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师:刘萍萍 / 谢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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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本位與東北消極政策的歷史影響
我們已經看到,唐初在穩定關隴以後,立即移兵東向逐鹿中原,並取得了具有舉足輕重戰略意義的東都洛陽。陳寅恪先生在《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中曾這樣評價當時洛陽的政治地位:“(唐)太宗與李密雖同屬關隴六鎮集團,同利用此系統(指山東豪傑——引者)之人物以爲其主力, 然此二並世英傑所以成敗互異者,即太宗能保有洛陽以爲基地,而李密不能攻取東都,失去此輩豪傑政治信仰之故也。”陳先生的詳細考證論述請看《金明館叢稿初編》217-226頁。我們這裏想說的是,唐初東征奪取洛陽並不意味著唐朝統治者對“關隴本位政策”的動搖和放棄,而是當時蕩平群雄、統一全國的需要。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所謂“山東豪傑”,“實亦北方塞外胡族之子孫,李唐出身關隴集團,故最忌憚此等人群。太宗因亦不于其所居之地設置兵府”。後來形勢稍微平定以後,從唐太宗時起,唐朝便開始大力經營西北乃至戍守西域,與吐蕃長期爭戰等。對此,當時人便斥責爲 “糜費中華,以事無用”,而唐朝皇帝卻堅持不變。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隔,而吐蕃盛強延及二百年之久。故當唐代中國極盛之時,已不能不于東北方面采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而竭全國之武力財力積極進取,以開拓西方邊境,統治中央亞細亞,藉保關隴之安全爲國策也。----此東北消極政策不獨有關李唐一代之大局(安祿山之擁兵。——引者)即五代、趙宋數朝之國勢亦因以構成(契丹與晉漢周,遼宋、宋金對峙——引者)。”
但是,正如我們在講“隋修運河的歷史作用與意義”時所指出的,地處運河交通樞紐的洛陽的地位提高和日漸加強,是與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東南地區的發展繁榮分不開的。儘管唐朝統治者頑強地堅持著把政治中心定在長安,但有唐一代一直存在著經濟中心對政治中心的爭奪。一旦唐朝滅亡,政治中心便移向了東方重要的商業城市和運河網路的中心開封。注意,開封比洛陽更靠近發達的東南方,說明洛陽作爲隋代東都並不單純是成周及東漢首都的繼續,而是與傳統中心長安爭奪的一個過渡。侯仁之先生主編的《黃河文化》一書對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黃河文化的中心在歷史上的遷徙原因有專門的論證,可以參看。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從唐末以後迄今千餘年,西北內陸一直十分貧窮落後,而東南沿海卻越來越繁榮。原因在那裏,發展趨勢如何,怎樣加以改變,這都是值得我們歷史工作者加入探討的課題。
〖關於中國歷史上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離以及政治中心北上的歷史原因,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桑原陟藏《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外,較新的研究可以參看妹尾達彥《唐代長安城與關中平原的生態環境變遷》,收在史念海主編《漢唐長安與黃土高原》,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所,1998年〗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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