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子夜》研读

 

《子夜》研读 

 

一、 作者自述 

 

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其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事，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计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 

 

但构思时间却比较的长些。一九三○年夏秋之交，我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同时并作，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每天访亲问友，在一些忙人中间鬼混，消磨时光。就在那时候，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后来我的病好些，就时常想实现我这“野心”。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乃整理所得的材料，开始写作。所以此书在构思上，我算是用过一番心的。 

 

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这决不像某一班人所想象那样单纯），以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 

 

摘自茅盾：《〈子夜〉跋》，《子夜》，开明书店 1933 年版。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当时我眼病很厉害，……我遵医嘱静心养病，……。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际却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结呼应。……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摘自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新疆日报》副刊《绿洲》， 1939 年 6 月 1 日 。 

 

二、 重要评价观点 

 

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摘自鲁迅： 1933 年 2 月 9 日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14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子夜》，这是一九三○年的一个中国的故事，把握着一九三○年的时代精神的全部。我们的金融家，企业家，地主，绅士，太太，小姐，少奶奶，女工，军官，保镖，经纪人，工会委员，都在作者写实的手腕中呈现着活跃的旋动，都在作者敏锐的观察中现出了原形。…… 

 

作者的企图，是在揭示这漫漫的长夜里，人们是在怎样的摸索着他们的前途，是在怎样的解决他们所争执着的“现在”。 

 

在技巧上，作者更进一步的走上了写实主义的大道，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是真实，没有口号，没有标语，也没有丝毫主观的教训主义的色彩。 

 

摘自余定义：《评〈子夜〉》，《戈壁》第 1 卷第 3 期， 1933 年 3 月。 

 

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茅盾的《子夜》。 

 

《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国货既然倒霉，国货大王吴荪甫就只有投降，这是他的出路…… 

 

所有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一九三○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段”，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 L ' argent ” ——《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 

 

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 

 

摘自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初载 1933 年 4 月 2 、 3 日《申报·自由谈》，见《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 2 卷，第 68 — 69 、 7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盖作者善于表现现代中国之动摇，久为吾人所熟知。其最初得名之“三部曲”即此类也。其灵思佳语，诚复动人，顾犹有结构零碎之憾。……此书则较之大见进步，而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不时穿插激射，具见曲而能直，复而能简之匠心…… 

 

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吴荪甫之为人固最跃然如在吾人目前……其环境之配置，屡以狂风大雨惊雷骇电随文情以俱来。…… 

 

第三，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微，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委宛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 

 

摘自 云（吴宓）：《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大公报·文学副刊》 1933 年 4 月 10 日。 

 

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他的最大的特点便是在此。有人这样说：“中国之有茅盾，犹如美国之有辛克莱，世界之有俄国文学。”这话在《子夜》出版以后说，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子夜》是在作者摸出了那条虚无迷惘的路，找着了新的康庄大道，以其正确锐利的观察对社会与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具体了解后，用一种振起向上的精神与态度去写的；它在消极的意义上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没落，在积极的意义上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这后面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摘自吴组缃：《〈子夜〉》，《文艺月报》创作号， 1933 年 6 月。 

 

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摘自瞿秋白：《读〈子夜〉》，初载 1933 年 8 月 13 、 14 日《中华日报·小贡献》， 

 

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2 卷，第 8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子夜》不只在这一九三三年间是一部重要作品，就在五四后的全部的新文艺界中，它也是有着最重要的地位。 

 

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它的伟大只在企图上，而并没有全部实现在书里。 

 

它虽然有着巨大的企图，但它并没有寻到怎样展开他的企图的艺术；据作者自己在后记上说，“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但他的构思却只有一年，他自己以为是“比较的长些”了，实际上还是差得太远的。 

 

因为这过大的企图，结果后倒创造了一个英雄，而且这书也就成了这个英雄的个人的悲剧的书了。 

 

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作者的聪明的地方，他晓得无论是多么大的企图，在小说里也必要置下读者的注意的中心点的，使这中心点成为全书的桥梁，而展开他的巨大的企图。 

 

不过他置这中心的重力是太过重了，使他的英雄成了过份理想化的人物，读者们无论在那里总忘不掉这个人，不能不关心着这个人的事业的前途，其他那对于他的企图有着更重要性的场景或人物都全部成了陪衬。 

 

所以我们若说这书是描写一个新兴的民族思想的企业的资本家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个人的悲剧，那是颇为正确的。 

 

不过，这书虽有一切缺点，它是新文艺界值得一读的书籍，就从这书出版后的卖销的数目来讲，已经证实这书在现今的价值。它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是在这书给我们贫乏的文艺界中输入了一种新的眼见，它的材料至少是从来未被取用过地新鲜的，而且它的一切缺点，也是一个首创者的光荣缺点，它的缺点将成为无数未来的作家们的有益的借镜。 

 

摘自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第 4 卷第 1 期， 1933 年 11 月。 

 

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子夜》写一九三○年的上海，写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崩溃的缩影。与《蚀》都是大规模的分析的描写，范围却小些：只侧重在“工业的金融的上海市”，而经过只有两个多月。不过这回作者观察得更有系统，分析得也更精细；前一本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听说他的亲戚颇多在交易所里混的；他自己也去过交易所多次。他这本书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 

 

摘自朱自清：《〈子夜〉》，原载《文学季刊》， 1934 年第 1 卷第 2 期。 

 

说到《子夜》，因此，它一方面是普洛革命文学里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后”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之产物与发展。中国普洛革命文学如果不能承继“五四后”的前进的现实的文学的这个传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它在现在恐怕还没有力量产生出像《子夜》这样的作品，但最重要的是在如果“五四后”的文学传统不向普洛革命文学的方向发展，如果它不与革命的现实更接近或者竟与之背离，那么这个传统现在就绝对不能有《子夜》似的的产物。…… 

 

《子夜》不但证明了茅盾个人的努力，不但证明了这个富有中国十几年来的文学的战斗的经验的作者已为普洛革命文学所获得；《子夜》并且是把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开辟的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的创作的路，接引到普洛革命文学上来的“里程碑”之一。 

 

何丹仁（冯雪峰）：《〈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木屑文丛》第 1 辑， 1935 年 4 月 20 日 

 

在写《子夜》时的作者，就其创作的态度说，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但《子夜》还不是一部已经胜利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品。……可是它已经走上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上也尽了它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的，这是就创作方法的成就上说的；而从现实主义的基本方向说，《子夜》却已经是属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品。 

 

摘自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 

 

《文艺报》 1952 年第 17 期。 

 

小说《子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生动地刻划了几个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的形象，其中尤其是吴荪甫这个人物，是最能够说明作者对于资产阶级的本质的了解和他的全部艺术才能的。 

 

吴荪甫的典型形象，不仅比较深刻地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本质，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就是说，吴荪甫的形象不仅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本质，而且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这一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特征。 

 

《子夜》在创作上有着一个矛盾。 

 

《子夜》是在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下的一部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作品；作者有一个预定计划，企图大规模地分析中国社会，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方面（参看《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但是作者的生活经验和实践还没有力量来驾驭这么庞大的主题；因此，在整部作品中，有些部分由于作者在这方面的生活知识比较丰富，写得就比较深刻、饱满而具体；另外有些部分由于作者在那方面缺乏直接的生活体验的，就不免流于概念化。 

 

《子夜》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以至于情节、场面，都带有显著的理论分析的痕迹……这些人物和情节，有些是以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那么先进理论的分析就起了积极作用，使人物写得更加深刻而有概括意义（特别如吴荪甫的形象）；有些则是比较缺乏生活经验的基础的，那就很容易看出从理论出发的痕迹。……但是这并不能理解为作者对作品的某些部分完全缺乏生活经验，完全是从理论出发，而只是说作者的生活经验还赶不上主题的要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子夜》创作上的矛盾。 

 

摘自 金申熊：《略论〈子夜〉》，《新建设》 1957 年第 4 期。 

 

《子夜》这样一部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内容复杂的作品，为什么能组织得有条不紊，浑然一体，其成功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地就在于作者能严格地遵循着结构艺术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即根据主题的需要，根据中心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和环境场面，因而能从复杂的内容里突出中心，从纷繁的线索中见出主次，做到波澜起伏而有条不紊。同时，作者又善于根据矛盾冲突的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运用借题牵线，烘托对比，虚实处理，前后照应等等艺术手法，来巧妙地安排故事情节，做到引人入胜而不落陈套。 

 

摘自 叶子铭：《谈〈子夜〉的结构艺术》，《江海学刊》 1962 年第 11 期。 

 

……由于《子夜》太偏重于自然主义的法则，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看到茅盾作为一个热诚的艺术家的真面目。他在本书的表现，仅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上海画张社会百态图而已。读此书时，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到书中的人物，几乎可以说都是定了型的，是注定了要受马克思主义者诋毁的那种丑化人物。即使主角吴荪甫（一个颇具粗线条的人物）亦不例外：他的道德面的刻划无法与方罗兰或梅女士相比。不但吴荪甫一个人如此，我们可以说整本书都如此：尽管《子夜》包罗的人物和事件之大之广，乃近代中国小说少见的一本，但它对该社会和人物道德面的探索，却狭窄得很。社会经济的资料，或推而广之，一切为了写小说而收集的资料，都是死的、本身无用的——除非那位收集这种资料的小说家能够运用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组合这些资料，使其“活”起来。茅盾在《子夜》内却没有这样做：他把共产主义的正统批评方法因利乘便地借用过来，代替了自己的思想和想法。 

 

由于出色的现代中国小说不多，《子夜》也因此在现代中国重要的小说中，占了一个地位。我们在上面说它是失败之作，乃是以茅盾过去的成就和可能的成就来衡量它的缘故。茅盾的野心——要给中国社会来一个全盘的检讨——说明了一点：作者愈来愈“科学”（马克思主义式的和自然主义式的）了。在他以后的创作生命中，除了偶尔一两个例外，他再也摆不脱这个迷障。 

 

摘自 [ 美 ]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 136 页，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9 年 7 月初版。 

 

……吴荪甫是一个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形象，而不是什么“本质”的“化身”，作者写《子夜》未必经过一个独立的逻辑思维阶段，这部作品和“四人帮”提倡的“主题先行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吴荪甫这个形象不是按照作者的主观概念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来创造的。作者认识的一些企业家的经历和遭遇，反映在作者的头脑中，经过作者的感知、想象，理智和感情的作用，逐渐形成一个企业家的美学意象，这个作家头脑中的美学意象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出来，就是客观存在的吴荪甫的艺术形象。在这个过程中，逻辑思维始终起着辅助的作用，它帮助认识和理解生活中的形象，帮助提炼和改造头脑中的意象，使之能概括更深广的生活内容，它也帮助安排结构等表现手段，使之更完善。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离开形象本身的逻辑思维阶段。 

 

摘自乐黛云：《〈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文学评论》 1981 年第 1 期。 

 

《子夜》从它诞生之日起，从作者到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部艺术上并不完满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作品的史诗性，即它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生活的广阔而准确的描绘和分析，作品为中国文学提供的一个生动而全新的人物形象体系，特别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形象，确实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带来了新的、重要的因素。事实上，《 子夜 》 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独特而有力的表现 ， 使之成为一种不同于鲁迅所代表的 “ 五四 ” 艺术传统的 “ 范式 ”，甚至可以说，由《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构成了一种 可以称之为 “ 茅盾传统 ” 的东西 ， 它对其后中国文学的发展的影响也许超过了被人们当作旗帜的鲁迅传统 。 

 

构成《子夜》与“五四”小说的第一个区别、也即《子夜》范式的第一个特点的是小说呈现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明晰性、系统性，从小说的功能方面说，它大大地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的论辩性。中国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和党派性的传统是从《子夜》开始得到确立的。 

 

在叙事方式上，《子夜》力图消解作者的个人性和主观性，从而使得 小说的叙事呈现出客观的 、 非情感的特征 。这构成了《子夜》在叙事方式上与“五四”小说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的分野。 

 

与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明晰性和叙事过程的非个人化和非情感化相关的，是《子夜》与五四小说传统的又一重要差别：反映现实的“整体性”、“时事性”和“共时性”。 

 

摘自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9 年第 1 期。 

 

在我看来，茅盾对《子夜》基本情节的构思过程，就是他的艺术个性和情感记忆逐渐参与决策的过程。那个最初激起他创作冲动的抽象命题，一旦进入他实践这冲动的具体过程，就无法再维持那种至尊的地位。它若有灵，一定会气愤地发现，当茅盾正式写下《子夜》的第一行词句时，它已经处在他感性经验的强有力的挟持当中了。 

 

这就是《子夜》给我的真实印象。它绝不仅是某个抽象命题的图解，尽管其中确实有图解的成分。文学创作是那样一种复杂的情感活动，作家单凭理智很难把它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创作自述难免会包含一些或大或小的误解，茅盾对自己写《子夜》的解释便是例证。他说他是运用了一种左拉式的新的创作方法，可我们却看到，他在很多地方都还是保持了原先的写作风格，他的许多描写都还是依靠了过去的情感经验。所以，《子夜》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那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它那些失败的部分倒可以证明，缺乏审美感受的直接支持，题材上的大胆开拓往往会造成怎样触目的缺陷。 

 

摘自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史论》（第二卷），第 289 — 290 页，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 

 

三、 作品简析 

 

《子夜》开明书店 1933年1月初版。 

 

《子夜》追求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史诗性，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对作者所处时代中多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作出了全景式的正面描绘，实现了作者“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的企图”。在人物塑造上，《子夜》注重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是经济关系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如吴荪甫、赵伯韬、屠维岳、冯云卿等，均个性分明，具有立体感。在艺术表现上，《子夜》善于描写人物的行为、语言，尤其擅长对人物作出色的心理描绘，从人物的灵魂深处，揭示其内心的隐秘，显示其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从而使小说实现了剖析社会历史与剖析人的心理的统一。在长篇的结构上，《子夜》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为了与所欲表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小说构筑了多线并存的蛛网式的结构。它以吴、赵之争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同时展开了工运、农运两条线索，而又均以吴荪甫为焦点。《子夜》的叙述语言细腻生动、明快有力，且富有色彩感，人物语言实现了充分的个性化。 

 

《子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也是在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中长久地发挥着影响作用的作品。但是，几乎从《子夜》问世时开始，就一直伴随着论争。论争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如何评价《子夜》“理念（主题）先行”的问题（这确实也是评价《子夜》的关键问题之一）。关于《子夜》的创作，茅盾自己也承认是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关，他创作《子夜》“ 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研究者们一般都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如朱自清在比较《蚀》与《子夜》时就正确地指出：“前一本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子夜〉》）。但在如何评价这一特点时，却聚讼纷纭。主要意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是高度肯定的，这以瞿秋白、冯雪峰等为代表。瞿秋白认为“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 （《〈子夜〉和国货年》） ；而冯雪峰则指出这部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的作品是把“现实主义的创作的路，接引到普洛革命文学上来的‘里程碑'之一”（ 《〈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第二种意见是肯定中有保留的，这以 韩侍桁、 吴组缃等为代表。 韩侍桁 认为 ：“ 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它的伟大只在企图上，而并没有全部实现在书里”，原因在于“它并没有寻到怎样展开他的企图的艺术”，作者对自己所欲表现的对象还不熟悉（ 《 〈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 。吴组缃四十年代对以《子夜》为代表的茅盾小说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指出：“一般地说，他作品的主题，往往似乎从演绎而来，而不是从归纳下手……因此，他的一部小说，往往似乎只是为社会科学理论之类举出一个例证；作为艺术的创作看，就似乎缺少一点活生生的动人心魄的什么”（《〈霜叶红似二月花〉》，《时与潮文艺》第 3 卷第 4 期， 1944 年 6 月）。第三种意见是基本否定的，这主要以夏志清为代表。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分析说，“ 作者愈来愈‘科学'”，无非是“把共产主义的正统批评方法因利乘便地借用过来，代替了自己的思想和想法”，因而《子夜》中“社会经济的资料，或推而广之，一切为了写小说而收集的资料，都是死的、本身无用的”。八十年代后期，在大陆一度出现了重评《子夜》的声音。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9 年第 1 期）通过对《子夜》艺术缺陷的分析，指出茅盾陷入了蒋光赤们“概念化的困境中”；作者之所以会陷入这一困境，是他“按照既定的理性的先验框架去构建小说人物世界而非从审美冲动的逻辑起点出发进行创作”造成的，是“非审美的政治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冲突导致了《子夜》的艺术缺陷”。以上三种观点基本倾向不同，特别是第一种与第三种观点之间甚至呈针锋相对之势。之所以对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个问题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评价，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许多评论者所取的是政治视角，他们因为自身的政治立场不同，导致了对《子夜》中的理念的评价不同。正因此，这类评论者往往从自己的政治态度出发，从维护自己的政治功利出发，将《子夜》因“理念先行”所带来的某些方面的优长或缺憾推向了顶点。二是评论者们看取作品时的审美标准不同，有些是崇尚理性的、史诗性的，有些是推崇情感的、感性经验的。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去看待这一有关《子夜》的论争，撇开政治的偏见和狭隘的审美趣味去充分认识《子夜》的文学史的价值。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 ．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2 ．吴宓：《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大公报 · 文学副刊》 1933 年 4 月 10 日。 

 

3 ．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第 4 卷第 1 期， 1933 年 11 月。 

 

4 ．朱自清：《〈子夜〉》，《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1934 年。 

 

5 ．冯雪峰：《〈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木屑文丛》第 1 辑， 1935 年 4 月 20 日。 

 

6 ．吴奔星：《茅盾小说讲话》，泥土社 1954 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再版。 

 

7 ．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 

 

8 ．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 

 

9 ．孙中田：《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10 ．庄钟庆：《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11 ．李岫：《评苏、德、日、捷等译本序跋对〈子夜〉的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4 年第 4 期。 

 

12 ．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9 年第 1 期。 

 

13 ．孙中田：《〈子夜〉的艺术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14 ． 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 

 

（秦林芳） 

 

五、名师导评 

 

1939年，茅盾曾就《子夜》的写作构思做过这样的解释：

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茅盾的这一构思获得瞿秋白的赞赏：《子夜》是“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扛鼎之作；“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茅盾的解释，以其特殊的权威性影响了后来关于《子夜》的研究和阐释。但如果注意茅盾讲这段话的时间，就可以理解，他之所以在《子夜》提出的“许多问题”中特别突出帝国主义压迫造成的中国殖民地化的问题，肯定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即中华民族因日本侵略而濒临危亡的历史情景有关。而在《子夜》写作期间，茅盾坚持把小说的故事时间框定在1930年，把这年发生的中原大战作为重要的背景事件，也含有另外的政治讽喻意图。在这样的时候，茅盾通过小说展现中原大战背景下民族工业资产家的悲剧故事，无疑是在暗示：蒋政权不仅不会给中国资产阶级带来光明前景，其自身也面临不可回避的危机。

《子夜》宏大叙事的追求，还是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尤其是作品主体部分的安排， “采用多线交叉发展，然后两条主线先后发展的结构方法”，“从复杂的内容里突出中心，从纷繁的线索中见出主次，做到波澜起伏而有条不紊”，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十分紧凑，时间跨度小（三个月），而人物众多，但作者采用了开门见山和盘托出的手法，一开始就在吴老太爷的吊唁仪式上把几乎全部的重要人物都推上前台，组成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以及设下情节因果关系的伏笔，从而经纬交汇地构成了长篇小说《子夜》的“网状结构”。“作者又善于根据矛盾冲突的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运用借题牵线，烘托对比，虚实处理，前后照应等等艺术手法，来巧妙地安排故事情节，做到引人入胜而不落陈套”，从而把众多的人物和纷繁的线索有条不紊地组织了起来。茅盾建造的这座宏大建筑，局部虽不无缺憾，但材料坚固，气象壮观，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写作开创了新的景观。

在追求宏大叙事的同时，茅盾特别注重细节的谨严。他曾称赞法国作家福楼拜，说到了福楼拜的《萨朗坡》出现，才有真正的历史小说，而在此以前，司各特、大仲马等人的作品“不过是小说，未尝有历史。他们的所谓历史只是主观的杜撰，不是真正的历史。”茅盾特别推重福楼拜在认真查阅文献、亲临现场考察基础上，用“科学的写实的手腕”，客观地再现历史风貌的精神，而《子夜》的写作也取了同样的态度，写到时代风尚、习俗等细节都注意符合那一年代的特点，他甚至还和瞿秋白推敲过吴荪甫应该乘什么车。至于书中人物闲谈时所涉及的社会现象，也都有所依据。《子夜》虽然写的是当代故事，用的却是福楼拜般的复现历史的严谨精神。

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方法的发展历程看，法国作家福楼拜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分界，他把严谨的细节描写技术、叙述者深藏不露的叙述方法上升为写作原则，也有作家绕过福楼拜另辟道路，如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茅盾明显继承了福楼拜严谨的细节描写，但是，作为一个左翼作家，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走向的坚信，使他在小说的整体叙事中采取了托尔斯泰式的态度，不忌讳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倾向，有意识地为具体的形象、场面甚至细节加上理性分析，赋予其意义。曾有研究者指出《子夜》的蕴涵不够深厚，概念化痕迹浓重，主要是由此导致的。

茅盾最初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步入文坛的，这为他后来从事小说创作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他说：“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他说：“我读得很杂。英国方面，我最多读的，是迭更斯和司各特；法国的是大仲马和莫泊桑、左拉；俄国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他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曾经热心介绍自然主义，“我爱左拉，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爱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其实，他笔下的所谓自然主义的描写直到后期也仍相当多。西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对茅盾的最大影响是为人生的文学观的确立与现实主义真实观形成，“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他象欧洲现实主义大师们一样，“以冷静、清醒的态度，鸟瞰式地谛视与剖析人生，借助于对现实人生的敏锐观察与精细描写，来展示旧中国的众生相与百丑图。”

吴荪甫一直是《子夜》解读中众说纷纭的形象，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吴荪甫性格的二重性、矛盾性，但如何评价这种性格的意义，则有多种解说，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史著述，多从吴荪甫的社会、阶级身份着眼，认为吴的性格矛盾，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阶级属性的体现，“属于吴荪甫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的共性，是通过他特有的性格来表现的”。小说通过吴荪甫等形象，“生动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买办性和反动性”。而吴荪甫的失败结局，则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夹击中的必然命运。“文革”以后，研究界逐渐调整单一的阶级分析观点，调整以往研究中把人物的阶级属性等同于人物性格的思路，以及把吴荪甫笼统称为“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观点。有的研究者把原因追溯到1952年小说作者本人给吴荪甫加上的“‘反动’帽子”，认为这深刻影响了后来人们的分析思路。“从此，人们只好不看作者对吴荪甫所曾倾注的同情，也不谈这种同情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美学感应”。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说：“茅盾在创造吴荪甫这个人物时，绝不是把他作为一个‘反动工业资本家’来处理的。相反地，他是在塑造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主要不是由个人的失误而是由历史和社会条件所必然造成的悲剧的主人公。作者曾对他的命运深感遗憾和惋惜，并激起读者同样的感情”。也有的研究者从阅读感受出发，认为“当吴荪甫完全以一个工业资本家的面目出现时，他并不怎样吸引人”，“但是，当他在书房里独自一人的时候，读者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了。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资本家，更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他的暴躁、沮丧，他那仿佛等待判决似的紧张，那种对失败的不由自主的预感，那种承受不住重负的虚弱，那种竭力要振作自己的挣扎；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可信，因为那正是我们自己也能够体验到的情感”。“一个真正丰满的人物形象是绝不可能仅仅只向读者显示他的政治和经济身份的。作家越是深入发掘他的内心世界，就越能把他那些积淀着全部社会和遗传影响的深层心理揭示出来。”这些研究体现出一种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思路，提出了一些有洞见的观点，自然也遗留下盲区。关于吴荪甫等形象的分析，无疑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如在探讨《子夜》作者和人物形象的关系，显然还需要考虑到叙述者的中介作用。而《子夜》的复杂性，其实也和叙述者复杂多重的态度不无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对人物的态度上，几乎渗透在文本的各个层面。如开篇一段描写五月上海黄昏风情的文字，在展现殖民都市畸形面貌的同时，分明流露着赞叹和欣赏的情绪。那段从霓虹广告直接转引来的英文：Light,Heat,Power！（光，热，力）显然也不是随意拈来的。叙述者既从左翼文学的阶级立场对现代殖民都市进行批判分析，又在现代化的脉络中给予肯定甚至赞赏，再加上叙述者的理性分析、价值评判与人物形象、情节、细节之间所存在的乖离，更使得《子夜》的意义内涵，远远超出叙述者直接明白说出的，也远远超过作家本人的原初意图和后来所做的解释。

                                                     （王中忱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