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新文化运动后期对西方文化弊病的分析

 新文化运动后期对西方文化弊病的分析

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梁漱溟基本上是赞成欧化派的观点的话，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梁漱溟则开始了对西方文化弊病的分析、批评。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势提出了大胆预测。正是这种大胆预测，使得他与欧化派区别开来。

梁漱溟早期文化观的核心是“三种路向说”。他认为，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生活的样法，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遇到问题，向前面下手，改造局面，也就是奋斗的态度。第二种是遇到问题，随遇而安，不求奋斗，而是求自我的满足。第三种是遇到问题，就想取消问题和要求。

梁漱溟将西方、中国、印度文化分别作为这三种生活态度的体现，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路向——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路向——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

从“三种路向说”可以引申出：世界各国要想发展经济走现代化之路，要想实现政治民主和个性解放，就必须走第一路向的结论。事实上，梁漱溟也主张走第一路向是当时中国所急。

如果仅仅如次，梁漱溟与西化派就不存在文化观上的分歧了。与西化派不同，他将对西方文化的肯定限制在“现在”时，而将对中国、印度文化的肯定推移到“未来”时。他认为，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变化，其趋势是：在当下即“现在”，世界都应走第一路向，都应向西方文化学习；而在“最近的未来”，世界将转向第二路向，即以前的中国文化所体现的路向；到了“未来”，世界文化将转向第三路向，即以前的印度文化所体现的路向。他将文化的发展看作一个过程，在时间的长河中，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价值绝不像西化派所认为的那样，只能送进历史的博物馆，而是应该予以恰当的肯定。这种肯定不是指器物、制度、学术等，而是指“人生态度”，在梁漱溟看来。“人生态度”是无所谓进步落后的。

梁漱溟的上述观点的独特、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对中国、印度文化只是予以历史的肯定，但却否定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梁漱溟的观点恰好相反，在他看来，中国和印度文化都具有早熟的特征，因此在历史上难以完全满足这些民族生活的需要，以及解决这些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然而，中国、印度文化的观念、态度却是未来世界各民族所需要的，因为它有助于解决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在未来遇到的问题。

梁漱溟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以及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它促使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西方近代文明进行重新认识。

梁启超1919年赴欧洲考察，在一年的时间里，目睹了一次大战后欧洲的衰败与惨状，经过反复思考与省察，归国后写出了《欧游心影录》，1920年3月至8月在《晨报》上连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梁启超告诉国人，当时的欧洲充斥着“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论调：“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作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们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当时的欧洲思想界人士对东西文明的认识，对中国思想界触动甚大。梁漱溟也同样受到了这些言论的影响。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到：“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说中国文化如何的好。……后来梁任公从欧洲回来，也很听到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反感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

    诚然，并非西方思想家全都持以上观点，但像杜威、罗素等一流的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并主张东西文化调和的意见，足以代表西方文化内部的一种思潮，从而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并对中国的文化讨论发生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