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政治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

 政治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

政治学作为一门近代才从西方引入的学科，自然要打上西方文化的鲜明印记，其中之一便是近代的理性主义传统。作为自然人的政治主体都是非理性的，其心理和思想都是非理性的、自由的，当他们的心理和思想外化到言论，理性的因素明显增多，当外化为行为时，绝大部分就变成了理性人。因此，“理性人”的假设只是从外部，或从人的行为方面进行观察的结果。作为组织的政治主体从一开始就是理性的，虽然人的非理性因素在组织中也有多种表现。现代政治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被传统政治学所忽略的政治主体的非理性问题。所谓政治主体，就是自然人以及由不同的自然人所组成的各种人群。所以，政治学对政治主体的研究不能离开对人和人性的理解。近代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这本身并不算错误，因为我们确实不好说动物也有理性，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从外部观察的结果。

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对政治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政治学传统以及一般人的心理习惯所产生的那种‘唯理智论’。”（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P2）“唯理智论的政治思想家们常常不仅假定政治行为必然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推理的结果，而且还假定一切推理都属于同一‘理性’类型。”“在川流不息的心智经历中，要严格区别理性推理和非理性推理是很困难的，但是人据以形成其政治见解的多半无意识过程是非理性的，这一点却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可以信赖非理性推理，……”“经验主义的政治艺术主要在于通过故意利用下意识的非理性推理来制造舆论。”（同上，P4－5）“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做出的理智推理，……只要留意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同上，P3）

“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是一个哲学问题。作为自然人的政治主体的非理性必然要反映到社会生活的皇权体制，使社会的安全阀机制彻底失灵，不断积累的社会政治风险遇到适当的时机，便集中爆发出来。

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政治文化的解体会对政治系统产生严重的冲击，甚至会导致政治系统的瓦解。因为政治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主体文化的解体也会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系统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导致社会和政治系统解体。

    [案例分析]澳大利亚的亚尤伦特部族本来还处于石器时代，原始部族对石制工具特别是对加工复杂的石斧充满敬意。石斧平时由酋长或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员保存，宗教集会时才拿出来作为祖先的象征供人膜拜。石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当部落成员需要使用时，要提出申请，酋长根据该成员是否急需和是否遵守部落的行为规范决定是不是借给他。石斧实际上成了亚尤伦特文化的中心，承担着宗教的功能。石斧文化维系着部落的等级制度。后来，白人传教士和商人带来了钢斧，由于钢斧比石斧更为实用而且可以通过自由交换获得，于是钢斧的出现斩断了部族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部族酋长的权威受到冲击，权利结构崩溃，原始的亚尤伦特社会也就随之瓦解。亚尤伦特部族尚处于原始社会，如果按着政治就是围绕国家政权产生的利益分配活动这个定义，还只能算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管理和控制系统；如果它按着政治就是公共管理的定义，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原始的政治管理和控制系统。

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意义还可以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得到较好的说明。苏联从它的成立到分裂为十几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和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在社会中的逐渐削弱而发生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的丧失和苏联共产党政治控制和政治权威的削弱，使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瓦解。以苏联的军事实力和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几十年的冷战过程中，美国一直设法避免直接冲突。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突然崩溃，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决不是一人或一时的失误所能解释，但是其败势可以说是早已注定，是难以挽回的。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早有预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失败是非常明显的：作为执政党的苏共长期忽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表达和政治现代化建设，参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普通民众的禁区，社会主要阶层的政治认识、政治感情和政治评价缺乏起码的表达渠道，在政治寡头的统治下，冠冕堂皇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被彻底虚化，不仅得不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反而成为街头的笑料。其教训极其惨痛。

现代政治文化倡导平等、自由、自主、自治、宽容、互助、关心公益等，它们既促进着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又被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所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