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近代以降，中西哲学的相遇、碰撞、交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

这一背景下，如何避免用西方哲学去附会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去剪裁中国哲学的史料，把西方哲学的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并将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方法，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主张将中国哲学引向“纯粹”的形态，所谓“自说自话”，保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纯粹性，恐怕也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概念被引进并使用，是近代日本学者西周的功绩。他于1863年被派往荷兰留学，回国后即成为“哲学”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其创办的私塾“育英社”所用讲义《百学连环》，被誉为“把西洋的全部学术加以统一的组织和分类的有体系的第一书”。“哲学”这一译名也是由他在《百一新论》（187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并被确定下来的。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哲学名词，诸如主观、客观、理性、现象、归纳、演绎等，也都是由他首先使用并确定下来的。（近来有学者认为，西周之所以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而不延用“理学”之名，就是为了与传统的“国学”、“儒学”等加以区分。）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的“概念”，没有“中国哲学”这一独立的学科，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哲学的观念理论形态。在此之前，中国的学科分类不同于西方，而是用“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道学）、“朴学”等等来称谓那些探究世界本原与宇宙万物（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关系、人与人、人与物事（存在者与存在者）之间关系，以及研究人生各种问题的学说——哲学的。

“中国哲学” 作为一门近代的人文学科，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早在明朝末年，西方的哲学观念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当时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在其《西学凡》（1623年）一书中，介绍了欧洲大学所授各科的课程纲要，计分六科，其中的理科（理学）即哲学（Philosophia）。这里的哲学内涵甚广，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和伦理学等五支。这是欧洲中世纪各门学科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之前的“大全”式的“哲学”。这种哲学显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起了“范型”作用的“哲学”。那种受过近代科学精神洗礼的、经过了现代理性化规则的清晰界定、具有了某种准科学形态的“哲学”，是在17世纪之后才在近代西欧产生的，它传入中国则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日本起了中转站的作用，日本学者西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

与日本相比，中国接受欧洲形态之“哲学”大概晚了30年左右的时间。1905年前后，“哲学”这一译名方取代“理学”等旧名而得以流传（西周是1874年使用哲学这一概念的）。1914年以后，“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大学中的一门课程始在北京大学开设。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的最早范式可概括为“以中释中”。其特点是：反对以西方研究哲学史的观念和方法治学，主张延用传统的治学理念、采用经典注疏的方式建构中国哲学史。运用此范式治中国哲学史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黼宸、谢无量等。该模式虽然坚守了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但却难以将“中国哲学”与“经学”区分开来；不仅与中国哲学现代性的诉求无法适应，而且也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学术问题。

而用西方哲学框架去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术著作的问世、学院化的“哲学”体制之建立、现代学术型的“中国哲学”之论述范式，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实现的。在胡适之前，虽然有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做过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王国维已经将“中国哲学”的系列文章分别刊载在1904—1908年间的《教育世界》（上海）杂志上，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献；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虽较系统，但伦理学仅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而难言“中国哲学”之全体。），但却未能实现学科化的“中国哲学”范式之建立。

20世纪初，随着胡适将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范畴及与之相关的一套学术规范的引进，中国学者才开始用“哲学”和“哲学史”等概念来表述和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相关思想和内容。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说是最先具有现代理论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较之诸如明清学者的“学案”、“宗传”以及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的“诸子学”等，其诠释模式、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大纲》在新的时代和新的观念背景下，用新引进的学术规范，对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进行了历史的、学术的改造和诠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先河。冯友兰晚年强调：“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过程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撇开西方哲学的影响不论，事实上，自汉代佛学传入中国后，中国哲学已经受到外域哲学的影响，已经不“纯粹”了。如果我们在今天的学术和时代背景下，还硬要去追求所谓纯粹的“中国哲学”，大概就只能回到先秦去了。而这就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了。因此，在理解和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时，应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以西方哲学去附会中国哲学，从而丧失中国哲学的民族性特质；也不能完全抛开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去追求那种所谓的纯而又纯、自说自话。那样，只能使中国哲学固步自封。

在此意义上，我们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思考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

1．在立足于中国哲学的基础上，通达他民族的哲学智慧，将西方哲学作为一个参照背景或系统反观中国哲学，在中西比较的视界融合中去重新解读、阐释传统哲学的经典文本，以获取新的理解和意义；

2．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思维成果去回应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内在问题。譬如更宽泛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野或对峙，这与思维方式上的主客二分的特点是相联系的。中国哲学无疑蕴涵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

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就如是说：“学无中西”。意思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学者，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就必须了解、研究西方学术，做到“学贯中西”。对此，中国学术界已表现出明显的融会中西、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