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媒介形式的影响

媒介形式的影响

媒介形式的研究是对媒介本身进行分析，但这并非这些研究的全部，也不是那些研究学者的最终目的。英尼斯研究媒介是为了考察媒介在政治组织和文明存续中的作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来“判定媒介变革的影响，使人能够预见并抗衡媒介最坏的影响”[1]，是为了洞察和预测社会发展的走向。尼尔·波斯曼则认为要“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传播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2]。利文森则认为，研究媒介技术是“登上了一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对我们的世界产生影响的旅程，一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未来世界的旅程”[3]。梅罗维茨自述，其目的是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和社会变革的新方法，不仅能研究现在，而且能研究未来[4]。这些从媒介形式本身出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对媒介形式的分析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对媒介影响的研究，“其研究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5]以媒介形式为研究重点的媒介环境学也指出媒介形式的研究的重点不在媒介本身，而在于其发挥的影响，其研究重要命题之一便是“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只管把数据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实际上，媒介固有的物质技术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6]其最关键的理论问题便是技术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技术）的关系，即传播技术如何影响文化的问题。[7]其研究的重点和落脚点，是从传播媒介的角度解读社会历史变迁。无论关注传播媒介对社会以及人来的哪些方面的影响，媒介形式论者们都是要力图证明：媒介本身是人类历史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我们从媒介形式本身出发进行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划分和归类，阐述了传媒的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两种理论，其目的是要对从媒介形式的研究的理论脉络划分清楚，明确在这些研究中，研究学者们证明媒介的形式同媒介的内容一样，对整个社会及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发挥了其影响作用，是从媒介形式出发的研究中，传媒形式到底影响了什么呢？以下的综述内容将对这个问题做出具体的回答和解释。需要指出的是，从传媒的形式出发来探讨其影响，它所考察的是一种媒介形态的大范围社会应用所产生的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个深远，不是内容分析或效果分析的当下，也不是三五十年，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几百年甚至更长。另外传媒形式的影响力不仅是历史跨度大，同时其影响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纷繁复杂。由于考察范围的广大，媒介形式理论就不如实证研究那样容易被验证，其科学性也备受质疑，但这不影响我们探讨传媒形式的影响作用，因为他们让我们认识到了媒介本身具有的力量。梅罗维兹说道，尤其是帮助我们把握媒介潜在的长期后果方面，他们的理论颇多启发。[8]

（1）对国家政权及文明的影响

早期的媒介形式的研究学者英尼斯将媒介技术与国家政权以及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这种传媒形式的影响可以说是从最宏大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这可能与英尼斯本身研究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兴趣相关。英尼斯在媒介对国家政权和文明的关联程度重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9]

传播媒介技术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帝国也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帝国和倚重空间的帝国，即宗教帝国和政治帝国。一个文明里的主导传播媒介“偏爱”某些形式的空间取向和时间取向。

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不容易在空间上移动但是性质耐久容易保存，它们促成社会去倚重风俗和血缘的传承即神圣的传统，这种时间偏向的文明通常以社会等级制度为特色，等级制度使僧侣群体、巴比伦祭司和中世纪的天主教教士组成强大的社会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垄断的权利，因此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他主要是以世界上的首批文明——苏美尔、埃及以及巴比伦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为例子来证明时间偏向的媒介利于宗教国家的维持。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电报和广播，质地轻便，催生了建立帝国的渴望，有利于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控制，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在媒介与帝国的关系中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在这里，他则使用了中东、罗马以及中国的例子来证明空间偏向的媒介促成了政治帝国的扩张[10]。

英尼斯还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在传播媒介和帝国组织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间保持平衡，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的平衡发展，就成为帝国稳定的关键因素。他心目中理想的帝国是希腊帝国，因为希腊的口头传统比较好地解决了时空的偏向问题，两种组织争夺两种类型媒介的控制权，往往带来社会的振荡，有时甚至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导致帝国或文明的覆灭。巴比伦文明就是因为国王和僧侣阶级争夺对时间型媒介的控制，导致波斯人的入侵。即便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帝国，也会因为新的重大技术发明而发生动荡。公元前4世纪，文字的普及压到了古希腊丰富的口头传统，加速了雅典文明的衰落。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导致宗教战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国际关系因此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印刷时代西方文明过于倚重空间和书面传统的状况令他对感到惋惜和担忧。他认为过分倚重空间偏向的媒介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其重要后果之一是口头传统的重要性日渐式微，他认为，在时间偏向的社会里，原生性口语这种传播形式具有强烈的民主化倾向，即使这并非它固有的天然属性。口语偏爱对话，抵抗知识的垄断，使用耐久性的文明采用国家的高压手段才抵抗了口语的抵抗。英尼斯在他的著作中经常论及口语的积极作用，他的预设主要建立在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希腊经验上。[11]

     麦克卢汉也曾论及印刷媒介对国家政权和文明的影响。在他看来，文字的最初功能是记事，但当它与帝国相联系时，就成为实现统一和帝国梦的重要手段。秦始皇统一中国，重要的措施就是“车同轨，书同文”。 他认为，中国的纸传入欧洲，加速了那一时期欧洲教育及经济的发展，并使得活字印刷机的发明成为可能。而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则成为欧洲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因素。带有转移视觉强度的印刷文字，冲破了中世纪团体性行为和修道院的舒服，创造了极端个体性的企业及垄断现象。印刷术还在16世纪早就了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印刷品把个人从传统的群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如何把个人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的模式。[12]

（2）对人类心理认知影响

媒介形式除了会影响到国家政权及文明的形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层面便是对人们的心理认知的影响，而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麦克卢汉所论述的观点。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中解释了“媒介即讯息”的含义：

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实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3]

在这一解释中，麦克卢汉将社会中的每一种技术都看作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延伸，从而夸大了感觉：“车轮……是腿脚的延伸；书本是眼睛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电子线路则是中枢神经的延伸。”[14]麦克卢汉认为，一个时代的主导媒介产生出其独特的感觉比，从而影响人们的知觉。

在麦克卢汉早期的一本关于媒介的著作《谷登堡星汉》（The Gutenburg Galaxy）中，他关注了从语言社会到印刷社会的过渡，这次变革是由15世纪约翰·谷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机应用于社会而引发的。他认为新的媒介技术打乱了我们的感知平衡，牺牲了一些感官而孤立和加强了另外一些。从这个角度上看，印刷加强了视觉——我们用研究看——并把它与其他感觉分开来，特别是声音。[15]他认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部族成员主要靠听觉来接受信息，感情上和人与人之间都很亲密。对他们来说：“耳听为实”，那时的人是整体的人，是部落人，而不是被分割肢解的、精通一门技术的人。但是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一种新的感觉诞生了，那就是视觉主导了一切。印刷术在西方文化世界的星期迫使人们进入一种现行的、逻辑的、归类的直觉方式。人学会了分析事物，但是同时也是的自身变成了切割分裂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16]

麦克卢汉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对印刷传播与口头交往的不同做了更细致的分析：

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听觉场是同步的，而视觉场是连绵的。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于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豁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17]

在另一本著作《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则将自己关注的重点从印刷的媒介转向电子媒介，他认为电视能够重组被印刷所打乱的感觉。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时代的已经来临，我们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子技术使得听觉再次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导，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偏重于视觉，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在偏重于视觉、文字和线性的结构。古登堡技术在社会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将人与人分割开来，但是电子时代所产生的内向爆炸又把世界带回到“地球村”。路易斯·H·拉潘姆（Lewis H. Lapham）在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的序言中进行，专门将印刷文字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进行了麦克卢汉式的对比，形成了以下的对比文字，从而明晰了人们对于麦克卢汉对于印刷文字和电子媒介时代的不同感受：左列的词义与四百年间呈上升趋势的印刷文字相联系，这段时间从谷登堡发明或自印刷起至爱迪生发明电灯为止。右列的词义与敏锐的感觉相联系，人们把这种敏锐成为后现代(the sensibility knows as postmodern) 。

印刷文字                                      电子媒介

视觉的/visual                                     触觉的/tactile

机械的/mechanical                                有机的/organic

序列性的/sequence                                共时性/simultaneity

精心创作/composition                              即兴创作/improvisation

眼目习染/eye                                     耳朵习染/ear

主动性的/active                                   反应性的/reactive

扩张/expansion                                    收缩/contraction

完全的/complete                                  不完全的/incomplete

独白/soliloquy                                     合唱/chorus

分类/classification                                  模式识别/pattern

中心/center                                       边缘/margin

连续的/continuous                                 非连续的/discontinuous

横向组合的/syntax                                 马赛克式的/mosaic

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                            群体治疗/group therapy

文字型的人/Typographic man                        图像型的人/Graphic man[18]

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因为它们拥有一套与以前三个媒介时代完全不同的时间、空间、符号和物理结构的偏倚。这也是当麦克卢汉提出发聋振聩的“媒介即讯息”时的智慧所在，因为电子媒介所改变的不只是局限于人们谈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改变了人们认识、感觉以及谈论自己所身处的世界的方式。电子媒介完全改变了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作为文字和印刷文化特征之一的线形、逻辑的思维方式，现在受到了多维、直觉的思维、观看和认知方式的挑战。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征兆，在这种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诸如电视、因特网和多媒体这样的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把人的全身感官卷入传播过程，再现了整体性、即时回应型的听觉空间。

另外一位媒介形式的研究者尼尔·波斯曼也指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在改变我们思考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传统的印刷传播媒介鼓励我们理性、认真而连贯地进行思考和公共演讲，并且他认为18、19世纪的美国才是历史上最完整意义上的印刷传播社会。文字的阅读培养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在阅读中我们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思考从而获得一种有深度、逻辑和启发性的思想，而其中清晰而富有逻辑的分析思维则是一种收获。有些社会将印刷文字作为个体与公共传播的重要防护，因为人们都很理性而认真。其他人就印刷与合理性的关系也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印刷术的发展在科学思考的出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

    著名社会学学家布尔迪厄在其媒介社会学的研究著作中《关于电视》中也指出过与传统的印刷媒介相比，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在他看来，电视是快速思考者（fast-thinkers）的舞台，它“赋予了那些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想象者以话语权”[20]在布尔迪厄看来，处于紧急状态的人是无法思维的，思想就其定义而言，是具有颠覆性的，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然后加以论证，可以说思想本身应该是长期的有深度的，但是电视固有的性质（受制于外部收视率、内部则有一系列控制手段和程序、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审查制度、谈话内容的限制、眼波程序的限制、甚至主持人的不经意都在形式电视的符号暴力——拒绝自由交流）本身决定了只能给快速思考者提供特权，由此造成的便是电视上所提供的内容只是无聊的文化快餐，提供的是已经消化过的精神粮食，是业已形成的观点，没有颠覆性，也没有深度，这就构成了电视在新闻场经济实力和符号表大力都占据上风，进而对其他媒介（比如印刷媒介）构成了暴力和压制，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这对与整个文化产业都会造成影响。

    心理学家霍华德·加纳德一项实验研究的结果也能够证明不同形式的传播媒介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及思维的方式。在这个实验研究中，研究人员准备了《三个强盗》的故事，讲述的是三个歹徒结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孤女最后改邪归正的故事。将被研究的儿童分为两组：一组儿童一边听调查人员念小人书上的这个故事，一边看小人书。另一组儿童从电视上看这个故事，调查人员激励使两种形式传播的内容尽可能一摸一样。两组儿童显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差别，看小人书的那组儿童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和比人的提示回忆较多的故事内容，他们还能相当准确地引用故事中的许多词组。当调查人员要他们说说故事的意思时，这些儿童一般都能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谈。相比之下，看电视的儿童更多的是复述故事的大意，而不是准确地引用原话。要他们讲故事的含义时，他们很少脱离故事内容并联系自己的经验。加德纳将这些结果同书籍与电视的基本区别联系起来考虑。电视提供对活动画面的视觉体验，但是同阅读比起来，看和听电视是一种被动地体验，阅读则要求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表明电视和书籍对于儿童的思维有着很不相同的影响。这并不是说这一个或那一个就比另一个好，两者只不过是导致不同的体验而已。这种研究最终会解释常看电视但读书少的儿童形成他们的想象和推理独特方式的途径。[21]

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一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证明了一个观点，即不同形式的传播媒介能够对人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思维的方式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