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与汉代指导思想的第二次转型

封国制度的设置使封国势力膨胀，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

崛起漠北的匈奴对汉帝国虎视眈眈，威胁日重。

儒家学说对内严守君臣名分，反对僭越；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政出私门；对外严辩夷夏界限，主张尊王攘夷。正好迎合汉帝国现实需要。

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卫绾上奏汉武帝：“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

《轮台罪已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宣帝：“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绝大经纶绝大才，

     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

     永为神州种祸胎。

       于右任《汉武帝陵》

学而优则仕的汉代诠释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 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

儒师秦延君释“尧典”二字，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 （《汉书.儒林传》）

独尊儒术是大汉王朝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思想领域里的表现，对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和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正面意义。

“儒学”获得傲视百家的独尊地位。中国哲学进入经学时代，“学而优则仕”具体化为读经优则仕。

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已开启“以官为本”的先河，董仲舒的对策及其制度化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官本位思维。由此使中国文化打上了权势崇拜的深深烙印。 

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则逐渐形成一种日趋僵化的经学思维，不仅窒息了儒学的生机与活力，而且也抑制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冲动与文化想象力。

民族的文化动因和价值观念有了一个程式化的逻辑--天是有意志的，天道是永恒的；圣人就是道的人格化，儒学就是道的结晶体，一切真理已在儒学经典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