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小长假,去包扶的白衣寺村下乡,在一处偏僻的洼地里,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妪正在一片苞谷林里薅草。正是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汗水顺着老妪的面颊流下来,她也顾不上擦。看着她那一招一式默默劳作的背影,不禁想起我的母亲来。
我的老家在偏远的五花山下,那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可耕种的农田东一块西一块地挂在山坡坡上,远看,像一张张巴掌大的膏药紧贴在山梁上。种庄稼几乎是靠天吃饭。倘若老天爷一成十几天不下雨,那一年的庄稼就面临着绝收,人的嘴就要吊起来了。
那时候,我家劳力少,每到春播时,父母就有着加不尽的熬煎,东家跑西家请,好话说遍,雇人翻地播种。一场雨水过后,请人把地翻了,种上苞谷。看着苞谷苗苗出了地,长了叶,母亲就会站在地头咧嘴笑,还不时自言自语:“这下好了,能顾住嘴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站在她身后,那时我虽小,但明显地能感觉到她打心眼里的开心和自豪。
母亲能吃苦,很耐劳。她爱劳动,更爱庄稼,是家里家外劳动的一把好手。每到苞谷起身的时候,母亲就跟着父亲去地里给苞谷薅草。母亲小时候缠过脚,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总也跟不上父亲,可她的手麻利,薅起草来并不输给父亲,常常是,父亲薅完一垄,她也薅完一垄。父亲让她歇歇,她一抹额头的汗,说:“歇啥?不累!”
薅草是一件苦差事。说它苦,不单是要出力流汗,更重要的是,薅草的日子选择上就让人发怵。给苞谷薅草,正值夏伏时节,日头像火烧,知了热得鼓噪不止,狗也吐出长长的舌头,人自然就不消说了。钻进密不透风的苞谷林里,就像捂进了大蒸笼,人闷热得喘不过气来,纵使汗水浸透衣衫,湿透前心后背,也不能光了膀子,那样,苞谷叶片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非在你肩上膀上拉出无数条血淋淋的口子不可。热,还要穿厚实,捂严实了。再者,薅草还得选择日头炸烈的正中午,小时候我不解,就问母亲,母亲摸摸我的头说:“你傻呀,大太阳下薅草,薅的草才能晒死哩!”我强辩说:“草晒死了,人也晒死了。”听我这么说,母亲忍不住就笑了:“你个鬼头!”
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母亲一人在老家,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是喜欢种苞谷,翻地、播种、薅草、收割,似乎有用不完的劲。我们劝她不要种了,她不听,说:“妈命苦,闲不住,一闲下来浑身就不舒服,像散了架。再说啦,农民哪能不种庄稼?都不种了,人吃啥?”母亲总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不停劳作,一辈子虔诚地膜拜着土地,挚爱着庄稼。她总是对我们说:“你们甭看咱这地不咋样,只要用心了,地不哄人,人勤地不懒嘛!”
是啊,人勤地不懒。几块薄田,在母亲精心打理下,养活了我们,让我们成长壮大。如今,她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土地,有没有庄稼?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的眼前又呈现出母亲在苞谷林里薅草的情景,眼眶也不争气地溢满了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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