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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形式的另外一个影响便是新形式的媒介的诞生使得新的社会行为及社会角色的产生,这可以在梅罗维兹的研究理论中可以得以归纳。
梅罗维兹认为,研究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并非主流传播研究的专利,从媒介形式出发的研究也能献上自己的独到解释。只不过在媒介形式的研究中,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就是影响的自变量不再是媒介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具体内容,而是媒介形式本身。另外,这里的社会行为不是对应于特定内容的当下行为,而是不同信息系统(口语社会、印刷社会、电子社会)中的行为方式,是一种更加宏观和抽象的人类行为。
梅罗维兹在建构自己的研究理论的时候,一方面是继承了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理论观点,即从传播媒介技术形式本身出发来进行研究媒介的影响力,但他对两位前辈的思想和见解也并非全盘吸收,他批评道,麦克卢汉只是将传播媒介描述成感官的延伸并声称新的传媒一旦引入一种文化,就会改变这一文化中的人们的“感官”的平衡和他们的直觉,但他的理论却很少提供具体提示来解释感觉平衡不同的人们为何行为会不同。[1]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梅罗维兹认为麦克卢汉等媒介研究学者的“媒介的偏向性”、“感官的平衡”、“新的知觉方式”等的讨论都过于抽象,虽然他们找出了一些重要的过程,但是最终并未能清楚阐述媒介的效果,结果倒是给传媒的效果披上了神秘化的色彩,令人对新的感官系统或知觉方式究竟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不明所以。因此,梅罗维兹引入了戈夫曼的“戏剧论”的社会角色理论,来阐述传播媒介是如何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戈夫曼的“戏剧论”的社会角色理论是符号互动论的流派之一。简单地说,社会角色理论就是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为比作舞台上的表演,认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人生舞台上扮演者不同的社会角色。但是戈夫曼的戏剧论的焦点是人际传播,没有将大众传播纳入考察的范围,在其理论中仅阐述了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行为,没有考察大众传媒中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行为。梅罗维兹根据对麦克卢汉和戈夫曼理论的长处与缺陷,将媒介的研究与情境研究结合起来,并将情境研究从分析静态的情境延伸到分析变动的情境,从分析自然或物质的情境延伸到分析媒介所造成的社会情境。由此,他提出了他有关媒介社会作用的情境论,即传播媒介的变化如何改变社会互动情境中的信息流动,信息流动的变化又如何让改变社会交往场景的定义,社会情境的变化又如何改变社会行为发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梅罗维兹认为,人们对于每一社会情境都需要一种明确的界限,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扮演需要连贯一致。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景发生重叠时,不同的社会角色会混淆不清,令人感到困惑,不知所措。[2]如果社会情境的界限只是被暂时性地打破,这种情况会造成混乱,并不会造成多大改变,在混乱消失之后社会互动以及行为方式又会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情境性的界限的打破是永久性或长期性的,这种打破便会导致新的行为形式的出现。现实中新媒介的出现所导致的情景界限的打破或混淆并不可能是一时的,因此,新形式媒介的使用会对社会情境产生影响,而社会情境的形式又会左右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媒介的变化会通过改变社会情境来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变化。
梅罗维兹分析了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这种新形式的媒介的出现永久性改变了社会场景的定义,带来了新的信息流动的模式,例如电视的出现地打断了人们生活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联系,使我们的社会关系远远比物理位置要重要的多,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了解世间万象,同时电视还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无形的地位、等级、身份、群体界限,随着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出现,以往的社会角色变得模糊或者根据新的社会情况重新定位。他认为,不同年龄、性别的人们和不同层次的权威正在行为上越来越趋同。[3]
梅罗维兹专门列举和分析了几组角色的分界线的混淆,这几组角色的分界线是领导与部下之分界线、男士与妇女的角色之分界线以及成年人与孩子的角色之分界线。尤其是对于最后一组——成年人与孩子的角色之分界线他倾注了更多笔墨,梅罗维兹的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被他命名为“儿童与成人界限的模糊(blurring of childhood and adulthood),这是由电视所引发的新型信息流的产物。电视本将原本处社会不同情境的儿童和成人带到一起,并让孩子看到社会上先前被掩藏或他们难以进入的那部分世界。更有甚者,电视允许儿童现场观看成人互动——社会交往方面而非身体方面的。过去成人与儿童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差距,这个差距由于阅读能力的高低而加剧,现在这个差距已经不再存在。然而,由电视所带来的新的内部信息环境不仅仅消除了界限和改造了先前的模式,电视让孩子们对成人世界的秘密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他们近距离观看成人的“幕后”的秘密,结果,成人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电视时代的儿童已经不再神秘,因为他们知道成人在幕后至少有部分被掩藏。今天的学校也不再具有和过去一样的能力了,因为电视提供了另外一种信息的来源和途径,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机构,电视不仅仅是对父母和学校的补充,它通过给孩子们提供想法和形象而与他们进行竞争。而这些想法和形象通常是与家庭或学校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相矛盾的。并且,对电视的理解能力与年龄无关;孩子们可以同成人一样观看并理解电视。在印刷传播文化中,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年龄的阅读能力,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在他提出这一观点稍后,日本学者藤竹晓有这样一段话:
这的确是距离的消失,但是这不仅是物理距离的消失,由于能够接触多种多样的外
界事物,电视甚至使社会的距离也消失了。表述为社会距离的消失是有些过分。也许说社会距离的缩小或者缩短更为稳妥。但是为了强调这种状态,还是称社会距离的消失为好。[5]
总之,梅罗维兹认为电子传媒所造成的信息环境的变化,即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情境造成引发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角色的变化这一连锁性的反应。
[1]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2] 张咏华:《媒介技术: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3] Joshua Meyrowitz, Shifting Worlds of Strangers: Medium Theory and Changes in ‘Them’Versus‘Us’. Sociological Inquiry.Vol.67, No.1, February 1997.
[4] [美]大卫·克罗图(David Croteau),威廉·霍英尼斯(William Hoynes):《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2009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2-363页
[5] [日]藤竹晓著:《电视的冲击》,李江林,攀诗序编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60页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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