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发生现代转换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骍、嗣糜，字希强（疆）、适之。别号铁儿、胡天、藏晖室主人、冬心、蝶儿、适庵。笔名：骍、铁、适广、天风、藏晖、笑。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上海。原籍徽州府绩溪县上庄村。早年毕业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作为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学生赴美留学，为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首举文学革命义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由他开创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先河。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市主持院士会议时，由于心脏病突发逝世。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先秦名学史》（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三集）、《胡适论学近著》等。

胡适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余英时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指出：“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这是他在1959年给胡光麃信上的话。原信影印本见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新闻天地社，第六版，1972年，页三八0。）到1962年在台北中研院的酒会上遽（ju4）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在这40多年中，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

中国近现代哲学是从中国传统哲学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根荄。中国现代哲学虽然植根于传统哲学的土壤之中，但是，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还是有着质的区别。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是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包括哲学观、哲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思维方式在内的整体转换，这种转换是与时代主题的变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国哲学自身内部的演化发展勾连在一起的。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深谙（an2）实验主义之旨，但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学者，又力图接续上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使之在输入实验主义的同时，又对实验主义加以改铸，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中国化。胡适的这一工作，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胡适的努力，为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换奠定了基石，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这块里程碑既是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的路标，也向人们展示着中国哲学自身演化的路向。

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史上，虽然无数的先哲不乏睿智的哲学思考，但“中国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的建立，则是近代的事情。20世纪初，随着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范畴及与之相关的一套学术规范的引进，中国学者才开始用“哲学”和“哲学史”等概念来表述和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相关思想和内容。而胡适于1919 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则对中国哲学研究新范式的确立起了典范作用。从此，哲学研究范式取代经学研究范式，成为现代学者审视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主要方式，其影响几乎支配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

用西方实验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始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事实上，在胡适的这一著作问世前，已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六卷）出版（中华书局1916年版）。然而，由于胡适的著作在方法论上有革命性的突破，因此开创了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因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具有创始之功。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胡适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与他建立的中国哲学研究新“范式”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这种新范式的出现，才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这种新“范式”，（“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的。范式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基本上蕴涵了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广、狭二义：广义上的“范式”转换，涉及到整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values，and techniques）的改变；狭义上的“范式”转换，则意味着它起到了“示范”（shared examples）的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许多待以解决的新问题。对此，胡适自己也认为：“（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

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既意味着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换，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同样发生了“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使得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现代哲学阶段。它以其研究范式的新颖与中国传统哲学区别开来。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说是最先具有现代理论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较之诸如明清学者的“学案”、“宗传”以及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的“诸子学”等，其诠释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大纲》在新的时代和观念背景下，用新引进的学术规范，对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进行了历史的、学术的改造和诠释。

首先，依据西方学者的科学分类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划分，构筑了一个可以涵摄中国历史上义理之学主要内容的理论构架。胡适在经过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将中国哲学的内容范围确定为六个方面：（1）宇宙论——与实验主义关系密切的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2）知识论——知识的范围、作用和方法；（3）人生哲学——人生应该如何思考和行为；（4）教育哲学——怎样使人具有知识和德性；（5）政治哲学——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和管理；（6）宗教哲学——人生有何归宿、人类的终极关怀。以上六个方面的内涵都与人生问题相勾连。哲学史内容的确定与胡适给“哲学”所下的定义是一致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给“哲学”下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概括的六个具体的人生问题，实质上是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构架了涵摄中国哲学。由于胡适的分类、概括，将在古代中国哲学家那里还是混沌、整体的哲学思想就被解析开来，并重新被构建成为有一定系统的、可以被逻辑地把握的思想体系中的有机成分。

其次，援引西方哲学的观念，梳理和明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义理之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孔子哲学的核心范畴——“仁”、老子哲学的轴心概念——“道”，都予以明确的、超出传统的训诂学（语义学）意义上的界说。认为“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Law of Nature）”，并将庄子的“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诠释为“生物进化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在一种新的理论构架中呈现出条理和系统，使得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原本还缺少明确规定性的某些混沌模糊的观念以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的形式明晰地彰显出来。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劳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力图对黑格尔批评中国古代哲学还“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没有概念化”的指责作出的积极回应。胡适对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改造，是深受实验主义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实验主义方法影响的反映。胡适还将实验主义方法与中国古代的考据学结合起来，把哲学史研究的终极目标确定为，通过对史料的有一定原则的取舍和具体方法的整理分析，“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同上书，第10页）这也正如冯友兰先生后来所说的：“使写的历史与实际相合，作到一信字而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是中国史学所固有的（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传统），它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中国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奠定了现实的基础。统而言之，胡适是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阈中，去梳理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是在援引西方哲学观念的基础上来界定、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是将符合历史上哲学家思想学说的“真面目”作为最高学术目标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基于中西哲学比较的立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现代诠释的范式。

第三，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还体现在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作为哲学探究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

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不像什么是数学、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化学等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答案。什么是哲学？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个不同的答案。

在古希腊人看来，智慧的首要问题即是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或“始基”问题——变动世界中的绝对可靠的根基问题。只有找到了这一根基，人们的生活才得以踏实，人们的心灵才得以安顿。在中国哲人看来，智慧的首要问题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至于怎样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一个见智见仁的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胡适认为：“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颇有开山的作用”的著作，胡适的问题意识是十分自觉的。研究哲学史首先必须要说明“什么是哲学”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来自胡适对中西文化、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第四，胡适还将什么是哲学史、哲学史的目的、治哲学史的方法等问题作为哲学探究的主要问题。胡适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并认为哲学史的目的有三：明变、求因和评判。“明变”是“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求因”；“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

胡适在此将哲学史的内容视为：按照“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的“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这种对方法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使得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识空前提高。同时，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三个目的的论述，也充分彰显了哲学史应该尊重客观历史和效果价值、注重客观评价的现代意识。

第五，胡适认为要达到哲学史的三个目的必须在“述学”上下“一

番根本工夫”。

所谓“述学”，即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步，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

在胡适看来，之所以要弄清各家“学说的真面目”，就因为古人读书编书不细心，往往将不相干的人的学说并如某人的学说；或把假书作为真书；或把后人加入的篇章，作为原有的篇章；或不懂得古人的学说，遂致埋没了；或把古书解错了，遂失原意；或各用己意解古书，闹得后来众说纷纷，糊涂混乱。有此种种障碍，遂把各家学说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至于哲学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时代，古人也最不留意。老子可见杨朱；庄周可见鲁哀公；……此类笑柄，不可胜数。哲学家的时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们思想的传授沿革？因此，胡适非常重视史料的考证和整理。并将整理史料的方法归纳为“三端”：校勘、训诂和贯通。

“校勘是书的本子上的整理，训诂是书的字义上的整理。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意义。……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形成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体系）

    胡适以上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新范式的确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确起了典范作用。从此，哲学研究范式取代经学研究范式，成为现代学者审视和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一种主要方式，其影响几乎支配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

由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对于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确实功不可没。特别是在20世纪初，在“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初创时期，在西方哲学具有绝对话语霸权的理论背景下，确实具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也必须看到，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诠释中国古代的义理之学，其有效性和合理性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在普遍的哲学观念中如何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性（特殊性），就成为继胡适之后中国哲学研究者在理论上遭遇的一道难以解决的学术课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特质的探究，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讨论，90年代至今，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逐步转向立足于哲学思考的普遍性，来对“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概念和学科定位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从而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寻找新的理论根基。这种反思，对于中国哲学在哲学观上走出西方哲学中心论，摆脱自50年代以来的教条化的研究模式，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思，不仅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视阈的拓展，而且还标志着自胡适开创、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新一轮的范式转换又开始了。

然而，尽管胡适确立的研究范式在今天看来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着特殊的理论贡献。这种贡献主要表现为拓展了中国哲学的研究主题、革新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中国哲学的新的理论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