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师:刘萍萍 / 谢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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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化运动前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
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梁漱溟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是建立在科学与民主两个基点之上的。
比起西方文化的“科学”来,他认为:“我们虽然也会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但是我们的制作工程都靠那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梁漱溟对西方科学精神的肯定跃然纸上。
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予以批评:“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得有,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中国“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
比起西方文化的“民主”观念来,他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总想天下定要有个作主的人才成,否则岂有不闹哄的?闹哄起来谁能管呢?怎的竟自可不闹哄,这是他不能想象的,闹哄怎的可不必要有个人管,这也是他未从想象的。”“中国人看见西方的方法没有一个作主的人,是很惊怪了,还有看见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也是顶可惊怪的。”“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作主拿主意,但其势必致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作主而不由个个人作主了。非只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的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因此,梁漱溟将中国的政治生活原则概括为“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而西方政治生活的原则则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个人的事都无过问的权”。
在对西方民主精神予以热情赞扬的同时,梁漱溟主张应对中国人的传统政治观念进行改造,而且这种改造具有急迫性和必要性。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政治上仍然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
由上分析可见,梁漱溟不仅不反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而且对西方文化中的精髓——自由、平等、权利有着热切的期盼。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东方文化的弊病也是毫无顾忌地予以批评揭露。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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