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论文】苏轼仕隐情结原因初探

 苏轼一生的诗文反复的咏叹着归去,到了人生的晚年又以学陶渊明而闻名,但纵观其一生,苏轼并未能实现真正的归隐,一直在极其复杂明灭的心智纠缠中经历着或仕或隐、亦仕亦隐的矛盾生活。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苏轼如此的醉心归去而又最终不能归去呢? 
　　士大夫阶层真正的兴起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称谓,"士大夫"这个概念在中国有着久远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大夫"和"士"本是商代至春秋时期对位于公、卿、诸侯之下的两个贵族阶层的称呼,士是当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如《国语》所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国语》又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的记载,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这一时期各个阶层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特征。 
　　但是,在宋代之后,社会发生了变革,中国已经没有世袭封建,也没有了世家门第观念,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得来的,不再考虑原来的门第如何,这使得宋代成为一个平民的社会。婉约派的一代词宗柳永在他的《劝学文》中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我们所熟知的范仲淹、欧阳修等大家都是由寒门通过科举进入社会的权力中心的。 
　　发展到宋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就从先秦时期的无人文关怀只有急功近利的游士,从魏晋六朝的世袭士族,从唐代的功名之士一跃而成为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真正的士大夫阶层。 
　　宋代儒家的"修己治人"思想 
　　宋代儒者所重视讲究的是修己之后方治人,修己是出世,治人是入世,那么,要想入世,必须的前提是有出世的思想修养和境界,这样,在宋代儒者的思想中,本身就包含了出世的思想,而且还是前提和重要的根基。这种思想首先是从科举的教义的变化中来的。 
　　科举考试的教材和内容,都是儒家的经典,而这种经典,在宋代发生了以四书代替五经的深刻的新的变革,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了。 
　　《中庸》强调的是个人的修养和锻炼,《大学》的要义则是要求个人必须和社会国家发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就会使人只讲小我而没有大我的观念。宋代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当时的思想家是不可能只讲小我而不讲大我的。这一点是苏轼终其一生而不能归去的深层时代原因。 
　　宋代哲学的浸润 
　　宋代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涵盖着儒释道精义的综合哲学。儒家是融合道家和佛禅的儒家,反之亦然。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世俗化,一方面重视个人和自我。儒释道三家的哲学在宋代这个时空中并存、激荡,并最终统一为我们后世所熟知的理学。儒家要修齐治平,不脱离世界;道家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害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则教人回到世界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而对于苏轼个人来讲,他当然很早就深受儒家经世济时传统的影响,其母为他讲读《后汉书・苏谤传》时,便对母亲说:"轼若为谤,母许之乎?"当时苏轼就产生了奋厉有当世志的思想,但他并不是热衷于官场追逐,而重视济世匡时,更进一步看,青少年时的苏轼已开始接触佛教教义,"嘉佑末,予从事歧下。予始未知佛法,君(王大年)为言大略,皆推见自行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益自君发之。"他生命意识和生命理念中的一部分已熔铸了佛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他正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他的砍柴担米可以是从政入世,也可以是徙远流放。可以是在华堂之上的不改麋鹿姿,也可以是在草野的我欲醉眠芳草。苏轼本身仕隐情结的扑朔迷离,可以在这里得到时代的哲学解释。 
　　苏轼个人的具体原因 
　　苏轼的仕隐情结的形成,和他的家庭环境、性格及生平遭遇都有关系。 
　　苏轼有着富于野性的自由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出生在偏远的眉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从小与子由快乐的野玩培育了他的不受羁绊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的、富于野性的生活,使苏轼终生受益。 
　　苏轼的一生,虽然自出仕之后,不是做官就是流放,但流放中依然保有着官员的身份,但是,他给我们后人的总体印象却是与大自然的亲近更为深入人心,这与苏轼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密切关联。使他既有顽强的仕进精神,也有不断希望归去的内心需求。特别是当肮脏龌龊、尔虞我诈的官场与苏轼自由的个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更急切的盼望能够归去,他在没有人生模式的痛苦中寻求着自我,同时又是在历史的士文化的积淀中实现了自我。 
　　所以,苏轼一方面继承屈原以来的积极入世精神,在时代的氛围中,以大我为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光大陶渊明的隐逸精神,通过对陶渊明的发现与重塑完成小我的个人品格,从而成为宋文化的真正代表。 
　　苏轼人生的理想是大鹏展翅,乘风直上,却时时提醒自己海北天南总是归,始终拥有一个归去情结,一个无法摆脱的仕隐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