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唐前期（618-755）的政治發展

 唐前期（618-755）的政治發展

    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族融合大勢以及隋朝完成的南北政治統一，經隋末大亂以後，各種勢力重新組合，終於在唐前期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大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先後出現了太宗朝的“貞觀之治”、武則天執政時的政局變動（如革唐爲周）和玄宗朝的“開元之治”。

    1、貞觀之治、

武德九年（626）六月，李淵次子李世民伏兵宮城北門玄武門，擊殺其兄太子李建成及其弟齊王李元吉，逼迫父親李淵立自己爲太子。八月，突厥大軍兵臨城下，李淵被迫退位稱太上皇，李世民繼位稱帝，是爲唐太宗。次年，改元貞觀（627-649）。

【如前所述，現存文獻史料中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都經過了唐太宗的禦用文人們的精心篡改。例如，早在宋代編成的《朱子語類》卷136《歷代類三》裏就說到：“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雲：‘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刃見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卻去泛舟，此處有闕文，或爲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絕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太宗誅建成，比于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爲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不僅要掩蓋玄武門事變的罪責，太宗還篡改了從太原起事開始的整個唐初史事，造成自己理當得天下映射。如朱熹所指出的，司馬光、范祖禹這些史學家們都受騙上當了！

近年葛兆光先生從思想史的角度提出所謂七八世紀之交“思想與秩序的雙重危機”，實際的歷史進程恐怕與他說的正好相反，應屬於新的社會文化秩序建立初期的正常現象而非已有秩序的“崩壞”。從更長的時間跨度看（比如，中國古代社會前後期的轉型），葛先生所列舉唐前期的各種現象與同時的“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太宗爲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乃至“武則天取代李氏天子，以大周換了大唐，不可思議地以女子之身當了皇帝”，都處於文化整合與社會整合的同一發展階段，具有同樣的歷史背景。】

唐太宗統治時期政治比較清明，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比較快，社會秩序比較安定，史稱“貞觀之治”。形成“貞觀之治”的主要因素見教材398-399頁。

    【主要有：

1）君臣思想開明，即具有民本意識。太宗君臣不忘隋亡教訓，認識到農民反抗的力量，“惕焉震懼”。他們經常討論如何勵精圖治、居安思危，詳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卷29，“貞觀君臣論治”條。這些內容又集中收在唐玄宗時的史官吳兢所著《貞觀政要》中，如我們教材所引，“水則載舟，水則複舟”，以及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不奪農時”，使民“休養生息”，擇官懲貪，注意吏治等等。而納諫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兩項主要措施。

太宗君臣用以總結隋亡教訓的開明思想和民本意識從何而來？值得研究。陳寅恪先生說：“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卒開唐代貞觀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陳先生總結韓愈對文化史的功績六條，其中之一爲“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繁瑣”，是人文學科才能提供人生的價值關懷和終極關懷，這也是人文學科的社會意義之所在。所以陳先生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淺薄浮躁），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爲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也？”而李唐正好興起於河汾之地（今山西一帶），甚至有說房玄齡等人都曾隨王通問學，貞觀政治有此淵源也未可知。

    2）勇於納諫。太宗能虛懷納諫，而以魏徵爲代表的一些大臣也能夠面折廷諍，避免和糾正了不少錯誤。如貞觀二年（628）春正月，太宗問魏徵：“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魏徵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貞觀十七年（643）春正月，魏徵去世，唐太宗對近臣說：“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史）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3）知人善任。】

唐太宗善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協助他安邦治國、管理天下的人既有開國功臣（關隴集團），也有隋朝、北齊、南朝的舊官僚和文人。著名的賢相有房玄齡杜如晦。唐稱賢相，“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前面說過，唐太宗還特別注意拉攏山東豪傑徐世勣（入唐賜姓、避諱稱李勣）等人。這樣，在唐太宗的調節下，形成了較爲鞏固的統治集團，請看這樣一個統計對照表：

    可以看出，貞觀年間決策機構中山東豪傑和南方士人的人數有明顯大幅度上升，這就擺脫了隋煬帝孤家寡人背棄關隴、山東而欲遜于江左的偏向，有利於大一統的發展。

    應當指出，唐太宗拉攏重用的山東豪傑多半是寒門普通地主，如魏徵、戴胄、馬周、劉洎、李勣（徐世勣）等。這些人經歷了隋末動亂，對山東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比較瞭解，有利於解決矛盾。與此同時，唐太宗對山東舊士族即所謂“郡姓高門”卻採取壓抑政策。貞觀六年（632），太宗憎惡山東士族雖然衰落，仍在社會上自矜閥閱，與“高門”之外者婚娶，必索取陪送貲財，被人稱作“賣婚”等現象，乃詔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務必進新貴，退舊望，先宗室，後外戚，右膏腴，左寒酸，進忠賢，退悖惡。然而完成以後，志中仍以博陵崔民幹爲第一等。太宗大怒，責問：“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崔民幹當時做黃門侍郎，爲正四品上，是中級官員，唐太宗的意思就是他不該被列爲高等。後來又重新編纂，新編要求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員在唐朝官僚機構中的官職直接聯繫起來。貞觀十二年（638）《氏族志》改定修成，以皇族爲第一等（上之上），外戚爲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幹乃列爲第三等（上之下）。

    不過，對唐太宗的這一做法要客觀實事求是地分析，他提高皇親國戚、山東豪傑、南方士人的地位，無疑是符合其以關隴爲本，統一全國的政治需要的。但是他壓抑山東士族，並不能說明傳統勢力就沒有社會地位和文化影響，只是表明他本人不喜歡社會上有一股自北魏以來就能與皇室抗衡的力量而已。他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從北魏以來的皇室以至關隴集團，都是多少帶有挾鮮卑武力征服中原的胡化或胡漢文武混合勢力，與之抗衡的卻是漢末以來學在家族的漢文化傳統勢力。所以儘管《氏族志》降低山東士族的等第，而且，王妃、公主女婿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但是後來房玄齡、魏徵、李勣又找舊士族結成親家，因而世家大族的名望仍然不減。直到高宗時，李義府爲其子求婚不得，惱羞成怒，於是上奏禁止山東舊族七姓十家不得自爲婚姻。結果這些沒落士族反而借此高自標榜，“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甚至到了唐代後期，舊士族對社會的文化心理還有一定影響，以至“開成皇帝（文宗）不能禁其宰相之甯以女孫適九品衛佐之崔臯，而不願其家人爲皇太子妃。至大中朝（宣宗）藉皇室之勢，奪婚盧氏”。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帝王之大權不及社會之潛力，此類之事即其一例，然非求之數百年往日背景，不易解釋也。” 

    可見唐代的這些社會變化不能僅僅用特定歷史階級的具體現象如門閥衰落或寒人庶族（普通地主）興起來解釋，還有更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在更長時期或跨時期起作用的文化傳統力量。即使是進士詞科之興標誌著關隴集團的沒落，參加科舉的也並不都是庶族寒人，舊門閥士族的後裔也有同等的機會參加科舉考試。總之，如我們所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各種文化最終還是融合成了統一的中國文化。更深入的分析，請同學們看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後半，論內廷及外朝的黨派關係與皇位繼承問題，70-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