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鲁迅散文研读

 

鲁迅散文研读

一、作家自述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摘自《〈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3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摘自《〈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摘自鲁迅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5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摘自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回是引了我的《影的告别》，说我是虚无派。因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就断定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我也不愿去了。……但我倒先要问，真的只看将来的黄金世界的么？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然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太可靠。

摘自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摘自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6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怕不如谓之“短文”……

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

摘自《杂谈小品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重要评价观点

我不把《野草》作为一般的、如鲁迅谦称的“随时的小感想”，而作为凝聚了鲁迅深刻体验与哲思的思想著述来研究。……

《野草》关于生存的思考起源于一种根本性的情绪：深刻的焦虑与不安——一种找不到立足点而漂浮于空中的惶惑心态。……

《野草》诞生了一种类似于“被抛入世界”（海德格尔）、被投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的感觉（基尔凯廓尔、卡夫卡、萨特、加缪）的东西——我称之为“无归属感”。

摘自汪晖：《反抗绝望》，第257—25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野草》的创作，是作家感觉到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芜杂”已经无法如《呐喊》、《彷徨》那样，外化为人物，用小说的叙述语言表现；只能幻化为梦境，用诗的朦胧、跳跃语言来直接表现，达到一种心理的真实，并折射着特定的外在现实。

摘自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3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

摘自钱杏村  ：《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1日3月号。

我一直认为《野草》是鲁迅内心的冲突和纠葛的象征式（用厨川的定义）的写照，呈现的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境，与外界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关系不大。……

一个分析者也应该把自己的诠释提升到这个较为抽象的哲学层次，不必作捕风捉影式的政治索引。

摘自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250—252页，岳麓书社1999 年版。

横在他面前的虽有很光明的出路，他要有所不乐意，他不愿去。既不甘于现实，在理想中又没有希望，结果只有徘徊歧途，彷徨于无地了！这是鲁迅没有出路的心理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害了他！

摘自钱杏村 ：《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1日3月号。

“影”摒弃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并深信自己将既不容于黑暗，也不容于光明，终于彷徨于“无地”——自此，“我”与世界的关系可归结为绝对的无依托性……

对自我的悲观和否定引出了“独自远行”的选择，而这一选择的目的却是“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从而个体的无可替代的悲剧命运恰恰暗示了“类”的乐观前景。

摘自汪晖：《反抗绝望》，第258—28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这篇诗是对一种中心的矛盾的一系列变化的说法。“影”的形象显然是代表着诗人的另一自我，这是一种自喻的手法。“影”的两件赠品，黑暗和空虚，应视为不仅是“影”的自然属性，也是用以刻划诗人内心自我的隐喻代称。使这内心自我陷入矛盾的情境是一种时间的错乱：它彷徨于黄昏与黎明之间，前者表示过去的黑暗，后者允诺未来的光明。诗人的内心自我也如那“影”一样，在两难的绝境中难于找到出路，失落在现在的暂时的、空幻的幽冥国土之中，这就是“无地”，无所有的地方，为说明时间的两难境地的空间隐喻。“影”陷在这光明与黑暗、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恶性矛盾中，只得像它在“自然状态”中所做的那样，选取了逃离的办法：“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这是自我毁灭的结束形式，传达出一种浓重的悲观失望。

摘自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12页，岳麓书社1999 年版。

诗中的影显示三种本质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展现诗人内心自我分裂的症状。影的第一本质特征是对于理性的怀疑，……影的第二个特征是他的自我怀疑。……影的第三个特征是他对于自身存在的不满。

摘自（加拿大）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第59—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春末闲谈》指出“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因此“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人民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行残暴的思想控制，窒息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然而正像鲁迅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的思想活动是无法禁止的，即使是在千千万万个人们被迫沉默的时候，那神圣而庄严的思想的火花，依旧会在他们的脑海里萦回，这些思想总有一天会冲破苦难的牢笼，成为引导整个国家和民族向前迈进的火炬。

摘自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本文一方面固然是在讽刺统治阶级驾驭乏术，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造成民众麻木精神状态原因的思考。

            摘自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上》，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春末闲谈》是用细密的论证揭露愚民政策的一篇战斗性极强的重要作品，它用了贴切的比喻，生动地剖析了愚民政策的严重危害作用，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了愚民政策破产的必然历史规律。……

《春末闲谈》是用随笔式的散文手法写的，开头也确实是从“闲谈”入手，谈的内容也是“草木虫鱼”，但它决不是无聊的“闲话”，也并不是散漫无中心，而是从小处入手，逐步地涉及了彻底地反封建的重大问题。

摘自易新鼎编：《语文·现代文学》，第202页，化学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研究魏晋时代知识分子，作出了极为独到的心理分析：“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这里已经涉及“意识”与“潜意识”的正反对立。阮籍、嵇康等对于礼教，意识中是憎，潜意识却是爱；憎之烈正是爱之深。

摘自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76~7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曹操以不孝为名杀孔融，鲁迅从中看出了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许多人以为晋人的轻裘缓带是高逸的表现，鲁迅偏偏拉出何晏的吃药为之作注解；嵇康、阮籍毁坏礼教，鲁迅又说他们是因为太信礼教的缘故；陶潜是千古文人的隐逸楷模，但鲁迅却说他其实不能超出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鲁迅如此地洞烛幽隐，那奥秘就在他深知“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摘自汪晖：《死火重温》，第428~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讲魏晋文学，即是要避开现实的意思，但魏晋统治者的暴虐，与现实统治者很有相似之处，他讲魏晋文人的命运，自然就有借古讽今之意。只是他讲得很自然，别人难以抓到把柄罢了。本篇对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文人心态，分析得很深刻、细致，常有不同流俗之见。

摘自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上》，第43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摘自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6），第272页，花城出版社等1983年版。

《小品文的危机》则向林语堂的日趋堕落敲响了警钟。

摘自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第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0年代开始以后，周作人、林语堂大力提倡闲适小品，一时影响甚大，在文坛上形成一股潮流。鲁迅不赞成这种倾向，本文即为此而作。……鲁迅始终是个战斗者，他把这种闲适小品比作小摆设，认为不宜于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提倡，在这种时候，谁又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它呢？他所提倡的是战斗的小品文。

摘自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下》，第801~80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在他最热烈地歌颂了女吊“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的斗争精神之后，也指出了另一面，即“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因此，在鲁迅所描写的“女吊”形象中，渗透着一种历史的悲凉感。一些同志夸大了女吊形象的复仇、反抗面，将女吊精神概括为一种历史悲壮精神，恐不尽符合鲁迅对女吊形象的认识，以及我们在欣赏这一形象的审美感受。

摘自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28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就在死前的一个月，鲁迅写下了生前最后的文字之一的《女吊》，说的是“报仇雪耻之乡”的孤魂厉鬼的复仇故事……

这些描写多少是有些自况的，因为那时的鲁迅已经病入膏肓。……鲁迅相信“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不过是凶手及其帮闲的策略，所以他也说过“一个都不宽恕！”的话。

……然而，这仍然不足以解释他的那些在今天看来近于病态的复仇愿望和决绝咒语。

摘自汪晖：《死火重温》，第413~4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本文塑造了一个复仇的女鬼形象，鲁迅对她这种性格很是赞赏。这不但是针对“憎恶报复”的上海“先进作家”，而且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

摘自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下》，第120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三、作品简析

《<野草>题辞》

《〈野草〉题辞》是散文诗集《野草》的自序、题解，浓缩了其内容与形式特征。

文章表现了“我”对于生命的感受、体验与认识，是“我”的生命哲学提要。生命是具体、实存的，这是其共性；而个体经历则赋予具体生命以不同内涵与存在形态。鲁迅的个我经历，使他对生命有一种独特的感受、体验：沉默时觉得充实，开口即感到空虚。这种感受、体验是过去生命的反映，而过去生命已经死亡、朽腐，对这死亡、朽腐，他感到“大欢喜”，因为它意味着生命曾经存活与实有，这样死亡作为生命存在依据而获得了价值与意义。

死亡真的意味着生命的消亡吗？不是，死后生命变成了野草，或者说借野草得以存在、延续。“我”深爱这自我生命的野草，但憎恶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所以希望地火喷出，烧尽一切，包括野草。“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因为只有野草的死亡与朽腐才能再次证明生命曾经存在。生命曾经存在是最重要的，而死亡是生命曾经存在的见证，所以死亡不仅不可怕，相反具有与生同样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生命意味着生存与死亡，生与死构成生命的完整过程与存在形态，这就是鲁迅的生命哲学。

    生命是矛盾的存在体，矛盾是生命的基本特征，这种感受与体验，使话语呈现一种“矛盾”性，如“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其实，这种矛盾是言语层面上的，在精神上则是统一的，是作者生命本相的真实反映，这种特点使文章充满张力，含蓄、朦胧而富于诗意。

《〈野草〉题辞》彰显的这种生命哲学与形式特征在《野草》集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呈现。

 

《影的告别》

此文写于1924年。

“影”向“人”告别，从个体人格结构看，“影”代表内在的真实的本我，“人”也就是作品中的“你”或“你们”，则是自我主体的另一面，或者说外倾的社会性的我，这样，“影”向“人”告别，意味着自我主体的矛盾与分离；从自我与社会、他人等关系角度看，“影”即诗人自己，“人”即作品中的“你”或“你们”，则指社会或他人，“影”向“人”告别表明诗人对于社会、他人普遍认可的一般原则、秩序的背离。这两个视角中的“影”，均代表真实的作者，代作者立言。

天堂、地狱、黄金世界乃终极归宿，“影”均不愿去，这暗示作者对既有社会秩序、原则、理想或旧的自我的否定，而这一否定，使作者无立锥之地，只得“彷徨于无地”，这是背离社会普遍原则后自我肉身与思想处境的真实写照。

“影”向“人”自觉告别后，无容身之地，“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无可奈何，只有彷徨于明暗之间；而明暗之间要么是黄昏，要么是黎明，其结果将只能是或被黑夜沉没，或被白天消溶，仍无容身之处，这宣示了“影”向“人”的告别之不可能，也就是主体向自身与社会告别之不可能，揭示了存在的荒诞性处境。

对自我处境的清醒认识使他感到极度黑暗与虚空，没有希望，无所依托，非常绝望。怎么办？他选择了“独自远行”以反抗绝望，力图达至一个新的境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他独自承担黑暗，不惜被黑暗沉没，而黑暗中不再有你和别的影，这应该说是“影”自觉告别、独自远行的崇高目的，体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意力与精神。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此文是作者1927年7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报告（题下注“九月间”有误）。该演讲会是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会上反共气焰嚣张。这种政治气候使鲁迅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的学术演讲包含强烈的现实政治情怀。

正如鲁迅演讲所言，曹丕的时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然而，鲁迅对魏晋文学的论述，遵循的却是政治决定文学的原则。首先，他从政治变化角度，揭示了汉末、魏初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之风格形成的内在逻辑，将政治因素阐释为文学演变的决定性力量。其次，从服药、饮酒的社会风气出发，论述魏晋文学特征；而论述过程中，又特别注重分析正始名士服药、竹林七贤饮酒所形成的个人桀骜不驯性格，与社会现实间的矛盾冲突，突出冲突的反礼教性，如：“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刘伶“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等等，由此激起人们的反礼教意识。再次，从个人与政治关系角度，重审所谓的“田园诗人”，认为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由此得出“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这一结论。

强烈的现实政治情怀，使作者在演讲中往往由历史而回视现实，如谈到魏晋作家不信礼教、反礼教而本心相信礼教时，列举了北方军阀的例子，巧妙地揭露了军阀的真面目；又如论到陶潜时，他说现在有钱人住在租界里，“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其实“觉得不大像”，以此讽刺现代有钱人附庸风雅之行为。

所以，借学术演讲讽喻现实，是该文的基本特征。换言之，这篇文章并非学院式论文，它尽管史料可靠，立论准确、深刻，但作者情感激越，行文自然流畅，挥洒自如，研究历史其实是在论说现实。它是学术、政论与艺术的结合。

 

《小品文的危机》

此文发表于1933年。

散文小品是五四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等人大力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一时间远离现实需要的“独抒性灵”之作大行于世，鉴于此，鲁迅写了《小品文的危机》。

在文章中，作者指出，幽默、闲适使小品文的发展陷入危机，因为历史上唐末、明末、满清尤其是五四时期小品文的兴盛所仰仗的都是“挣扎和战斗”，如果一味地闲适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如“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

至于文坛上盛行的那些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他认为不过是士大夫的“清玩”或曰“小摆设”。这种小摆设即使在太平盛世，“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往往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更何况现在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呢？“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所以，如同小摆设的小品文“怕要绝迹了”。

那么真正的小品文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格呢？他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当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文章以一半的篇幅叙说小摆设的特点及其必然绝迹的命运，然后以小摆设比喻小品文，言其生存危机，新颖、准确而机智。这类精妙的比喻俯拾即是，如“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辟到马路上来了”，等等。这种比喻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度，使其既如匕首、投枪，又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

 

《女吊》

 

此文发表于1936年。

作者穿行于历史与现实、鬼蜮与人世，叙说女吊的故事，旨在借女吊以释自我胸中块垒。

女吊“本是杨家女”，与人为童养媳，备受虐待，投缳自缢，死后为厉鬼以复仇。她的悲惨人生是旧中国女性命运的缩影，她的复仇意味着与男权社会的决裂与反叛。鲁迅对她不单是同情，而且充满敬意与热爱，称她是民众爱戴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她有“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身穿“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作者认为她比现代那些时尚打扮的女性“更可爱”。

叙写女吊时，作者总是不失时机地点击历史与现实，如由《尔雅》得出“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揭示男权社会的罪恶；又如由绍兴人创造复仇厉鬼女吊，讽刺上海那些所谓“憎恶报复”的“前进作家”，等等。所以，作者写女吊其实是宣泄对历史与现实的愤慨，是倡导一种复仇精神。

不过，作者在赞美女吊同时，也指出了她因“习俗相沿”，不免有时忘记了复仇，养成单是为了“讨替代”的“坏脾气”，这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清醒的反省意识。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钱杏村  ：《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1日3月号。

4．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6．易竹贤：《鲁迅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7．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版。

8．（加拿大）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9．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 年版。

10．解志熙：《生的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版。

11．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13．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1日3月号。

14．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易新鼎编：《语文·现代文学》，化学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

1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陆耀东：《中国现代四作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姜振昌：《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2．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4．高旭东：《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5．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鲁迅：《杂谈小品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7．郁达夫：《小品文杂感》，《郁达夫文集》（6），花城出版社等1983年版。

28．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年第345期。

29．巴人：《论鲁迅的杂文》，上海远东书局194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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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安）

五、名师导评

 

鲁迅杂文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其文体形式可谓丰富多样。他调动一切文学手段，对杂文这一古已有之的偏重说理的文体进行改造和创新，使之区别于一般的政论文，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成为散文中的一种独特样式。

鲁迅杂文的主要艺术特点之一，是诗与政论的结合。鲁迅“独创了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这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这是匕首，这是投枪，然而又是独特形式的诗！这形式，是鲁迅先生所独创的，是诗人和战士的一致的产物”。鲁迅的杂文做到了绵密的逻辑和生动的形象的高度统一、思想家的卓识和文学家的才华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的方法就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议论中“不留面子”，针砭中“常取类型”，正是他的杂文既有政论性、逻辑性，又有形象性、情感性的关键。鲁迅在杂文中融注了很强的情感性，产生了“也能移人情”的美感效果。在诗情观念展开的过程中，他又善于作形象化的议论，特别是擅长从主体情感出发直接塑造形象，从而使他的杂文形象鲜明、情感浓郁。如《中国人的生命圈》从“圈”到“线”到“〇”，层层推演，逻辑严密，议论深刻；但同时它又创造出了具体的形象，饱含了鲜明的爱憎之情。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点之二，是从“砭锢弊”的立意出发，塑造出了否定性的类型形象体系。如：脖子上挂着铃铎作为知识阶级徽章领着群羊走上屠宰场的山羊(《一点比喻》)，“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的叭儿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吸人血又先要哼哼发一套议论的蚊子(《夏三虫》)，发现战士的缺点和伤痕而自以为得意的“完美的苍蝇”（《战士和苍蝇》），一面受着豢养、一面又预留退路的二丑(《二丑艺术》)……鲁迅对这些类型形象的塑造，画出了种种黑暗势力的鬼脸，融注了作者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对社会现实有极大的针砭意义，并且具有触类旁通的美感特征，这是鲁迅杂文突出的艺术成就。

鲁迅杂文的第三个艺术特点是幽默讽刺和曲折冷峭的语言。他的杂文好用反语、夸张等幽默讽刺手法，亦庄亦谐，庄谐并出，往往三言两语就能画出论敌的“鬼脸”，语言简洁峭拔，充满幽默感。如《偶成》一文针对国民党政府整顿茶馆、企图向读者灌输“正当舆论”一事而作，鲁迅夸张地运用绍兴一个名叫“群玉班”的戏班子不受看客欢迎作比：“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作品用谐谑、幽默的语言讽刺了国民党当局强行施以教育之不得人心。此外，鲁迅杂文造语曲折，往往不直接得出结论，而采用比喻、暗示、对比等手段，通过叙述描画突出事物的内在矛盾，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如《现代史》一文表面上显得文不对题，通篇都在写变戏法，实际上是以此比喻现代史，揭露了现代统治者巧立名目、盘剥人民的本质。语言曲折婉转，寓意深刻丰富，表现出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

                                                   （秦林芳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