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

 康熙以后，清朝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开始出现社会危机；加之当时汉族地主强烈的民族意识，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开始激化起来。

1、经济上—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重。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记述说，“顺治初良田（亩价）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乾隆时不过七、八两，嘉庆时达五十余两。田价上升是土地兼并的标志之一。当时土地易手之快，“百年田地转三家”。常熟有一家姓隆的地主，康熙五十一年兄弟分家时，有一支得839亩，到乾隆六年（共30年）增到3655亩，增加四倍余。这是一般地主。清朝兼并土地的两支主要力量，是清室贵族和大官僚。清室贵族尽管在康熙以后不再靠“圈地”占有田产，但仍有优势来抢夺民产。汉族大官僚也是如此，动辄占田千顷、万顷，均与以前各代相同。清代土地集中的一个特点，是义庄、税田的增多。义庄是宋代出现的，属于民间同族的自救形成，但以前数目较少，清代增多起来，如宋代苏州的范氏义庄，到乾隆时由族长范来宗管，增实一千八百亩地；苏州长州的陆市斋、安徽庐江的章氏均设义田、义学、义葬局、养济院 、 接婴堂等组织，来救济族人，但多为族长掌控，成为地主集中土地、剥削穷人的手段之一。[历史上的阶级对立与阶级调合]。
清代的租佃制剥削，仍收租半数以上，或到达七八成，包租制也发展起来，定额高，但多是“二地主”转手，对农民的剥削又增加一层，并有永佃权之分，农民希望定租额后长期租佃，地主为提高租税常以夺佃要挟，多是定租契约二三年一换。到期即加租。
同时，官府赋役也很重。具体赋役内容详下节。
2、政治上—皇位纷争和专制腐败。康熙到雍正初，围绕皇权继承问题展开了反复争斗，康熙有三十五子，初立次子为太子（皇后仅生二子，夭折一个，只剩次子），但他企图不等康熙死就想继位，康熙帝只好废之。接着，诸子开始争夺继承权，出现了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开始“八子”势力最盛，四子狡猾阴险。但康熙一直没有再立太子，到四十八年看诸子争夺激烈，又重立次子为太子，但立后又结党营私，再次被废。四子得知康熙已密诏十四子，即暗害了康熙，改诏“传位十四皇子”为“传位于四皇子”而继位。即雍正帝。雍正继位后流放了十弟、九弟、八弟等，并给八弟改名为阿基那（狗），九弟为塞思黑（猪），并被害死。不仅杀害了一批与已不和的大臣，连夺帝位时的助手也杀害，如“年隆之案”，年指年羹尧 ，隆是隆科多，其参与了改“十四子”为“于四子”的活动， 雍正继位后，寻衅赐年自尽，终身禁隆科多。虽然雍正巩固了皇位，也使朝政内部结党拉派，日趋黑暗。
官僚与官僚之间也倾轧厉害，连亲结党， 扩展自己的势力，如雍正朝张廷玉和鄂尔泰共同辅佐朝廷二十年，争权夺利 ，“往往不交一语”；皇帝 大臣也猜忌、迫害，雍正朝时抄家成风，甚至有位吉林将军恒禄“危坐小阁中，将每岁出入之账录封之，人问之，曰：以待没籍时以为证也”。
“宦海俘沉无常”促使官吏无心务政，只想趁有权时捞一把，乾隆时的军机大臣和绅、掌权二十年，积累贿赂贪污财物值十亿两白银。
清朝还有公开合法的贪污—陋规制，也称“耗羡”。即在正税外，允许地方官另征一部分附加税，如征粮用鼠耗，征银借口铸整块要大耗，征钱要“备绳耗”，开始每两多征几钱，后来“数倍于正额”。雍正时，见“耗羡”收入可观，规定交中央，不许私占，而后由中央拔出一部分发给官吏，称“养廉银”，乾隆时，养廉银达全国田赋收入的十分之一。名义上是不让用陋规制度随意贪污，实际是中央皇帝参加分肥，使之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