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理论创新与方法革新的关系

 有人说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缺口。我们是否也可说（进行逆推）：是辨证思维方式的建立，为自然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意即理论创新与方法革新是相辅相成的。

冯友兰曾在《三松堂自序》中讲到：蔡元培于1922年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到美国纽约考察（那时侯冯友兰也在纽约）。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蔡元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蔡元培说的那个指头，意喻的就是点金术，即研究学术的方法。对此，冯友兰认为，“严复算是比较懂得西方哲学的了。但是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没有来得及用那个手指头研究中国哲学。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

    我们知道，方法问题与理论问题联系紧密：理论即方法。理论与方法的一致性，在黑格尔那里已有自觉的问题意识：“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小逻辑》第427页），因此，黑格尔用概念的辩证法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超越于前人的哲学体系。并认为：“我在这个逻辑体系中所遵循的方法……正是那人在自身说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马克思用辩证思维方法写就了《资本论》这一划时代的思想巨著。并认为无论人们怎样去评价他的《资本论》，有一点他是非常自信的，那就是《资本论》从形式上讲是一座完美的艺术大厦。意思就是，建构资本论这座大厦的方法和结构是无可挑剔（合理）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所有重大发现中最重大的发现是发现这些方法的发现。

理论的创新总是伴随着新方法的问世。这也是很多哲学家对方法论问题情有独钟的缘故。然而方法问题并非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哲学，才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与哲学、方法与思想、方法（形式）与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西方哲学而言，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有本体论方法，怀疑论哲学有怀疑论的方法；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本体论证明”，即是以本体存在为前提。西方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主客体的区分已经确立，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于是专门的方法论问题及其研究也随之出现；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后，便有了语言分析的方法。从概念分析到逻辑分析，再到语言分析，构成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方法论传统之一。

就中国哲学而言，也是如此。汉代的“经学”，之所以区分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诠释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文本的结果。“古文经学”主要用训诂、注疏的方法去追问文本的原意；而今文经学则是用发挥微言大义的方法去探求经典文本的“经世致用”的新意。而东汉末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则是这两种不同方法的结合运用。可见，方法革新与理论创新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新思想、新学说的问世，往往是方法革新的结果；而方法的革新又是对理论和现实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探讨的结果，并伴随着新理论的诞生而问世。

方法论问题与逻辑问题密不可分。虽然哲学方法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说问世是近代以后的事，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起，就已经重视工具和方法问题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所以能在中古欧洲复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世纪的教会正需要形式逻辑来为其信仰体系进行逻辑论证，否则，这种思想体系便会根基撼摇、支离破碎、从而失去其令人信服的作用。到了近代，特别是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后，由于哲学不再是“科学”了，有些哲学家便从方法上思考哲学问题，使之成为“指导”科学的“方法”。

理性作为人类的理智能力，它能赋予对象以普遍形式。理性主义哲学运用概念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推理，经验主义哲学则用实证逻辑，使经验变成逻辑语言可以言说。当理性主义的逻辑方法成为哲学的主要方法后，其他的方法便被视为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当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方法普遍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一系列新方法的出现，诸如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法”，解构主义的“解构法”，解释学的“阐释法”，实验主义的“实验法”、科学哲学中的“证伪法”、“归纳法”、“历史主义方法”等。这些方法并非先于与之相对应的哲学思想而存在，而是伴随着新的哲学问题的产生而出现的。方法与哲学观、哲学思想是如影随形、相伴相随的。有了新的哲学问题的出现，便会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问世。（而且这些学说往往都是以其方法而命名的。以解构法为特征的解构主义哲学、以阐释方法为特征的解（诠）释学等）

可见，方法的革新与理论的创新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新思想、新学说的问世，往往是方法革新的结果；而方法的革新又是对理论和现实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探讨的结果。

毋庸讳言，中国哲学应进一步加强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而使得理论与方法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