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隋唐五代的文化

  从隋朝初年开始，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恢复和又一个盛世的到来，文化也是呈现高涨趋势，形成高峰时代。其主要特点不止是具体内容博大精湛，更重要的是体现着唐代与以往大一统王朝文化专制不完全相同的包容精神。

   鉴于这一时期文化史内容多，试分经学、史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六个方面讲述。

一、经学
   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的经学，在隋初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学自身的南北分异，《隋书·儒林传》说：治经者“南人简要，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从方法到内容都存在分歧，二是佛教和道教的冲击，虽然入隋后玄学影响小了，但佛道仍然威胁儒学的正统地位。
   所以，这个时期治经者的中心使命是使经学上的南学北学归向统一，尤其是重新树立儒学的核心地位。隋唐儒学家们完成了这两个任务，而且结束了汉代以来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开启了讲究义理思辨的“宋学”之先河。
1、王通的新经学
   王通字仲淹，河东郡龙河（今山西万荣）人。先在蜀郡为官，后归乡讲学9年，治经4年，38岁时去世。其著述多已佚，死后门人将其讲学时的记录整理成《中记》一书传世。
   南北朝以来经学在南方受佛教冲击很大，隋文帝时崇佛，仍在客观上抑制儒学。儒道佛斗争一直很激烈，其间有人主张毁佛灭道以存儒学，或以道教、佛教来统一各家，结果都行不通。王通新经学特点是调和儒学与佛、道的矛盾，试图通过改进经学来振兴儒学，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
王通认为，儒、道、佛争斗的结果是三家受害，试图通过吸收佛道二教的可取之处，弥补儒学的不足，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的主张《中论·问易第五》。“三教可一”是以经学家的身份，站在儒学立场上提出的，“可一”不是“合一”，不是把佛、道合于儒学之中，而是三家并存；但在王通内心深处，以儒学为正统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他同时又提出了“ 明王道”的主张，即建立以先秦时期正统的儒学为基础的王道政治，恢复孔子之道。
须注意者，王通主张恢复先秦时的正统儒学，前提是认为汉代以来经学家的解释已非正统了。这与唐代经学家的认识是相同的，韩愈等的儒学思想就是在王通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2、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唐初诸经文本多有异处，对经文的理解分歧更大。于是唐太宗令经学大师孔颖达主持，对经书的经文进行统一整理。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隋末考取明经科，入唐后为国子监祭酒。此时他年事已高，只是总揽大纲，由当时专治一经的经学名家分头编撰，最后由孔颖达总其成。
   义是对诸师原文的解释，疏是对原注的解释，汉代以来经学家对诸师作过反复解释，有义也有疏。但章句繁杂，儒学多门。太宗令孔颖达整理的是：周易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诗经毛传和郑笺、礼记郑注、左传杜注。各位中南北风格不一，孔颖达名义上不分南北，其实是以南学为主。孔颖达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即以所选家的本子为标准，以原有注文进行解释，即使其它本子中有更好的注释也不用。这不是义气用事，而是把整理经文作为手段，把统一思想作为目的缘故。
   注疏编定后成书180卷，定名《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凡儒生谈经、应试均以此为准，否则就是异说。这样，东汉以来诸家解说归于一说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把其他学派压了下去，儒学内部并未统一；统一儒学各派对诸经解释的是《五经正义》。
   与之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唐太宗还令颜师古专力考订经书原文。颜师古将“五经”的各种本子找到后，写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解决了经书原文殊异的问题。唐末文宗开成二年（837）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十二经，纠正了颜师古的失误，刻成“开成石经”114块650252个字，立于太学。
    隋唐经学的发展趋势是汉学向宋学过度。孔颖达“疏不破注”是传统的汉学风格，与这个趋势不协调；但他对注疏作阶段性清理和总结，为经学新阶段的到来做了准备。
3、啖、赵、陆的“《春秋》学”
    到唐中叶传统的经学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专门之学”开始进行新的探索。此时在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地区的经学家啖助、赵匡和陆淳（质），他们以治春秋为主，被称为“《春秋》学派”。
    啖助，字淑佐，祖籍赵州，天宝末年徙居江东。当过县官，安史之乱后闭门著述，研究春秋。赵匡，字伯循，祖籍天水，天宝年间为扬州节度叛官。陆淳，字伯冲，吴郡人，顺宗时避太子讳改名质。三人都在江南任地方官，志趣相投，尊师友关系，时常切磋学问。三人著作存世的有陆淳《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微旨》3卷，《春秋集传辩疑》8卷，代表了三人的经学观点和方法。
   《春秋》学派的主要特点是“舍传求经”。认为《春秋》原文没问题，错谬全是三传造成的；在三传都不合适时，便丢开三传自己解释。他们“舍传求经”自我发挥解释时有“明王道”为原则，有利于“道”的“无经之传”也可采用，太实用主义，太随意了。虽然如此，但此后治春秋都不再拘泥于三传，从而脱开了章句训沽的汉学路子，走上了义理思辨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