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人祸天灾民不聊生

  无穷的人祸加剧了天灾的破坏力，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起，煌灾、旱灾、黄河决口、饥荒，连年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甚至王莽在沼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惟即位以来，阴阳末和，风雨不时，数遇粘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但是，他却把这些归之于偶然碰到的厄运，说不幸碰到了应当发生灾害的年岁，所以有这些磨难使老百姓受苦，他表示很悲痛。不过这种厄运很快就将过完了。然而空话并不能填饱饥民的肚子，王莽更异想天开，派遣官吏到各地教老百姓“煮木为酷”。尽管赠以美名，但草木还是不能煮成真正的食品，只不过又给老百性增添一些痛苦罢了。

王莽无法解决饥荒，人民只有奋起自救。始建国三年，北部边郡由于准备征伐匈奴的各路大军的骚扰和苛暴的租赋摇役，迫使入民首先起来反抗，并州(今山西中、北部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尤为突出。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和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的人民继起，他们组成几千人为群的队伍，在附近诸郡转战。天凤四年(17年)，临淮(治徐县，今江苏泗洪南)人瓜田仪等发动起义，在会稽长州(今江苏苏州)一带活动。同年，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用)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聚合百多人亡命海中，迅速发展到几千人。吕母自称“将军”，引兵回来攻破海曲县，杀死县宰，又转到海上活动。其后这两支队伍都发展为成万人的大军。
   面对人民起义，王莽先是派官员前往招抚。官员们回来报告:盗贼解育交后很快又更新聚台起来，原因是民众恼恨法禁烦苛，妨害生产活动；努力耕作，所得还不够交纳赋税；闭门守法，又会遭到因邻居有社铸钱币的嫌疑而牵连入狱；民众穷困，无路可走，所以起为盗贼。王莽听到这种如实反映情况的报告更大怒，将这些官员罢兔。有的官吏迎合旨意，说什么百姓狡猾放肆，应当严加惩处；或者说是偶逢厄运，不久将会消除。王莽听了便很高兴，把这些阿诀奉承的小人升官，竟和当年秦二世的作风一个样。本来当时起义的农民极为纯朴，开始大都是衣食无着的饥民，聚合起来寻求活命，他们盼望的是年成好转仍能回家耕作。所以虽然结合着成千上万人，却仅仅以乡里小吏“从事”、“三老”、“祭酒”等相称呼，也不敢占有城邑，许多地方长官都是在乱军中偶然伤亡，并不是起义农民有意杀掉的。但是，王莽却不从自己政治上的错误去寻求原因，反而指责说:民众由于饥荒而犯法，不过偷盗、抢劫两类。现在他们干百人结党成群，这就是公开叛乱了，怎么还能说是迫于饥寒呢?官员们如不努力捕斩叛贼而胡说什么只是饥民为非，一律逮捕法办。这样一来，下面群臣愈加惶恐，再也无人敢于反映真实情况了。
   绿林军与昆阳之战天凤年间，荆州(今河南西南以至湖北湖南一带)地区闹饥荒，农民们都采集沼泽地带的水草野菜充饥，有时难兔不发生纠纷。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入王匡、王凤经常为人们调解争执，处事公平，逐渐成为饥民领袖，聚合着数百人。外地流亡来此的南阳人马武、额川人王常、成丹等群起参加，他们攻打孤零的乡镇，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几个月就扩充到七八千人。天风五年(公元18年)，王莽派费兴出任荆州牧，临行他问费兴到荆州去后有什么安排考虑。费兴说:荆州、扬州入民大都依靠山林川泽采集捕捞为业，现在宫府实行“六管”，对山林川泽产品征税，夺取了人民的收益。加以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所以起为盗贼。我去到荆州，打算公开告戒他们各自回家务衣，贷给耕牛种子和口粮，宽缓田租赋税，也许有希望便他们解散安顿下来。王莽一昕大恕，马上兔去他的官职。后来地皇二年(公元21年)，另一位荆州牧率领官军二万进攻绿林军，梦想武力解决问题，不料却被王匡等打得大败，官军死伤数千人，全部军备辑重丢光。王匡等乘胜攻击竞陵(今湖北潜江)、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北)一带，发展到五万多人，雄踞绿林山，地方官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