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儒家意識形態的現代轉型

 為什麼甲午戰敗後革命烏托邦只是暗流，甚至在最激進的知識分子言論中都沒有表現出來？研究思想變化除了注意內在邏輯外，還必須考慮到思想者的社會地位，即他們是否掌握權力。政治思想作為權力正當性基礎，對於權力擁有者和不擁有者，變化遵尋不盡相同的模式。

A， 中國政治思想的兩個層面和兩個主體。

文化主體：文化傳程者。

權力主體：權力擁有者。

在中國傳统社會，官僚來自儒生階層，土紳和族長均是儒生。故權力主體屬於文化主體。一個包含另一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為重合。

在文化現化轉型過程中，兩者不再重合。

B，支配文化轉型的另一種機制：權力主體對意識形態的再詮釋

圖10.1

B， 儒家意識形態再詮釋的傳統──今文經學的精神。

今文經學的要點有兩個：第一，尊重孔子作為道德創始人的絕對權威；並將這種權威投射到政治上，以孔子為素王。第二，強調微言大義，即對經典進行創造性地解釋，以適應新的情況，甚至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將「六經」都視作孔子「為漢立法」之所作。眾所周知，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主要精神在公羊《春秋》。為甚麼幾乎所有大一統理論均出自於公羊《春秋》而不是其它經典﹖這需要鳥瞰一下群經的結構。儒家經典有十三部，人稱十三經。它是從漢代五部經典發展增加而成。先秦本有六經，這就是《詩》、《書》、《禮》、《樂》、《易》和《春秋》。漢以後，《樂經》失傳，只剩下五經。西漢經學立五經博士，後將《論語》和《孝經》增為官學。《春秋》三家之學各有成書，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禮》中又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這就是十三經的全部。對於這十三經中之《春秋》，不但《孟子》中有「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明確說法，而且也最容易作創造性解釋，而其它經典微言大義的結果卻不能和社會制度變化直接拉上關係。例如《周易》是講價值運算邏輯，《尚書》講三代之事，《詩經》是詩歌，《禮經》講道德禮儀，重點是以家族為本位的等級秩序，無論將它們作如何的再解釋都不能推出新政治制度，所以五經中唯一具有再解釋的餘地的是《春秋》。《春秋》本是魯國編年史，對歷史的重構可能造成對理想社會的想像。由於《春秋》過於簡略，對它的詳細解說形成了《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三傳。三傳中《左傳》以歷史事實為主，是最忠於原來歷史記載的。《公羊傳》和《穀梁傳》則以解釋為主，它屬於今文經學。但《穀梁傳》重點在宣揚儒家宗法倫理，重禮治、禮教，故和國家制度關係不大。這樣，唯一可發揮微言的就是《公羊傳》了。事實上，自漢代起《公羊傳》一直以強調大一統和拔亂反正而著名。換言之，《公羊傳》和《穀梁傳》兩者雖都是今文經學，但兩者的歷史地位並不相同。《穀梁傳》不言妖妄，只傳大義，《公羊》則以主觀推測和微言為主。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春秋》載：魯成公五年，「梁山崩」。本來這只是一個自然現象之記載，和政治無關，但梁山是晉國境內的大山，《公羊傳》說「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這是大一統的表現。《公羊傳》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是對「春王正月」的解說。當時有殷曆、夏曆和周曆。魯國用周曆，故「春王正月」本意為「周曆春天正月」。而《公羊傳》則解釋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也？大一統也。」這樣，歷法記載居然成為孔子主張大一統的根據。另一個例子更離奇，春秋末篇有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之說，微言的結果是「拔亂反正」。大意是，麟是仁獸，它的出沒總是與仁政有關。孔子聞麟至而哭泣，感慨仁政何在，由此帶出「拔亂世，反諸正」。

在中國近代思想的發生機制中，包含著今文經學的復興。清代的考證思潮自我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今文經學大放異彩。為甚麼考證思潮會指向今文經呢？因為考證的目標是尋找儒家經典真正的含義，它的預設假定就是越接近孔子年代的經典詮釋則越可靠。而今文經比古文經出現得早，如果古文經被視為假的，那麼最接近孔子思想的就是今文經學。當然，清代今文經學思潮繁榮的另一個內在動力是微言大義解釋儒家經典以應付外來挑戰。實際上清代最早經世致用的人物都是今文經學的愛好者，像包世臣、魏源、龔自珍等等。由此我們就會明白為甚麼甲午以後康有為的變法理論異軍突起，成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