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宦官专权时期

 本来明太祖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弊病，在强化专制集权的同时，对宦官的防范是很及时的。建明初年即说，宦官阉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则目蔽，用为心腹则心腹病”，并在殿堂立三尺铁牌，上书八字“内侍不得干预朝政”。但到明成祖继位后，成祖觉得大臣多不可靠，如齐泰、黄子澄协助建文削藩，后大臣方孝儒等谴责成祖夺位，拒不具草诏书被杀；而在中央的太监却给朱棣递情报。故家奴比大臣可靠，开始重用宦官。成祖以后直至明亡，宦官专权一直是难以克服的内患。

宦官有二十四个衙门，其专权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批红”，即记录皇帝的命令，代皇帝批阅奏章，裁夺“票拟”意见，此事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办理，久而久之，太监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改动皇帝的命令。二是插手司法，明太祖设锦衣卫，纠辑谋反者，由大臣掌管，成祖时加设东厂，成化时加设西厂，正统时加设内厂，连东、西厂也在纠察之内，由宦官掌管，专门纠察各级官吏的“犯上、谋逆”行为，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司法机关批准，即可逮捕。英宗时，还派太监审理大理寺狱囚，太监金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明史·金英传）。三是插手军事。代宗、英宗时，京师设“团营”护城，即由宦官节制，并到地方监军，掌握一部分军权。
最早专权的王振，原在东宫侍英宗，英宗继位时才九岁，长大亲政时，太后曾教给英宗凡事询问“三杨”，并要杀王振，英宗求情免。太后死后，王振无顾忌，拔去太祖所立禁内侍干政的铁牌，大臣们对之极尽谄媚，公卿称之为“翁父”，皇帝称为“先生”。接着是宦官曹吉祥总领京师三大营，又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的义子曹钦想当皇帝，率兵攻打皇宫，兵败被杀。宪宗时汪直专权，控制西厂，“威势倾天下”，以致当时人“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朱天子”。[《明史·汪直传》说朝中一个小太监醉酒骂人，别人吓唬他说皇帝来了，他继续骂；说汪太监来了，他拔腿就跑。]孝宗时太监李广收贿赂，按送礼多少封官，抄家时发现有一本贿赂账，记事本。武宗时刘瑾专权，北京城里传说朝中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写奏章要一式两份，一份给刘瑾，一份给通政司转皇帝；并亲自设立和掌管“内厂”，连东、西厂的人员也在纠辑之列。万历时，冯保专权，连皇帝都怕他。但须说明，这些宦官干政虽多，但没达到汉唐后期那样的程度，宦官可以废立皇帝；而终明一代皇帝始终抗制着宦官，后来刘瑾也以谋反罪被诛（初帝不信，及发现其家有玉带等禁物，方信而诛之）。
多数大臣都与太监有矛盾，但结果或被诛、贬，或卖身投靠，不敢与之抗争，更不敢批评皇帝。敢于直言者只有海瑞一人，海瑞给嘉靖帝上书，言朝政多弊，直言批评皇帝，嘉靖逮捕之，旁人劝道，海瑞上疏前已自备棺材，散家仆，诀妻子，舍身进谏，嘉靖帝方作罢。但在明朝，这种刚直官吏极少，或参与内阁争斗，或附于太监之下，吏治不举，社会矛盾一向很尖锐。
经济上——皇庄、王庄增多和剥削的加重。皇庄是以皇帝名义掠夺土地，设置的庄园，地租收入归皇帝；同时还有王庄，即以封王包括公主、驸马等名义建立的庄园，地租收入归封主。明成祖朱棣在洪武年间为燕王，为扩大实力，增加军队，在宛平县占民田，设私庄，称“王庄”。称帝后改为皇庄，是设皇庄、王庄之始。其后仁宗在位时设三个皇庄；中期武宗在位一个月就设皇庄七个（在位16年），后又达到三百多个，在他继位之后，皇庄占地总面积达三万七千五百余顷（主要在京畿地区）。以后的皇帝也置办很多。同时，亲王的王田也增多起来，其土地来源主要是靠奏讨、钦赐和夺买。宪宗在位时赐亲王四十次，每次都千顷至数千顷，其中赐给长公主田一次达四千顷。外戚张延龄的王庄占地共达一万六千顷。并且王庄随封王在全国各地都有，如四川、云南，江西等地的王庄也占地很多。
皇庄的土地多数出租，田租称“庄田子粒”，规定不超过三分，实际都超过。加之庄田由太监或军校代管，仗恃欺人，对耕种者的剥削、压榨更加深一层。
尤为重要的是，皇庄庄田的增多，是伴随着整个社会上富豪兼并土地的日趋激烈、土地集中的加剧进行的；皇帝、亲王、官僚、富豪诸兼并力量交织在一起，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明中叶成化间，大同、宣化、北直隶的良田一半被豪家占领（续通考二），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福建一些地区十之七、八的土地被外地地主占去，本地农民成了佃农。
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也破坏了屯田制度，从王侯到大地主，都用种种办法侵占屯田卫所的土地，不少官宦把士兵“私役在家，侵其军粮”，使屯田“田归豪家，赋累贫家”。如陆西镇宋太监王贵占官田百余顷，私役军丁九百名。明初军粮主要靠军屯供应，到弘治时只能从国库支付了，天下屯田被“侵占盗卖十去其五”（《明经世文编》之三）。这不仅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削弱了边防力量。
皇庄、王庄土地不纳税，屯田破坏也减少了财政收入；而皇室消费也有增无减。明朝初年“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到嘉靖末年已达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位，[孟德斯鸠认为皇室人口的增加即是财富的增加，这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以及军费等费用也一直在增长。财政收支逆差增大，如嘉靖二十九年，中央财政收入一千万两白银，而仅军饷、修要塞所需支付，两项即需要一千三百万两。嘉靖以后每年财政亏空达数百万两，积累已超于零。
总之，明朝中叶政治上内阁倾轧、宦官专权，经济上土地集中加剧，剥削加重，从统治阶级内部到国家与臣民、地主与农民之间，矛盾一直很明显，整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