“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界限，一律按官職品級定等〖參《舊唐書·職官志一》，無論散、職、勳、爵，一律劃入九品〗，乃至“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官品面前人人平等，這在主觀上可能是爲了打擊政治對手，但在客觀上是提高了普通地主的社會地位。有點象資產階級革命，爲了反對封建特權而提出“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原則，動員全社會起來反對政治對手。一旦自己上臺成爲統治者，這些口號又爲對手所用。“爲民請命”這類口號好象在階級社會裏總可以用，換湯不換藥，“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陳寅恪先生稱永徽六年（655）冬十月乙卯立武後詔的發佈“在吾國中古史上爲一轉捩點”，“武後掌握政權，固不少重大過失，然在歷史上實有進步之意義，蓋北朝之局勢由此而一變”，

【“蓋西魏宇文泰所創立之系統至此而改易。宇文氏當日之狹隘局面已不適應唐代大帝國之情勢，太宗以不世出之英傑，猶不免牽制于傳統之範圍，而有所拘忌（關隴集團；貞觀《氏族志》有樹立新門閥的意圖，等等。——引者）。武瞾則以關隴集團外之山東寒族，一旦攫取政權，久居洛陽，轉移全國重心于山東，重進士詞科之選舉，拔取人才，遂破壞南北朝之貴族階級，運輸東南之財賦，以充實國防之力量諸端，皆吾國社會經濟史上重大之措施】

而開啓數百年以至千年後之世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