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传媒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传媒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一方面早期的代表成果有《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其中1992年10月出版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始于198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牵头，组织全国和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其中对传播效果现状与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1993年3月，裘正义出版《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首次在一个完整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大规模综合性实证研究，将来自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应用到了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其受众调查的规模而言，抽样调查的范围覆盖9个省（第二项因故压缩为3个省），包括了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三类不同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并且首次专门以乡村居民作为研究的对象。其核心的三项调查之二为“乡村地区发展消息传播过程与效果研究”，分别包括研究背景、调查方法、理论框架与假说、资料分析和结论与建议等几个方面。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中国乡村地区传播现状的作了总体定性描述：“低需求层次及与此相应的低期望值的低度满足。”[1]并对中国乡村发展传播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对乡村发展传播与文化建设作了专题分析。同时，作者在调查时发现，调查对象在现代化程度方面的落差大于在传播行为方面的落差，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观念的层次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观念是多层次的，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浅层观念或价值观念；深层观念或文化观念。前者易改变，后者难改变，而传播行为常常只改变了前者，因而会出现“观念领先、实践后滞”的情况。

针对这类早期研究中大众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黄旦在总结我国198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基本走向时认为，15年以来，我国传媒业逐步走近大众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媒介自身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并提出大众传媒要身兼二任：既要满足自己接收者的需要，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换言之，它既要扮演人的传播者的角色，又要扮演一定使命的社会组织或政治宣传机构的角色，人际性和社会性并重是大众媒介功能效果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2]

胡正荣在对以卫星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研究中认为，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扩大到全球，其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找新的文化模式来解决控制与适度开放之间的矛盾。在建立新文化机制的过程中要经过两个阶段：文化多元化和文化自力更生阶段，而解决卫星电视带来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因素在其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1992年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大众传媒如何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这一课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2001至2002年，方晓红主持的“苏南农村与媒介”项目，先后开展了四次相关调查；2002年5月，李双龙开展了旨在考察上海市青浦区农民的媒介接触与观念变革之关系的“青浦调查”；2002年底，张国良主持的“国家发展与大众传媒”项目，完成了对全国9省市约3000名受众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另外，该领域关注的焦点较多地集中于农村发展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其中吴文虎认为，农村城市化为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提供了媒介生态环境、发展资源和社会需求等各方面条件，是大众传媒群落形成的基础和动因，而大众传媒群落的崛起又是城市化产生和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农村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促进我国大众传媒的多样化发展[3]；方晓红的观点是，由于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一元的农民结构层次分解为多元的结构层次。处于新的结构层次中的农村受众，表现出更多的传播参与意识。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流动，出现了乡村与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为以城市受众为主要传播对象的当代传媒提供了更多的直接受众及更为多样化的信息需求[4]。此外，陈崇山认为，当前我国传播及宣传中“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普遍存在，农村受众是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弱势群体。农村受众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接收工具的拥有量、媒介消费时间、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等方面，均明显弱于城市受众，因此要更多地在传播中向他们倾斜[5]；李良荣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受众处于信息匮乏的状态之中。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大众传媒在对农村进行传播时没有真正考虑他们的信息需求。就传者而言，应提高信息的前瞻性、准确性、针对性与服务性，对于受者而言，应增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民在传播中的弱势群体的地位，这样才能得到传媒的重视与服务；陈昌凤[6]认为，当代大众传媒虽然对农村地区及受众有一定影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充分的、不平衡的，并没有提升农村的文化本质；陈力丹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媒体应成为改变西部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提供西部开发的讨论平台[7]。

张海鹰从媒介新技术应用和实践的角度指出，发展传媒新技术是中国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策略[8]。陈丹通过对1994至2001年《人民日报》有关艾滋病报道的内容分析，认为我国媒介在健康传播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无论报道形式或内容都需要改进[9]；孙信茹以云南元江县甘庄华侨农场为田野考察对象，对传媒在民俗生活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当今文化和民俗生活均处于“媒介环境”的条件下，传媒在表达民俗生活、干预民俗生活和构筑民俗生活三个层次上都起到重要作用，并影响着民俗生活的变迁[10]；朱晓征通过“大众传媒对妇女的影响”调查发现，大众传媒对女性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女性歧视和性别盲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