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

《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在此所讲的“形而上”，不是指黑格尔或马克思说指谓的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而是指相对于具体事物或具体学说（形而下）而言的具有超验性质的抽象理论或学说——哲学。

罗素认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罗素给哲学预设了一块地盘，然而却是一块险象环生、腹背受敌的空间。科学是知识论的产物，现代科学是知识论发达的产物，科学的使命就是要去穷究具体实体的奥秘，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产生了日新月异的技术。但是，现象和物质世界是无限的，科学的使命也是无限的。无限地去接近绝对真理又不可能穷究所有的真理，在科学的触角抵达不及或暂时无法触及和无法解释的领域，便是神学自由翱翔和大展身手的天地。换言之，一切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一切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的理论便是神学的领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给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实际利益，倍受人类的青睐；神学拯救着人们的灵魂，向人们提供进入天堂的门票，同样具有实用的价值。唯独哲学，是在科学和神学丢弃的不毛之地上耕耘，开垦出来的是一片空灵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于是，就有人认为：哲学无用——无具体的实用价值。  

冯友兰先生对此进行了反驳，并断言“哲学有无用之大用”。因为，哲学能够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对于探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培养理想人格、提升人生境界大有作用。

人类需要哲学，人类不能没有形而上学。当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曾一度主张拒斥形而上学时，人们渐渐发现：人类需要继续探讨安身立命的问题，继续进行形而上的思考。

从崇拜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向形而上学的回归，哲学在其演进的历史中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圆圈。然而这种回归，不是向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螺旋式演进。21世纪的哲学还是不可避免地行进在这一圆圈的演进历程之中。

哲学无法回避形而上学（不是黑格尔、马克思所讲的与辩证法想对立的思维方法，而是指研究超验之域的学说），哲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以抽象思维的方式去把握存在、以及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于存在者，它具有形而上（超验）的性质。哲学的慧眼就在于能从“多”（存在者）中窥出“一”（存在）来。它搜求着的始终是一以贯之于森然万象中之“几微”。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第一个说出“从一切产生一，从一产生一切”这一命题的哲人。但在他之前，泰勒斯（公元前624——547）、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就已经以自己的方式为万物寻找那“始基”的“一”了。

赫拉克利特之后，从毕达哥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哲人们依然热衷于对“始基”的究问，因此，对“一”与“多”探究的线索也因之得以延伸……

大约与古希腊哲学同时，中国的哲学家们也在追问着同一课题。老子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就是对一与多关系的中国式考问。此后的玄学家、中国佛学家、理学家又有关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绝妙玄思。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曾带着西方人的那份优越感和自豪感宣称：“哲学说希腊语”。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知世人：“哲学也说汉语”！中国是一个有着自身悠久哲学传统的文明民族。

哲学在进行形上沉思的同时，也往往关注形下之域——经验世界，即具有具体规定性的存在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如果仅仅高居在形上之域，往往容易陷入空泛的玄想；然而，哲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经验的存在形态，则又容易导向实证论或经验主义。

真实的存在本身就表现为普遍之道与经验世界的统一、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沟通。在中国哲学那里，对“形上之道”的追问与对“形下之器”的关注，并非彼此扞格、排斥，而是有机的绾合。《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绝非彼此隔绝、相互分离；哲学家们所倡扬的“日用即道”、“极高明而而道中庸”，则要求在日用常行中达到对超越之境的提升；而“体用一源”、“体用不二”则强调实体与其功能属性、本体与其存在形式不可分离。甚至在中国化了的佛学中，特别是禅宗中，也有世间即出世间的观念，从而彰显了中国哲学试图融通超验的彼岸与经验的此岸的意向、贯通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域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