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潘先生在难中》研读

《潘先生在难中》研读

 

一、作者自述 

 

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我也不能苦口婆心地向人家劝说——因为我完全没有口才。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路上去。我有几篇小说，讲到学校、教员和学生的，就是这样产生的。 

 

摘自叶圣陶：《未厌居习作》，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第239页。 

 

二、重要评价观点 

 

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 

 

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叶绍钧。 

 

摘自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良友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影印。 

 

在叶绍钧的作品，我最欢喜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 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文坛上是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也还有代表。 

 

摘自茅盾《王鲁彦论》，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第596页。 

 

叶圣陶“冷眼旁观”的结果，是把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陈腐可笑的社会现象，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通过他平实、冷峭的笔墨写了出来。 

 

在这方面，叶老有一篇代表作，这就是《潘先生在难中》。 

 

摘自吕剑：《在叶圣陶家里》，《新文学史料》， 1981年2月22日，第1期。 

 

作者打破以往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展示知识分子灰色心理的作法，而在一个动荡的时世中淋漓尽致地揭示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的力作。……它更为重要的成就是极为充分地剖示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委琐自私的灵魂。 

 

摘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323-324页。 

 

应该说，小市民的人生是封建社会反动的、停滞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封建制度肌体上溃疡腐烂的一个恶臭局部，小市民的人生哲学是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因此，叶圣陶对小市民的鞭挞笔伐，就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揭露打击，他的反封建性是显而易见的。 

 

摘自乐齐：《叶圣陶》，《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第164页。 

 

冷静，客观，写实，确是叶绍钧小说的特点，例如他的《潘先生在难中》一篇小说，写一个乡村教师在军阀混战中张皇失措的逃难情况，以及其苟安侥幸的心情，刻画小市民卑琐生活极为细致。但只是侧重于生活现象的描绘，对这种卑琐思想却批判的不够。 

 

摘自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 1955年7月。 

 

潘先生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小市民的典型形象，是叶圣陶创作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摘自乐齐：《叶圣陶》，《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第164页。 

 

潘先生是一个苟且偷安、逆来顺受的小市民型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锐气、性格的棱角早被磨圆了的人，习惯于在现实面前低头，多方适应着环境。他没有什么思想，谈不上什么政治的、人生的见解，在他，这一切都消融在旧社会的为人处世原则之中了。…… 

 

潘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不但在地位上不高，特别是在精神上显得十分卑琐的小人物，这个歪歪斜斜地大写的“我”字，这个讽刺形象，占据着喜剧的中心地位。…… 

 

作者着重地刻画了潘先生的丰富的情绪变化和易于满足的精神特征。潘先生的确是个感 觉“敏锐”、情绪“丰富”的人，一支灵敏的政治气温的寒暑表。…… 

 

摘自周绍曾：《读〈潘先生在难中〉》，《文艺月报》， 1956年第7期。 

 

潘先生是在军阀战争的炮火中疲于挣扎受尽折磨的小人物。……潘先生之所以只能一心系念自己一家人的安危存亡，之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惶不安而稍有转机便万事大吉，除开思想感情的狭窄以外，更与其处境有关。象他这样一个旧时代的下层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力量都十分单弱，在动乱社会的惊涛骇浪中，他自知没有竞争、倾轧与较量的能力，因此，他们心甘情愿地奉行着不求伤害别人以图发展，只求保全自己避遭祸逆的生活信条，把保佑自己一家这个小小的生活之舟在暗无天日的汪洋大海中安然无事免遭倾覆当作全力以赴的努力目标。 

 

……潘先生的开心实在令人痛心，潘先生的笑声也实在比哭声更加悲怜，因为对于这位小学教员来说，他一心谋求和深感欣悦的只是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为此他却经受了那么严重的精神和体力上的磨难！同时，还应看到，他之所以那样战战兢兢地患得、患失，正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尽管那么可怜，但却是那么艰难；他们“失”去的尽管那么可贵，但却又那么容易。在这难得易失的世道里，他们不得不为防失求得而操尽心血，不得不对有关身家性命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作出迅速的反应。而实际上，尽管他们用尽心机与命运搏斗，最终也常常逃脱不了命运的戏弄。……他之所以为军阀题匾，固然表现出他的卑怯懦弱和思想的浮乏，也更反映出那个社会对小人物心灵的残害是多么深重；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人格和尊严已经消磨殆尽，在那种无形的但却是十分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他们失去了按自己的意愿主宰自己行动的自由，失去了独立思考按自己的是非判断和感情好恶行事的习惯，驯服地顺从周围世界已经成了支配他们思想和行为的不可抗拒的生活惯性。但这并不证明他灵魂深处的“又酸又臭”，因为他对黑暗现实习惯于妥协退让并非为了投机取巧同流合污，相反正是他在长期逆境中畏惧、回避和摆脱黑暗势力的一种方式，尽管这是消极的，但绝不是丑恶的；尽管这是不值得人们肯定的，但也不值得人们大张挞伐的。……他尽管牺牲了最可贵的人的尊严，也只不过为了换取菲薄的生存权和安全感而已，何况，这一切他也并未争取到。 

 

（作者）对潘先生却是既同情其不幸更揭示其弊病的，其用意在使他这一类人看到自己的病态，认识和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把同情与讽喻、悲剧性和喜剧性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赋予潘先生这个人物形象以十分丰富的思想容量和社会意义，使这个人物成为他笔下一个成功的艺术创造。 

 

摘自任天石：《叶圣陶小说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年，第72-75页。 

 

它把战祸和逃难者的心理浑然一体地交织起来，不是孤立地写逃难，也不是静止地写心理，而是随战事的张弛，写人物的心波百折，从而深刻地展示了一个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仓皇、犹豫、动摇、自慰的诸多心理侧面。 

 

摘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24页。 

 

内心描写富有旋律感，这是《潘先生在难中》的巨大成功。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潘先生，思想中充满动摇和妥协，活象大海里没有根柢的浮标，稍有风浪，就左右晃荡。“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柢浅”，就是这一类人的性格写照。作者抓住这样一个根本特点进行描写，穿针引线，细针密缕，展开了细致的内心刻画。这里所说的“针”，就是人物思想波动的中心点，就潘先生来说就是利己主义，就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他的整个思想波动的踪迹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小说一开头，在拥挤杂乱的车站上，就颇具特色地把这个“针头”露出来，“四条性命一个皮包”组成一条蛇，在人群中推移。以后，每当组成这条“蛇”的五大件，有失散，有危险的时候，潘先生便懊悔、着急、落泪；稍得安宁的时候，便又陶陶然庆幸，悠悠然坐卧。即使他只身返回乡镇，也是为了不丢职位，保住装得饱饱的“皮包”；他到红十字会多领了旗子徽章，也是为了保性命皮包。甚至连他很有意味地蘸墨挥笔，为军阀歌功颂德，又何尝不是因为性命皮包暂时保稳了，所产生的兴致呢？作者驱动一枝既怜更讽、亦庄亦谐的笔曲折而又逼真地写出潘先生的内心波澜，做到张弛有度，起伏成趣。这些波澜起伏，就是作者细针密缕所留下的“线”。小说的心理描写，必须有针有线，循针引线，针线结合。有针便有中心，有线便有波澜。有波澜即不板，有中心即不乱。不板不乱，即是描绘内心的秘诀，也即是《潘先生在难中》所给予我们的艺术启示。 

 

摘自杨义：《论叶圣陶小说的艺术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0年9月第2辑。 

 

作者的语言一向以纯净朴素见称。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随便使用方言土语，却不缺乏生动、精致而富于表现力的描写；特别是在撮取人物的形象、性格的特征来组织语言这一点上，显示出卓越的匠心。（注：此处略去《潘先生在难中》“‘用晚饭吧？'茶房放下皮包回头问。——他做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的举例内容。） 

 

在这一段描写中，孩子的稚气，潘师母因为孩子不知趣而感到的气恼，茶房的带答不理的神情，都表现的很生动。至于主要人物潘先生的形象性格，作者更是恰当地选择了简练、朴素而又性格化的语言来着力刻画，使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摘自胡冰：《读叶圣陶的短篇小说》，《文艺学习》， 1955年9月，第9期。 

 

三、作品简析 

 

《潘先生在难中》原载《小说月报》第 16卷第1期，1925年1月。 

 

写于 1924年的《潘先生在难中》是叶圣陶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代表作。小说以军阀混战为背景，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苟且偷生的小学教师潘先生的艺术形象。当军阀战争的威胁濒临时，他张皇失措地携妇将雏逃难到上海，但又怕因此被校方解聘，旋即冒着危险回校办理开学事务。战火进一步迫近时，他胆战心惊躲进教堂。战事平歇后，他又卑下地为封建军阀歌功颂德，书写牌坊。作品本着“讽他一下”的目的，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展示了他自私、卑怯、苟安、麻木、庸俗的性格特点。 

 

他稍闻风险，就张皇失措。在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前，“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色皮包，左手牵着个 7岁的孩子，7岁的孩子牵着他的哥哥（今年9岁），哥哥又牵着他的母亲”，“大家握得紧紧”的，“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火车将停时，他一面“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一面又难以照顾自己的队伍，连头也回不过来，只得对着自己前面人的后脑门大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这位惊惶失措争先恐后的小市民的神态已经被写得活灵活现。而一旦暂得苟安，他就兴高采烈。由张皇失措到兴高采烈，这种变化的根源其实是利己主义，为了妻子儿女，为了自己的饭碗，他时刻内心惶惶张张。所以，当拉着自己长衫的大孩子的手没有了，“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很快妻子孩子找到了，他马上“幸福得很”，好像“什么兵火焚掠”都没有了，转身用很入时的调子去喊黄包车了。 

 

虚伪卑怯，求生第一。独自返回后，战事吃紧，又想逃跑。可一听到铁路不通了，立即跑到红十字会去交纳会费，以便有一个红十字会的徽章和旗子，作为“救命的神符”。风声再一紧，他又赶紧躲进“洋人的红房子里”，以求庇护。这分明是胆小如鼠一味求生的心态，可潘先生又极力掩饰。 

 

反复衡量，犹豫不决。他时刻想着兼得鱼与熊掌。虽然历尽艰辛来到上海，可听到教育局长要开学的消息，他就不安了。这时他既想守在妻儿身边，又怕被炒了鱿鱼。最后，只好“从利害远近各种方面着想”决定回去，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还希望火车不通，以便可以留在上海避难，又可有不被校长“淘汰”的理由。 

 

没有是非原则，精神麻木；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作者经常写到潘先生的愉快、得意和他那不寻常的甜蜜蜜的笑。他一拿到红十字会的旗子和徽章，内心便升起“一种神秘的快慰”，获得一股“新的勇气”。一听到教育局职员的话，就自鸣得意。就是到了上海的条件恶劣的旅馆，他也感到高兴和满足。尤其是小说的结尾，他本人就因为军阀混战而深受其害，可他还是当仁不让地去为获胜的军阀写歌功颂德的欢迎标语。 

 

作者就是这样通过潘先生这一典型形象，嘲讽和批判了旧社会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和性格弱点。 

 

四、研究文章目录 

 

1．刘增人 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6月。 

 

2．叶圣陶： 《未厌居习作》，开明书店， 1935年12月。 

 

3．茅盾：《现代小说导论（一）——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4．周绍曾《读〈潘先生在难中〉》，《文艺月报》1956年第7期，1956年7月5日出版。 

 

5．胡冰：《读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文艺学习》， 1955年9月第9期。 

 

6．丁尔纲：《叶圣陶和他的〈潘先生在难中〉》，《语文教学通讯》（山西师范学院），1979年第2期。 

 

7．乐齐：《叶圣陶》，《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 

 

8．杨义：《论叶圣陶小说的艺术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9月第2辑。 

 

（宋桂友） 

 

五、名师导评 

 

暴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的内幕，并透过教育界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是叶绍钧“教育小说”的基调。与此同时，叶绍钧对作为知识阶层一部分的教员，也有着严峻的解剖与审视，如名篇《潘先生在难中》（1925）里的潘先生。潘先生是一个带有浓厚小市民气味的卑琐形象，软弱、自私、畏葸、空虚。他的苟安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沈雁冰说：“在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文坛上是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还有代表。” 叶绍钧在五卅惨案的冲击下，更多地看到了教员知识分子身上出现的革命、反抗的一面。

叶绍钧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他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表现了鲜明的写实主义特征。他善于把自己的意图和感情隐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但作家冷隽、客观的风格色彩并不排斥他的内在热情和主观见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很有些主观见解”，只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罢了。

同情与讽刺兼备，是叶绍钧对小市民知识分子用笔的基本特色。潘先生、吴先生（《饭》）、叔雅（《校长》）以及《一包东西》、《英文教授》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的碾盘重压下的知识者，作者看不惯他们的怯弱、空虚、自私，不由要刺它一下；但是他也深知这些人物身上沾有的细菌是那个社会赐予，因此他在讽刺的同时又毫不含糊地把笔锋指向其背后的黑暗现实制度，从而使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于是讽刺也就显得温婉、醇厚，不失叶绍钧客观写实的基本风格。叶绍钧“除了稳健的技巧之外，他的作品还具有一份醇厚的感性，虽是孕育于当时流行的观念和态度中，却能不落俗套，不带陈腔”。

结构多变、精于布局，讲究结尾饶有余味，是叶绍钧小说风格的又一方面。《多收了三五斗》无一中心人物，颇有散文风，《金耳环》以“戒指”一物贯穿全篇，写了一个士兵的悲剧，《遗腹子》写女人的七次生养，力避写法的雷同，而《多收三五斗》、《潘先生在难中》、《风潮》等不少小说结尾的艺术匠心，尤见功力。叶绍钧小说的结构艺术颇似作家故乡苏州园林的格局，尺幅之间，峰回路转。早在20年代，评论者就肯定了叶绍钧是和鲁迅一样讲究结构的少数小说家之一。

叶绍钧最初“作小说的兴趣可说由中学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他羡慕欧文那种清新的创意，但他对灰色人生冷静客观的再现与同情讽刺兼具的风格，则与契诃夫小说异曲同工。而对卑琐小人物的刻画，又得陀斯妥耶夫斯基“抹布”情结的精髓。他的文字整饬、严谨、平实、纯正，既无欧化的成分，又没有半文半白得现象，讲究规范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严肃的写作态度，使叶绍钧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汉语的规范、纯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曹惠明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