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唐初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以前講這個內容，都要討論所謂統治階級在受到農民戰爭的打擊後採取所謂“讓步政策”的問題，這方面的典型論述可以看汪篯先生《唐太宗“貞觀之治”與隋末農民戰爭的關係》（收入《汪篯隋唐史論稿》，13-27頁）。如前所述，我們認爲，隋、唐制度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當然，統治階級能汲取一些前朝複亡的教訓，相應採取一些加強統治的措施。措施有各種形式，有的顯得緩和了矛盾，以作爲剝奪被壓迫者反抗性的手段。國家機器也有所演進。我們這一節就要具體講一些制度方面的東西。〖從制度層面的歷史影響來看，唐代的制度可分爲兩類：一類大致爲後世所因襲沿用，如職官制度、選舉制度和法律制度，但職官制在盛唐變化也很大，主要是中樞決策機制的變化、使職差遣的興起和職事官的階官化；另一類在唐代前後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如賦役制由前期的均田租庸調到後期的兩稅法，軍制由前期的府兵制到後期的募兵制，後期的制度影響到後代〗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是朝廷宣佈國家大政的一個重要年代，很多制度和法令都在這一年正式頒行，厘定官制也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到唐太宗、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這些制度和法令又有所發展。

（1）政治制度：

古代史所謂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官制，並非從政治學意義上來討論政體。

唐初官制有散、職、勳、爵四類銜稱，用以確定官員的品位和職掌；職事官有長官（總判官）、通判官（副長官）、判官、主典（分判官）四等，各負其責；有監察官和勾檢官，以保證官員的清慎廉潔和辦事效率。唐朝還建立了嚴格的培養、選拔人才（學館與科舉）和考試任用官吏（銓選）的制度，同時還有對現任官吏的考課制度，以加強對官員的管理。進入盛唐，適應社會的發展與現實需要，使職差遣急劇增加並部分常設化、系統化，原有的職事官則逐步品階化了。以下主要介紹有關政權實際運作的職事官的情況。

    a、中央官制

唐承隋制，中央仍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爲中書省（隋避諱稱內史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六部指尚書省下轄六部。中書省長官是中書令，通判官即副長官是中書待郎，判官即具體責任人是中書舍人，主要負責起草詔制。門下省長官是侍中（隋稱納言），通判官是黃門待郎，判官是給事中，負責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旨，駁正違失，並審批尚書省的奏鈔。唐前期，中書、門下兩省仍居內朝作爲決策機關，與外朝的行政機關尚書省有區別，不過決策權分成了草詔制令與審複封駁兩道程式。所以，研究者認爲，不能把唐代“中書立案、門下審複、尚書執行”的這種三省分權情況籠統地說成是“三權分立”，從而忽視了決策與行政的區別。另外應該提醒同學們注意的是，在內朝決策二省的職員中，判官（即中書舍人和給事中）的職務非常重要，因爲長官一般並不授職，而通判官往往也不做實際工作，所以，決策的工作實際上是由判官在負責。

尚書省長官是尚書令，通判官爲左、右仆射，判官爲左右丞。因唐太宗曾任尚書令，以後臣下避居此職，故左右仆射實際上成了尚書省的最高長官。尚書省的首腦機關是都省，都省下分左、右司，左司有吏、戶、禮三部，右司有兵、刑、工三部，分頭負責執行中央擬定的政令。六部的長官是尚書，通判官爲侍郎。六部尚書與左右仆射合稱“八座”。六部各分設四司，共二十四司，各司的長官即各部的判官，其長官是郎中，副長官是員外郎，合稱“郎官”。

【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的名稱是：

    吏部：吏部、司封、司勳、考功；

    戶部：戶部、度支、金部、倉部；

    禮部：禮部、祠部、膳部、主客；

    兵部：兵部、職方、駕部、庫部；

    刑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門；

    工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

六部二十四司分工細密，幾乎包攬了全國各項政務工作。由於這一組織機構與職能目標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從而形成爲一個高度穩定的組織系統，並因此而定制千年，直至清朝末年，才被新內閣衙門所取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清代黃本驥所編《歷代職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他用比附的方法，將歷代職掌近似的職官列在一起，雖然未必準確，但有助於理解。】

尚書省施行制敕、管理行政要進行會商。都省有都堂會議，即“八座會議”；部司有部司會議。按規定，六部尚書每天上午都往都省，有事則開會商討，午時則在都堂會食，下午仍回本部處置部務。作爲行政中樞，尚書部、司並不直接處理具體事務，而是將門下省發來的詔敕用黃紙草成政令，蓋上部、司的印章，由都省發遣，交中央諸寺、監和地方州、縣具體執行。所以說是“尚書主政務，諸寺監主事務”。

中央一級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貫徹執行的事務機構爲九寺五監。

【九寺是：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和太府寺，以正卿、少卿爲正副長官。五監是：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都水監。】

隋代，宰相已由前代的一人獨任改爲多人合議，且由三省長官“參掌朝政”。唐朝宰相議事的地方叫“政事堂”，這裏是協助皇帝作出決策的最高機構。唐代參加政事堂會議的決策人員都是宰相，皇帝經常以一些較低職位的官員加上“參議朝政”、“參知政事”、“參知得失”等銜，參加政事堂會議以平抑相權。高宗以後，宰相銜逐漸確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政事堂最初設于門下省，高宗弘道元年（683）移至中書省。適應盛唐形勢發展，玄宗開元十一年（723），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名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堂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中書門下自成機構，堂後列吏、樞機、兵、戶和刑禮五房分理衆事，多爲一些行政事務；開元二十六年建立翰林學士院，逐漸承擔起舊屬宰相的參與決策機務工作。相權的分割加上翰林學士的臨時差遣性質，更加強化了皇權在新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翰林學士這種職能對後世中央權力運作機制有深遠的影響。

【近年的研究表明，唐代決策機制是由宰相政事堂會議、君臣入閣朝議以及中書、門下兩省的制令出詔程式三者緊密結合而成的，尚書省只是中央決策的執行機構。這才是唐朝三省關係的真實情況。至於有的學者（如日本的內藤乾吉、香港的孫國棟）因爲門下省有對中書制詔的封駁之權，便以爲唐代政治不是皇帝獨栽政治而是“貴族政治”，其實是沒有正確理解中書，門下兩省共同作爲決策輔助機構的實質。也就是說，唐代中央政權的最高決策者仍然是皇帝，所謂三種決策機制都是輔助決策形式。由皇帝近侍發展爲輔助決策，再膨脹成行政機構，這是古代專制制度下文官發展的規律（“由卑而高、由親而疏”，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分冊“翰林院”條，180頁）。

    中書、門下兩省除總判、通判、判官三級政務官及少數直屬的令史書吏以外，還有龐大的、由於歷史淵源而挂名兩省的附屬系統，按職事分類大致有四種：

    （一）爲侍從事務官系統，包括中書省的通事舍人，門下省的典儀、符寶郎、城門郎等。

    （二）爲館職系統，即門下弘文館和中書集賢（殿書）院。

（三）爲史官系統，包括門下省的起居郎，中書省的起居舍人及史館。

（四）爲諫官系統，包括左右散騎常待、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等。左歸門下，右歸中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