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思想已影响其“多半”人。1920年蔡元培校长赴欧考察，“北大同人为之饯行，席间讲话，多半认为蔡先生此行，于东西洋文化之沟通关系颇大，蔡先生可以将中国文化中之优越者介绍给西方去，将西方文化之优越者带回到中国来。”

鉴于当时西方文化出现的危机，与欧化派不同，梁漱溟主张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吸纳应当是有“拣择”和“修正”的。因为“西洋人从来的人生态度到现在已经见出好多弊病，受了严重的批评，而他们（指陈独秀等人）还略不知拣择的要原盘拿过来。虽然这种态度于今日的西洋人为更益其痛苦，而于从来的中国人则适可以救其偏，却是要修正过才好。”可见，梁漱溟对待东西文明的态度是十分明智的。

在有“拣择”和“修正”地对待西洋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梁漱溟提出了三点“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以上三点应持的态度，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在此处只有赶紧参取西洋态度，那屈己让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佛教？

梁漱溟认为，“屈己让人”的第二种态度和“息止向前”的第三种态度在“此刻”（当时）都不可取，因此，他批评“旧派”人士不能“全盘承受”科学与民主精神：“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所以我尝叹这两年杜威、罗素先到中国来，而柏格森、倭铿（wo1keng1）不曾来，是我们学术思想界的大幸；如果杜威、罗素不曾来，而柏格森、倭铿先来了，你试想于自己从来的痼疾对症否？”

在梁漱溟看来。既不能像“旧派”人士那样拒绝接受科学与民主精神，也不能像“欧化派”那样对西方文化不加任何“拣择”和“修正”：“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

如何在吸纳的同时又有所修正呢？梁漱溟说：“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这即是孔子所说的“刚”。“奋往向前”是第一路向，而“同时排斥向外逐物”则是对提倡“奋往向前”的一种修正，亦是第一路向向第二路向的“过渡”。“现在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帐，有所为的而为，……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

由上可见，梁漱溟的文化观的主要思想其实是主张“当下的西方化”和“未来的东方化”。这种文化观，是建立在对当时东西方文化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深刻把握的基础上的，因而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既不影响他在“当下”采取第一路向，“全盘承受”西方化，也不防碍在“未来”采取第二路向，以提防第一路向的“弊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