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儒家在回答了管理的对象是“治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由谁来管的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来管理呢？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4]在几千年之前儒家学说的奠基者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家学说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状态。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造成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天下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们的欲望而用尽。[5]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三）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进一步对怎样管理的问题，儒家作出的回答是“仁”、“德”和“礼”。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樊迟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所谓的仁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还有“刚毅木呐，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了。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具有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思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能稳定。王道是在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是一种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并以其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主要应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这样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

    领导者

    1、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当有所克制；

    2、将有所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

    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

    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

    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

    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

    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

    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

    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

    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像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6]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力量把人性中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自我控制管理，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至理人间的事情。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来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7]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按照一定的规划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的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管理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在《礼记·礼器》中指出：“礼所以以多为贵，在于它是人心之外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规范可以施之于万物，礼仪宏大，万物广博，如此怎么不以多为贵呢？所以君子乐于将礼发扬。礼所以以少为贵，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的道德观念至精至微，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如此怎么不以少为贵呢？所以君子独处时十分谨慎”。礼既以多为贵，又以少为贵，即来自外力，又发自内心，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必须以德为核心，以德为转移，君子乐于将礼发扬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子独处谨慎”则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感化和规范化，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以强化对人的内外控制，教之以德为使之转化成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极具东方特色的管理思想。综观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了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样一系列管理理论或学说始终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十足的为官从政的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思想武器，但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士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找不到出路，其结果必然会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性，即长期以“官本位”思想评判人生的成败。另外，儒家的学说，很少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主导的文化体系却忽视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家的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