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论问题的关注

从“名实”、“言意”之辩到对逻辑学、方法论问题的关注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家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不发达，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原因，又是由于不重视对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研究。于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就成为近现代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近现代哲学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在理论渊源上与传统哲学的“名实”、“言意”之辩”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是围绕着名实、言意关系而展开的。即名称概念与客观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所指向的对象之意义之间的关系。孔子首倡“正名”，“政者，正也。（颜渊）”试图以纠正名分的方法，将当时社会出现的“君不君，臣不臣……”等“礼崩乐坏”的局面纠正过来，以恢复周礼规定的“君君、臣臣……”宗法等级制度的权威。对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以名纠实、名实相符。拉开了名实之辩的序幕。

稍后的墨子提出了“三表”作为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道家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名言与道（言意关系）的关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为“无名之朴”；庄子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从多方面考察了言意关系。他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齐物论》）即是说，道（或具体事物）是不能分割的，而概念、名言则把事物分割开来，进行抽象，而一经分割就有了界限，就不是原来的道或具体事物了，所以，名言是无法表达道的真实涵义的。

战国时期的公孙龙对一般概念和个别概念之间的关系（名与名）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者；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公孙龙在此指出了“马”和“白马”两个概念的区别，即一般概念和个别概念的区别。在逻辑发展史是一大贡献，但如果仅仅意识到二者的区别，而忽视或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吸取理论思维的教训。

严格意义上的名实之辩可以说是后期墨家在继承、发展墨子名实观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不但提出了“以名举实”（举：摹拟、反映）等著名论断，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足以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的形式逻辑体系。然而，墨学到了汉代以后，便由显学渐渐变为绝学，《墨辨》的逻辑也因此未能得到发展。

严格意义上的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探讨的主要问题。它是从汉末辨析名理思潮演化而来的。王弼主张“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言不尽意”；欧阳建则极力论证“言尽意”。“言意之辩”进一步促进了对认识论问题的探讨。

到了唐代，玄奘系统地介绍了印度《唯识宗》的因明学，但由于其论证的烦琐、语言的晦涩，既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把握。明末的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了《名理探》，但在思想界也未产生多大影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虽然在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上也颇有建树，但与西方近代由培根、笛卡儿、伽利略等制定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相比，确实是大为逊色。中国在明清之际未能制定出实验科学方法，固然可以从诸多方面去寻找原因，譬如社会的原因：封建势力强大，资本主义萌芽难以生长；社会发展没有提供强大的动力促使人们去研究科学；譬如文化、哲学、科举制度等第原因：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理学、经学，使得人们或空谈心性，或钻进故纸堆，皓首穷经，或为了功名利禄，只知道背诵子曰诗云。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对形式逻辑予以高度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一旦接触、了解了西方文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康有为注意到了方法论的近代化问题，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最有效的发现真理的方法，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他在1885年“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1886年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即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学方法构筑理论。他把所设计的“大同”制度，与“几何公理相比拟”，可视为方法论近代化的可贵尝试，尽管这些方法在康有为那里成了先验的方法，且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与数学方法是有区别的。

严复更为清楚地看到了方法论近代化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近二百年来，学运昌明，要归功于培根的归纳法；他批评中国人用名词、概念不精确，缺乏科学分析。在他看来，中国人要自强，就必须抛弃从“子曰”、“诗云”出发的经学方法，学习西方的形式逻辑，于是，他翻译了《穆勒名学》，自此，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辩便演变为近代对逻辑学、方法论问题的探究了。章太炎也很重视形式逻辑，不过，他不像严复那样强调归纳，而是注重演绎，他写的《原名》，对亚氏的三段论、印度因明的三支作法和墨辨的推理形式作了比较研究。

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等人，特别是胡适对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胡适认为，哲学理论的更新与哲学方法的变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使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先河。另外，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作出了贡献。

冯友兰曾经说过：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然而，若要成功地致力于中国哲学的重建，既要借助于逻辑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系统性，对具有笼统直观、模糊多义、缺少形式系统的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改造、整理；又要进一步开发传统哲学中的优秀传统资源：丰富的名辨逻辑、辩证逻辑和直觉思维的方法，走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的综合创新之路，从而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具有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