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农民的彻底破产

 嘉靖年间曾下令取消皇庄，但名亡实存，并且日益扩大，动辄百万亩。万历皇帝的皇庄二百一十四万亩，儿子福王占二百万亩，熹宗时给惠王、桂王湖广地三百万亩，无地可授，只给六十万亩，其余二百万亩分摊到各州县纳租，称“无地之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诸地王庄密布，到明末崇祯时，更进一步扩大。其它官僚富豪也大肆扩大土地，占地多者千顷，少者不下五七百顷，土地集中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代。

农民失去土地，只能沦为佃户，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湖北有的地主占佃户达千人之多。多数佃户没有了任何生产资料，全靠出卖劳动力，收获的七、八成归地主，同时还要有许多额外勒索，承佃时交“批礼银”，过年交“冬牲”等等，甚至杀死佃户，佃户身份较前恶化。[胡如雷先生称作“第二次农奴化”]。
同时，官府的剥削也加重。除一条鞭法外，自万历年间起，额外加派便不断增多，借口防备金人进攻，补充辽西军队，加派“辽饷”；崇祯时训使地主地方武装加剿饷，练饷；“三饷”每年多达两千万两，各级官吏中饱加派更不计其数。大大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
对农民搜刮的同时，还加紧对工商业的搜刮。除正常商税外，又加上矿监的压榨，有增无减。万历时不断发生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明末魏忠贤专权时常派其死党宦官到东南搜刮，抢夺财物，无恶不作，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天启元年（1626）苏州市民曾暴动，当场打死几名缇骑。
明后期内部混乱，东北有清军袭扰，各地旱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散。仅北京的乞丐每年冻死不下千人；万历以后的七十年中，有六十三年闹灾，水灾26次，旱灾21次，蝗灾11次，大疫二次，受灾面积遍及全国。崇祯初，礼部官员、陕北延安人马懋才上疏讲其在家乡的见闻：去岁一年无雨，草林枯焦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躁热而死矣。（计六奇：《明季见略》卷五）
北方许多乡村十室九空，幸存者也都成为流民，逃难四方。崇祯继位后，有心整顿朝政，但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利用东林党打阉党，又踢开东林党信任一批谗臣、宦官，腐朽有增无减。[有人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但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万历是亡国之君，国所以不亡，尚有一丝活力。其实，明表面上亡于崇祯，实际上亡于万历。]
自万历年间，各地的农民、市民、士兵反抗，起义便接连不断，较大的如刘汝国、徐鸿儒起义。万历十六年（1588），在故乡参加梅堂起义军。梅堂死后自率人马斗争，杀富豪赠饥民，有几万人，专称“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万历《武功录》二《刘汝国传》）后被镇压。
同时，白莲教再度活跃起来，万历年间浙江、福建、广东诸地有以白莲教名义发动起义者；各地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会社，如一钱会、忠勇会等，甚至京城内也有人煽动民众。此时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最大者是山东的徐鸿儒。初山东王森组织白莲教几百万人，组织严密，经常联络。王森死后，徐鸿儒借用其力量发动起义，自称“中兴复烈帝”，有数万人。结果被明王朝调天津，保定官军镇压，徐鸿儒牺牲。
明末，农村佃农的抗租斗争和佃仆暴动，杀地主，开仓济贫，城镇市民工商业者反抗矿监、税使，殴杀缇骑；士兵们因粮饷而哗变，也不断发生。总之，崇祯时全国社会矛盾激化到顶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地暴发了，明王朝的统治也接近了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