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恢復和發展經濟

 唐太宗還採取了一列有利於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措施，見教材399頁。

【例如：

    a、貞觀元年至三年（627-9），關中、山東連年大災，關中受災最重，災民有賣兒賣女的。太宗當即令災區開倉救災，並准許災民到非災區就食。貞觀二年，太宗還拿出禦府金帛，贖回因災荒賣掉的子女，歸還其父母。

    b、隋末，華北有不少人被北方的突厥擄掠。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派兵消滅了北突厥汗國，次年又派使者用金帛贖回被擄男女八萬口。

    c、唐太宗還省並了許多州縣，並把中央官員從兩千人精簡到六百人，整頓了吏治，節約國家開支。

    d、唐太宗還注意到不奪農時，以利於農業生産的恢復和發展，貞觀五年（631）二月，官吏要調動府兵當皇太子舉行冠禮（成年禮）的儀仗隊，當時正值春耕季節，唐太宗說：“農時最急，不可失也”，下令改在十月舉行。】

    通過這些政策和措施，貞觀時期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少有的“治世”（但非“盛世”）。史載當時是“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經月不閉”，“馬羊遍野，旅途不齎糧”，“幾致刑措”。據《通志》記載：貞觀初，鬥米匹絹；經過九年發展，達到了“鬥米不過四、五錢”。但是，對這個物價，學界有不同看法。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認爲，儘管不排除當時經濟富裕，物價低廉的情況，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市面貨幣緊縮流通不足。物賤錢貴。大家知道，金屬貨幣本身也是一種商品，一種作爲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有兩件事實可以證明彭信威先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一是絹帛在唐代長期作爲貨幣流通；一是從吐魯番出土文書可以知道，唐前期當地主要流通的金屬貨幣仍是銀錢（很可能就是薩珊銀幣），直到武周初年（七世紀九十年代初）才出現了銅錢與銀錢的固定比價。

【《隋書》卷24《食貨志》：“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689頁）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691頁）

    吐魯番出土64TAM35:28號文書《武周如意元年（692）裏正李黑收領史玄政長行馬價抄》：

    1、史玄政付長行馬價銀錢貳文，准銅

    2、錢陸拾肆文。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裏[正]

    3、李黑抄。其錢是戶內衆備馬價，李黑記。

（方括號內原文爲武周新字。又，武後載初元年（690）改十二字爲新字，見《通鑒》卷204， 6462—6463頁）

    由這份文書可知，當時銀錢一文換銅錢三十二文。這份文書以銅錢爲本位，可見當時西域銅錢流通正在發展，而前此書文書中多見以銀錢計價。

    又，關於出土文書資料的重要性：二十世紀初史料學方面在傳世文獻之外有四大發現：殷墟甲骨、漢晉木簡、敦煌文書、大內檔案。陳寅恪先生曾論“敦煌學”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又，關於治學方法及“二重證法”，見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應當指出，唐太宗仍然是從鞏固和加強李唐王朝的目的出發而採取上述開明政策的。一旦他感到自己的統治已經鞏固時，便開始發生變化。貞觀後期，社會狀況明顯不如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