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知行范畴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演变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传统哲学的范畴大多已不再继续沿用，然而知行范畴却依然置身于其中，其内涵则经历了由传统向近现代的嬗变。这一历史过程是以凸显面向社会现实和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为轨迹的。

中国传统哲学对知行关系的探讨概述：孔子提出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在一定意义上把“行”看得比学文（知）更重要。他还说：“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主张言行一致、知行统一。

老子否认行对于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原因在于他所说的知，是与具体的天地万物不同的知——“道”（具有抽象性、超验性）而道是视之不见……，因此，“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认识道、把握道的方法只能是“静观”、“玄览”，（十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有神秘主义的意味。

墨子的三表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对“知”的检验功用。

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认为：“行”高于“知”，能够检验“知”。“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行之，明矣。”而能“行”，又正是因为有了透彻的“知”——知指导行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到了知行关系的辨证性。

宋明及明清之际的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深化，主要有三种观点：知先行后；知行合一；行先知后基础上的知行相资以为用。

北宋程颐主张：“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南宋朱熹认为：致知和力行不可偏废，但要究其先后，“当以致知为先”。“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又说：“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论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答吴晦叔》，《文集》卷四）（朱熹不是从本原的意义上，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即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的角度来谈论知行关系的，有了知的指导，行才是自觉的、非盲目的。强调既尊德性，又道问学——使达到自觉）

明代的王守仁不赞同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主张“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强调“知行合一。”他还反对朱熹将求于外的“知”，与发于内的“行”分为两个阶段，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将人的思维活动也视为“行”，王夫之对此批评说是“销行以为知”。我们认为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神实践的关注。王守仁还批评了割裂知行关系的种种倾向，特别是针对程朱“必先知了然能行”的观点，指出：“待知得真了方可去做行的工夫”，则“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知非先，形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力行而后知之真”。同时还认为：“行者皆行其所知者也”（《四书训义》卷二十），“其知也愈广大愈精微，则行之合辙者愈高明愈博厚矣”（《读四书大全说》卷四）。意思是：如果从知的来源看，是行先知后；如果从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看，则是知先行后，这就叫做“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卷三十一），“并进而有功”（《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知行相辅相成。

知行范畴的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发生了演变：这种演变是以凸显面向社会现实和重视主体能动性为轨迹的。

首先，知的内容和行的形式具有了近代的意义。传统哲学中知的范畴，是以德性之知为主要内容，而近现代哲学知的范畴其内容则转向了对于广阔的自然领域和复杂的社会领域的认知。龚自珍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否则就“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策》）。这预示着以认识现实为知之内容的趋向。

这一趋向在魏源那里得到了延续：他明确地将经世事务作为知的内容，要求：“知漕（cao漕运：国家运输之水道）、盐（商业）、河（水利）、兵（军事）得失何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也纳入“知”，认为学习西方科技将会使“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海国图志·筹海篇三》）。严复则进一步认为“知”的内容就是以外在事物作为认识对象的科学。他引赫胥黎的话“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原强》）孙中山更为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凡真知特识，必由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孙文学说》）

“知”的内容与“行”的形式相辅相成。传统哲学的知以德性之知为主要内容，是与其“行”是以德性修养的种种工夫为主要形式相联系的。而近现代哲学的知以自然、社会领域的科学为主要内容，其行的主要形式就转变为范围广阔的社会实践活动。革命派在“重行”的旗帜下，注重阐发“革命”在能动地改造现实社会中的意义：邹容在《革命军》中说：“革命者，去腐败而存善良者也。”但是，近现代哲学对行的理解，基本上还局限于直观的举例。

另外，知行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知行的主体是同一的。传统哲学的知行主体，主要是获取德性之知与进行德性修养工夫，以追求达至圣贤为目标的个体。而近现代哲学知行主题则表现为以从事各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平民大众。从龚自珍的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到魏源的“合四十九之智，智于尧、禹。”但是，他们又认为圣贤确有超乎常人的“先觉”、“大觉”、“明觉”。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使他们一方面或多或少地以“开民智”的“先知先觉”者自居，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侧面对众人之知的作用加以肯定和展开：康有为从知识的裁定权去界说众人之知：“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于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实理公法全书·凡例》）

梁启超从知识进化、积累的角度去说明众人之知：古代的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圣贤的“智识能力，必不让于今人”，但为何今日孩童的智能却要超过他们呢？“无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新史学·史学之界说》）

孙中山从科学知识的相互关联阐发了科学发展与众人之知的一致性：“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孙文学说》）

上述对众人之知的考察，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触及到了“知”的社会性和历史积累性，这不仅进一步把“知”的主体转向了民众，而且也丰富了知的面向社会现实的涵义。

与此相联系，行的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龚自珍以“众人自造”天地的观点赞颂“山中之民”；魏源强调历史进化趋势与“人情群便者”（《默觚下·治篇二》）相一致。（觚gu古代写字的木简；酒具）严复借用荀子的话，论证依靠群体力量进行竞争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原强》），并强调“恃人力”，反对“委天数”（《论世变之亟》），表现出只有以群体为竞争主体，才能抗拒天命论的思想。

孙中山更为自觉、鲜明地把群体作为行的主体：“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极尽三民主义……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章太炎将群体之行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一人则成亏前定，而合群则得丧在我。”（《菌说》）

与知行的主体发生嬗变相联系，近现代哲学中的知行关系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的具体内容是就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而言的，前者使后者具体自觉性，后者则唤醒处于潜在状态的前者，并将其外显和落实。在近现代哲学中，特别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对知行关系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于是，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家那里，对知行关系逐步形成了如下的认识：“知”是主体认识、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识、理论或思想，它能够指导行；“行”是主体认识、探索、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又是知的来源及其对知的真理性的检验。

在此需说明的是，自1840年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大多又是改革家、革命家，他们不象专业哲学家那样，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自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受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开始交流、碰撞，再加上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纷纷走出国门，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方略的同时，深受西方哲学的濡染。就是未走出国门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从而涌现了一批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专业哲学家。他们从时代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改造和重建，下面我们就来重点介绍几位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的几位专业哲学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