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 清代文学概述 第一节 清代文学史的起讫

 清代文学概述
第一节  清代文学史的起讫
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这位著名的文人叫郭沫若，他写的这篇著名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当年毛泽东主席曾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篇文章，声势蔚为壮观。题中的“甲申”是什么意思？“甲申”是干支纪年法，指的是1644年。郭沫若为什么要拈出1644年大做文章呢？
公元1644年，是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一年，是天地大变、江山易主的一年，是彪炳史册、史学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坐困北京的明朝，坐大东北（沈阳）的清朝，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几方征战多年，终于在这一年尘埃落定。1644年，即崇祯17年，是明朝统治中国276年的最后一年，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现景山）上的一棵歪脖树上永垂不朽；这一年是清朝入主中原267年的第一年，即顺治元年，满清六岁的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24个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是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这一年是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甲申1644年，逐鹿中原的几个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建国号为“大顺”，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第一年的年号为“顺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顺”就是顺顺利利、一路顺风夺取天下政权。这几股政治势力中，最顺的当属满人。最终，从白山黑水间卷地而来的满人，它裹挟着东北汹涌的寒流，带着游猎民族特有的粗犷与勇力，在其先祖——金人退出中原400年后，再次问鼎中原。这次不光是中国北部了，而是在整个华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且在中国历史上控制的行政区域最为广大的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清王朝从顺治元年1644清人入关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清王朝历经了267年。
那么，1644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它的重要意义就是拉开了清代文学史的序幕。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序幕已经拉开，何时闭幕呢？清代文学史自有它的特殊性。按常理说，1911年，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唱响了中华古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挽歌，清代文学史应该终结于1911年。然而，非也。清代文学终结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时，它是“被终结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屈辱的一页，是乾坤扭转、国运大变的转折点。真是：巨龙昏昧睡东方，政乱民贫步衰亡。鸦片流毒忆蒙羞，闭关锁国留遗恨。残阳血色染乾坤，强虏西来践国门。火炮轰开山海阙，铁蹄撼动帝王根。清代文学史终结于外国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中。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内部矛盾，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后，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与外部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随着矛盾的变化，清代文学史的性质也因之改变。
对于清代文学（1644——1919），结合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1、清初（1644年清兵入关，迁都北京——1722年康熙末年）。79年，包括顺、康二朝。这是清朝统一全国并逐渐稳固其地位的时期。在清初四十年的时间里，反清战争仍在不断地进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外有明朝残部：先后建立几个南明政权：鲁王政权（南京）、唐王政权（福州）、桂王政权（广州）、福王政权、郑成功父子在台湾的抗清政权、吴三桂集团的三藩之乱、农民义军的余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的反抗如“扬州十日”（杀四日，死八十万）、“嘉定三屠”、江阴三日（仅存53人）等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拥满和反满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反抗——屠杀。内有鳌拜等各种势力的斗争角逐。这样的尖锐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清初文学中势必有所反映，所以清初的诗文小说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2、清中叶（1723年雍正即位——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包括雍正（13年）、乾隆（60年）、嘉庆（25年）、道光（前19年）共117年。这是清统治进入鼎盛随即迅速转入衰落的时期。到乾隆朝，整个社会积累了巨大财富，清代经济的繁荣达到了顶点。但是，清中叶既是清王朝繁荣的顶点，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和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嘉庆道光时期已走向末路。不久，西方列强趁虚而入，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3、清后期或晚清（即通常所说的“近代”）：（1840——1919）这是中国社会受到外来力量强烈冲击而发生剧变的时期，文学同样受到这种历史剧变的深刻影响。共79年，是清王朝统治走向崩溃时期，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历史进程提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并统治中国全境的封建王朝。除去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入关后有10帝。
简言之：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
1、顺治（福临，世祖，在位18年）；2、康熙（玄烨，圣祖，61年）3、雍正（胤禛，世宗，13年）4、乾隆（弘历，高宗，60年）；5、嘉庆（颙琰，仁宗，25年）；6、道光（旻宁，宣宗，30年）；7、咸丰（奕詝zhǔ，文宗，11年，31岁死）；8、同治（载淳，穆宗，13年，19岁死）；9、光绪（载湉，德宗，34年，38岁死）；宣统（溥仪，恭宗，3年）。  
■从性质看前两期属于古代史的范围，后期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通常所说的清代文学包括清初和清中叶的文学，并不包括晚清。即从1644—1839年，共196年的文学。
第二节  清代文学的历史特征
■清代文学呈现出一种集中国古代文学之大成的景观，各种文体都再度辉煌，蔚为大观，取得不容忽视的成就。文学创作集大成（从数量到质量）。整个清代文化就已经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对古代文化集大成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文学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清代文学三大宏观特征：1、集历代文学之大成；2、文学古典形态的再度辉煌；3、新兴文体的飞跃。
一、集历代文学之大成（量）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古代文学在清代达到集大成，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最高峰。所谓“集大成”现象：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论及清代学术之集大成时说：“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清代文学可以说是以往各类文体之总汇，呈现出一种蔚为大观的集大成的景象。
全面繁荣，各种文体都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诗、词、文、小说、戏曲在以往各代大多以一、二而名，清代文学可以说是以往各类文体之总汇，呈现出一种蔚为大观的集大成景象。各类文体作者数量之多、作品数量之多、相当多的作者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乃至堪称珍品、杰构的传世之作。
1、诗的复兴。诗歌数量远远超过历代诗坛。仅民国时徐世昌所编《晚晴簃诗汇》所收诗人就有6100多家，诗歌达27000多首。地域性的诗歌流派出现很多。
2、词的兴盛。首先清代词数量超过历代，叶恭绰《全清词钞》入选词人3196人，选词8260多首，超过宋代传世词作两倍以上。其次是词学理论得到很大发展。从朱彝尊的《词综》到张惠言的《词选》和万树的《词律》等，出现一大批立论精审、阐幽明微的词学著作。其三、在词作的整理和编辑方面也有很大成就。如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彊村丛书》、江标《宋元名家词》等。
3、文。古文和骈文都取得了较大成就。清初“学者之文三大家”；清初“文人之文三大家”；桐城派；骈文。
4、戏曲。传奇创作相对活跃；地方戏日益兴盛。清初传奇创作主要有三种流派：一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其身份和作品都具有市民色彩；二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派”，其作品有较强的案头化倾向；三是以李渔为代表的“形式派”，以讲求戏曲娱乐功能和形式技巧作为最高目标。“南洪北孔”代表最高成就。
5、小说。独创性增强，产生了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出现了能全面体现古代文学丰富内涵和艺术成就的优秀作品）。（1）历史演义：顺治时期的《梼杌闲评》（写魏忠贤一生事迹）、康熙朝的褚人获《隋唐演义》、乾隆时蔡元放《东周列国志》。（2）英雄传奇小说：康熙朝《水浒后传》，金丰、钱彩《说岳全传》。道光时俞万春《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3）世情小说：顺治时期丁耀亢《续金瓶梅》，康熙年间《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红楼梦》，道光年间燕北闲人文康《儿女英雄传》，鲁迅将此书列入侠义小说。（4）神魔小说：康熙时吕熊《女仙外史》，乾隆朝李百川《绿野仙踪》。（5）讽刺小说。雍正时刘璋《斩鬼传》，乾嘉时张南庄《何典》，《儒林外史》。（6）才子佳人小说：顺治时期较著者有《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康熙时期有《好逑传》。（7）才学小说：《野叟曝言》，乾隆年间夏敬渠所写，嘉庆年间屠绅《蟫史》是一篇长篇文言小说，《镜花缘》嘉庆时学者李汝珍所写。还有嘉庆时陈球的《燕山外史》，骈文写成。（8）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三侠五义》，出于光绪年间。（9）狭邪小说：如道光时陈森《品花宝鉴》、魏秀仁《花月痕》、光绪时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俞达《青楼梦》等。（10）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二、文学古典形态的再度辉煌（传统文学样式的中兴）（质）
１、诗：三类诗人；四大诗学。特点：惩元明之失，远追唐宋。（1）遗民诗人：顾炎武，屈大均。（2）仕清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的“梅村体”。（3）国朝诗人：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 （神韵说）。（4）清中叶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郑燮。
2、词：康熙三鼎足：纳兰性德、陈维崧、朱彝尊；三大词派。特点：词派林立，词作众多。陈维崧的阳羡词派、朱彝尊的浙西词派、张惠言的常州词派。
3、文：特点：古文和骈文都取得了较大成就。古文：（1）清初“学者之文”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2）清初“文人之文”三大家：魏禧、侯方域、汪琬。（3）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  骈文：骈文复兴，骈文八大家；代表作家汪中、袁枚、胡天游、洪亮吉、孙星衍、杭世骏、李兆洛等，以汪中成就最为突出。汪中《哀盐船文》。骈文理论书籍如陈维崧《四六金针》等。骈文选本的大量出现，如李兆洛《骈体文钞》等。　
三、新兴文体的飞跃（质）
清代文学也表现出新兴文体的雅化倾向和雅俗并存、互相渗透的状态。
1、戏曲的创作。传奇创作相对活跃；地方戏日益兴盛。清代戏剧成就亦很高。《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中有四剧是清代《清忠谱》《长》《桃》《雷峰塔》。《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中《风筝误》。
传奇：三大流派、两大作家。“文人派”吴伟业、尤侗；“苏州派”李玉《清忠谱》；“形式派”李渔风情喜剧戏曲理论《闲情偶寄》；“南洪北孔”：洪昇《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
杂剧：清中叶的戏剧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趋向，那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奇、杂剧已是强弩之末，除杨潮观、蒋士铨等人的作品略有可观外，剧坛已基本沉寂下来。代之而起的是比较有生命力的各种地方戏曲。各种民间地方戏蓬勃兴起，形成了百花争妍的局面。新旧声腔剧种交汇融合，为京剧这种新兴的全国剧种的最终形成准备了条件，标志着我国戏剧跨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讲唱文学如评书、鼓词、弹词、民间小调也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城市和农村活跃着，受到城乡广大人民的喜爱。
案头之曲。杨潮观《吟风阁杂剧》；地方戏逐渐兴盛；戏曲论著焦循《花部农谈》；花雅之争。
2、小说的繁荣
章回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集约有150种左右，文言小说数量也很多。特点是独创性增强，产生了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不足两百年的时间内，出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三部传世力作及其他较好小说。清代小说成就十分辉煌了。
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长篇章回小说：1、英雄传奇：《水浒后传》、《说岳全传》；2、社会批判（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镜花缘》；3、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红楼梦》。
四、清代文学的演变趋势
■清代学风的衍变：“实学”→“朴学” →“新学”。清初恢弘博大的“实学”复兴，乾嘉时期谨严精密的“朴学”鼎盛，晚清更法改制的“新学”崛起，因此，有人说：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这都说明清代的学风是有变化的。
相应地，清代文学也有变化。清代文学在前期和中叶是有变化的。前期文学关注国运民生，有着炽烈的责任感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传统文体和已经雅化的戏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在清中叶，传统文体虽然也很活跃，流派纷呈，诗说文论竞相争鸣，但成就和影响却远抵不上小说。
第三节  文化专制下的学术和文学
清代文学的集大成，是与清代人口集大成、政治统治集大成、文化专制集大成相辅相成的。
政治统治（专制）集大成。清朝统治者作为中国帝制政治的最后总结者，对中国历代王朝的为政得失非常清楚，政治的进步性超过任何一代，比如中国历代王朝失败的三大因素：宦官乱政、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有清一代，三者并未对帝国构成本质上的伤害。因为清帝国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杜绝三者对国政的干预。惟一一例慈禧太后操纵国政，恰好反证了帝国政策的英明。
■清朝政治的两大特点：1、自始至终存在着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2、在文化思想领域实行高压禁锢政策。
一、文化专制集大成：
1、独尊程朱理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以这种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内容，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康熙的汉化程度很高，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一再倡导理学，推崇朱熹，乃至称誉他“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升朱熹配享孔庙大成殿，宋代理学成为清代的官方哲学。这种高度的赞誉，不仅是看重朱熹思想中固有的有利于社会统治秩序的价值，同时也通过绝对思想权威的建立，取消人们特别是文人独立思考的权利，对于晚明偏离正统的社会思潮，也是有意识的反拨。“存天理，灭人欲”。
2、编书与禁书。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除沿袭明制继续推行科举八股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三次。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武功告成，肇兴文治，开博学鸿词科，作为重视学术、优容文人的表示，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康熙时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更纂有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三千多人用九年时间编。这些工作固然有文化总结的意义，但也有羁縻文人、消耗知识分子的精力的用意。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大量收缴和销毁违碍书籍，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检查运动。据统计，乾隆时被禁毁的书籍与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种数相等，成为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
3、文字狱。清王朝控制社会思想更为严厉的手段是大兴文字狱。在文化上，清廷基本上沿袭明代的作法。这两个朝代在政治上都没有汉唐帝国开明，汉唐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比较有信心，他们不在意一些文人的言语攻击。他们不相信文学的批判有危及帝国生存的力量。明清两代缺乏这样的自信心，明帝国因为自己出身于“贼”，清帝国因为自己是“夷”，所以他们特别在意国民的舆论批判。而清朝在思想文化、整治人心工作上比明朝有过之无不及。顺治时诞生了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制度，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清代的文字狱究竟有多少起？历来说法不一。一般学者认为在百例以上，但并无确凿数字。有人统计顺治朝三、四起，康熙朝文字狱10起左右；雍正一朝文字狱有20多起；乾隆朝 130多起。近人邓之诚先生考证共84例。康熙时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方苞，《狱中杂记》，是其同乡挚友，曾为《南山集》作序，且藏其书版于家，亦受牵连，下狱关押一年半）。雍正时吕留良诗文案，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清风不识字”案（雍正朝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等，斩立决）。再有“维民所止”案。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玄鸟》。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含冤死于狱中，并受到戮尸之辱。他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手段残忍，震骇天下。乾隆朝的“沈德潜案”，他任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正二品，主张诗文温柔敦厚，为统治阶级服务。有首诗《咏紫牡丹》“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将其坟墓铲平，差点掘坟鞭尸。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很容易造成“噤若寒蝉”。文人普遍怀有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的心情，形成了畏惧、郁闷的心态和看风使舵的处世态度。《已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写于道光十九年（1839），认为朝野臣民噤口不语终究是一种悲哀。这也就影响当时的学术风气，造成龚自珍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情况。不敢参与集会，言行十分谨慎，唯恐被牵入文字狱中。他们著书立说，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弄口饭吃，不敢追求真理，直抒自己的见解。再加上统治者因势利导，形成文化专制下特有的学术——乾嘉汉学。
二、乾嘉汉学：亦称汉学、朴学，考据学。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他们推崇汉代经学，强调从音韵训诂等入手，弄清古代经典的确切含义。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之称。又因为它在乾嘉时盛极一时，又有“乾嘉学派”之称。
乾嘉学派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戴震考证“光被四表”用了二十多年。寻章摘句，逃避现实。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如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嘉庆以后，乾嘉考据学由盛转衰。         
乾嘉汉学毫无疑问是文化专制政策所引出的结果，它耗费了许多杰出的才智之士的毕生精力，其成就是以牺牲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为代价的。特别是放在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萌芽滋生的历史阶段上看，这种代价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清代考据学中包含着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方法，它不但推进了纯学术研究的进步，实际也必然推进了研究者的理性精神。考据学家并非都是不具有思想批判能力的，如戴震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即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抨击。龚自珍早年受戴震、段玉裁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考据学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扬，它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实在很有限。
乾嘉汉学从其学术精神上讲，是清王朝文化专制的结果。从学术源流上讲，则是导源于清初的顾炎武。顾炎武被公认为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奠基者有清初学者黄宗羲、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江藩、王鸣盛、洪亮吉、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等。皖派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中国学术史：春秋战国诸子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理学、清代的朴学，共同构成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学术历史。
三、乾嘉学风对文学的影响
考据学对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按诗、词、文、小说顺序说。
翁方纲的“肌理说”。反对将考订训诂与诗歌创作判为二事，提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 的主张。所谓“肌理”，就是可以捉摸的“理”，一是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一是词章的文理。“理”是诗之本、诗之法。诗不是陶冶性情的，而是可以考据学术渊源、历史是非得失的材料。他说：宋、金、元诗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而明代诗人只是沿袭格调，并无一人具有真才实学，只有清朝经学发达，可以用经术为诗。这种主张，是当时统治者极力提倡经学、提倡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
张惠言的常州词派。张惠言毕生治《易》。作为乾嘉间经学大师，张惠言同时完成了他的经学代表作《周易虞氏义》和词学代表作《词选》。作为学者型的词人群体，常州派词人将治学的方法和思维运用到词学上，其词学道路，既富于理性之精神，又具有探索性之品格。他们在坚持词学本色论的同时，引入诗学中的比兴、寄托等表现手法，并进行了发挥与创新，在词学的审美理想、功能论、创作论、鉴赏论、音律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张惠言的经学研究特色，正成了他关于词的创作和批评理论的思维前提和方法基础，从而使常州词派在清代出现的各词派中显出其作为“学人之词的独特色彩。
桐城派古文创作上，标举“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一。连学术也纳入了文章的要素，显然受到汉学的影响。桐城派古文及其正宗地位的确立，与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和汉学的兴盛都有很大关系。
骈文再兴更是清代朴学兴盛的一个副产品。骈文讲究声律、用典和藻饰。骈文源于汉魏，盛于六朝，变于唐宋，衰于元明，至清代，作家之众，流派之多，大有方步汉魏之势，故号称“中兴”。朴学要求学者知识渊博，经史百家、名物训诂，无不通晓，他们重学问、重考据、重训诂和音律，造就了饱学之士。饱学之士喜爱重典实、讲音律的骈体文，借以铺排遣使满腹的书卷知识，从而刺激了骈文的写作和运用。
小说：一是历史小说重在叙述历史事件，如《东州列国志》，不仅可作“正史”看，而且可学到稽古、用兵之类的学问。二是产生一批才学小说，如《野叟曝言》、《镜花缘》等，炫学逞才，添入许多学问、技艺。
总之，文化专制造成的汉学学风，造成了清中叶文学背离文学的滞化现象。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第四节  清代人文思潮与文学
一、清初学术转向
清初，产生了一些具有民族意识、民族倾向的思想家。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震撼了广大文人的心灵，引起了一批思想敏锐深沉的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思，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中国学术史上划出了一个新时代。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期“三大思想家”。稍晚时有唐甄、阮元、戴震等。
1、变前朝的倡宋明理学为反宋明理学。清初的几位思想家大都是反宋明理学的。他们反对王阳明的心学，甚至痛骂李贽，认为像李贽那样放言无惮、毫无顾忌、不守礼法的文风，体现了读书人的躁动和轻浮，而这会直接影响到一般百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构成对于礼法与秩序的挑战。2、变空谈心性、不务实学为经世致用。他们深深感慨于明亡清兴的社会巨变，要求改变明代空言心性的虚浮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致力于研究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中探究治世之道。
■说到清代学术的变化，学术界认为有四变：1、顺、康间为程朱、陆王之争；2、乾、嘉间为汉、宋学之争；3、道光以后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之争；4、咸、同之际为中、西学之争。
二、清初人文思潮的进步性
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闪耀着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对民族征服和压迫进行抨击。如顾炎武斥责清征服者是“率兽食人”，且呼吁“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2）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政治。黄宗羲的《原君》：“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自秦汉以后，凡为帝者，皆贼也”。表现出反集权专制的民主思想。（3）用唯物论批判统治者极为倡导的程朱理学。如王夫之“天下唯器（物质）而已矣”“离器而道（理）毁”。针锋相对的批判了理学，表现了先进的哲学思想。戴震批判理学，认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反对“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认为人欲是人们一种合理的愿望。发扬了晚明以来思想解放的传统。
我们可以看到，清初的思想家虽然反对明代王阳明心学的空谈心性，甚至诋毁李贽，但实际上却继承了李贽的某些思想，同样肯定了私欲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进而以此为基点将“欲”和“理”统一起来。这样理欲之辩就由李贽的个性解放精神延伸为社会解放的理想，由思想领域的反传统拓展为对社会制度方面的批判和探讨。
■谈到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变化，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对一些著名的反清人士，必须把民族矛盾的问题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历史价值区别对待。回顾晚明时代，由于个性主义思潮没有强大到足以引起社会变革，在封建统治力量的压迫下，许多人走向疏离正统、疏离政治、追求自我赏适的道路。这种消极的个性主义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因此，到了明末社会崩溃之际，许多人所想到的不是推进社会变革，而是恢复由旧道德所保障的社会秩序。尤其面临尖锐的民族冲突之际，旧道德旧传统更被一些人看作是固结人心、挽救危亡的唯一力量。顾炎武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他的民族气节和学术研究方法固然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但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维护程朱，对明中期以后自王阳明至李卓吾的反传统精神一概排斥，痛斥为与魏晋玄学一样是亡国的肇端，“罪深于桀纣”（《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在经学的传统上重建社会思想的主导方向，这无疑是倒退的努力。相应的，在文学方面他也力持儒家的功利主义，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赞同“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与人书》），与向来的道统文学观实际上无根本区别。所以，离开清初民族矛盾的因素来看，顾氏的主张大多与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相合。
三、清代人文思潮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1、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文学观虽不尽一致，对文学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相同，但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抛弃了晚明文学的表现自我、个性解放、率真浅俗的理论观念。在这一点上，顾炎武是最突出的，顾炎武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的文学观可以称之为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黄宗羲论文学注意到了文学的特质，但也还是更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王夫之论文学较之顾炎武、黄宗羲更加着重于文学的基本问题，更注重文学的审美特征，但也同样讲究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效用。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的文学思想可以说是对晚明思潮的一种反拨。待到清中叶，清初的启蒙思潮虽然受到扼制，有所消沉，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又重新抬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戴震和汪中的观点。戴震批判封建纲常伦理。汪中好古博学，考证古代典章制度，恢复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发表了与传统思想相左的观点。
2、文学创作的变化。以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在清代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反对晚明的张扬个性、自适自娱、崇尚率直浅俗的文学倾向，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他们对诗学的发展，再度提高了诗的地位，并推动了诗风的转变。他们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强调，也影响到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比如说清代的戏曲作品就趋于雅正，悲剧意识超过了娱乐格调。康熙朝后期出现的《长生殿》和《桃花扇》，都表现出深沉的历史反思。
不过在清中叶文学领域也呈现出类似晚明的一股思潮，反传统，尊情，求变，追求思想解放。袁枚是突出的代表人物。袁枚秉性洒脱不拘，有向世俗挑战的精神。他在诗坛上公开批评、嘲讽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重建和发挥性灵说，认为诗重性情，强调表现真我、真性情，创作重灵机和真趣。袁枚的思想和作品都表现出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批判精神、沉思反思，觉醒意识，人文思想的光芒。
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史积累为清代作家提供了最丰富的艺术经验，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他们的创造空间，清代文学要取得超越前代的伟大成就希望甚微。          
清代的历史被分隔成分属古代史和近代史两段，从文学史的眼光看，清代正是古代文学史的终结，现代文学的蜕生。这是中国文学史的黄昏，西天的晚霞依然灿烂，但夕阳的余晖终究不能使古典文学的天空更加绚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0世纪伊始，古典文学衰亡与现代文学孕育交织的文学史，在黄昏的挽歌中迎来黎明的欢欣。
      

第一章  清初的诗词文
明清鼎革之际，天崩地解，沧桑巨变。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面前，汉族知识分子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奋起抗争，意图恢复旧国；有的退隐山林，消极避世；有的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这些都不能不诉之于歌咏，反映到诗文创作中去。因此，清初文坛上出现各色人等的诗文。整个清初文学，都受到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诗、词、文中表现得尤为直接。
■（1）遗民诗人：顾炎武，屈大均等。（2）仕清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等；“梅村体”。（3）国朝诗人：“南朱北王”、“南施北宋”。“神韵”说。清代四大诗学。
第一节  清初的诗
就诗歌流派而言，清初诗坛力矫明代空疏浅薄的陋习，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他们虽然也有宗唐、宗宋之争，但一般比较能够融汇贯通，转益多师，把学习和创造结合起来，为有清一代诗风重振的盛局开拓了道路。唐诗重情韵，宋诗重学问，遗民诗人属性情派。
清初诗人可分三类：一类是坚持民族气节的遗民诗人；一类是仕清诗人；再一类是国朝诗人。
一、遗民诗人：历史上，每一新旧朝代的更替，都会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明亡清兴，江山易主，在混乱中惊魂未定的汉族士人在新政权下很快就面临着自我安顿的问题，是俯首称臣还是自我放逐？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选择自我放逐于新政权之外，誓不向新政称臣，或积极斗争、反清复明，或埋头著述、不问俗世，这些人就是我们马上要讲述的明朝遗民诗人。清初遗民诗人，据卓尔堪《明遗民诗》中所辑录的作者近500人，诗歌3000余首。这些遗民诗歌是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从传统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气节出发，揭露清军暴行，颂扬抗清英烈，寄托故国哀思，抒发忠贞情感。有的作品揭示了易代之际人民饱受战祸的痛苦，具有慷慨苍凉、激楚悲壮的时代特色。
■遗民诗人著名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其他还有阎尔梅（号古古，有《阎古古全集》）、杜濬（字于皇，有《变雅堂集》）、钱澄之（有《藏山阁集》）、归庄（“归奇顾怪”，字玄恭，有《归玄恭遗著》、《归庄集》）、申涵光（有《聪山诗选》、《聪山文集》）。其中可以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为代表。
1、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其家乡有亭林湖，故又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诗人，又是著名的抗清志士。他年少时与同乡归庄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曾在昆山、嘉定一带抗清，以后也为此奔走多年，并始终不仕于清朝，一心想复国。顾炎武痛感明亡之后，士大夫民族气节丧尽，于是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激发人们爱国思想和志气。这对于后来汉族人民不断起义反清革命运动起了很大影响。有《亭林诗文集》，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
闲话顾炎武：矢志不渝的期待者。恐怕没有人能像顾炎武那样，对能够担起复兴大明重任的高人的出现矢志不渝地期待，一直到死。这个在天崩地裂的时代为了激励天下人而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朝遗民，或许更多的是在激励自己。为了那个气数已尽了的大明朝，他“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不畏长途跋涉之艰难，广交天下故明之豪杰，两度入狱，依旧坚贞不渝，数次拒清，更显拳拳之忠。他不仅是一名斗士，还是一名思想家、学问家，他一生都在思考着民族复兴这个时代主题，路漫漫而上下求索，情切切而殚精竭虑。而这种努力与期待遂成为清初明朝遗民的主旋律。
■ 诗作欣赏：
——《海上》（其一）：
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
▲《海上》四首是一组史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秋天，叙述那两年的东南大事。作者乡居登山望海，感慨而作此诗。第一句有感于鲁王遁海而作。“十年”二句：自崇祯初年，清兵即入关，干戈不息，百姓涂炭；以后又有农民起义军与明军的战争。老，久。吊哭，有的作“痛哭”。“水涌”二句：写望海时的想象。黄金，《史记•封禅书》：“此三神山（方丈、蓬莱、瀛洲）者，其传在渤海中……诸神仙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黄金银为宫阙。”神山、仙阙，借喻海上抗清根据地。“此中”二句：疑指海上弹丸之地，恐难作为抗清根据地，辜负遗民的愿望。烈士，壮怀激烈之士。对明王室既哀其衰败、嗟其失计，又望其恢复，忧愤却不消沉，交织着忧国忧民的沉郁心情。其《海上》诗数首备受后人称赏，将其与杜甫《秋兴八首》相提并论。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
■顾炎武诗学主张：认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经世致用为本，反对空谈心性，反对一切神怪无稽、佞谀之文）。 　
■诗作概况　　
顾炎武的诗歌创作正是实践他的主张，在民族斗争激烈的年代里托事感时，洋溢着崇高的民族气节，高昂的战斗热情。代表作有《京口即事》、《秋山》等。这些诗作于清兵南下之初，作品中表达诗人不屈的意志，揭露清兵的残暴罪行。在清初遗民诗人中成就最为突出。他存诗四百多首，收在《亭林诗文集》中。
顾炎武诗歌特点：一是围绕抒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的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绝少世俗应酬之作，即便是拟古、咏史、写景、唱和之作也是如此。他的严肃写作态度来源于他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文学见解。（这是他为文的原则，也是他写诗的原则。）
二是取材广阔。晚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清兵入关后残酷的屠杀和剥削、汉族人民的苦难和敌忾，都在他的诗中反映了出来，因此被人称作“一代诗史”。
其三是诗风雄浑悲壮，苍凉沉郁，如《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P211）诗歌语言却又简朴自然，兼有杜甫和陶潜的优长，并带有学者的气质。这个特点，也是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王夫之、归庄等所共有的。
教材上对顾炎武的诗歌成就评价甚高，认为其诗歌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地位。道光年间的学者、老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称刘基与顾炎武为明诗中首尾最突出的两家；道光年间的学者冯志沂认为顾炎武的诗歌成就为清朝第一(徐嘉《顾诗笺注序》)，而近代学者林昌彝则认为他是“前明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射鹰楼诗话》)，书上沈德潜的评价都指出了他在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还有另一种声音。顾炎武的在思想是和文学史上的成就学界有争议。顾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他的舆地学、音韵学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创获；他的重考据的研究方法，也开了清代的朴学风气。但如果把他作为“思想家”来看，他并没有提供历史上具有新价值的东西。在文学方面，由于顾氏本不屑为文人，也少有性情发露的创作。他的诗共存四百余首，大部分是五言诗。内容多记述明清之际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表现方面，喜用典故、语言简朴古雅，呈现出学者的本色。总体来说，顾炎武的诗文学成就不高，但有些作品表达了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其人生取向的情怀，也自有感人之处，
2、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以反对阉党著名，清兵入关，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
闲话黄宗羲：投笔从戎，只是为了恢复明朝大业  文人从军，古已有之，但是作为后世旷世大儒的黄宗羲，他从军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恢复明朝大业。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是：“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 在明末清初的遗民大儒中，黄宗羲可以说是唯一的有真正率军打仗经历的一个。就在各地抗清活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他毅然毁家纾难，迅速组织了一支抗清武装，名曰“世忠营”。他的军队纪容严整，士气高涨，所到之处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可惜他所效忠的朝廷并没有给他太多机会。
■诗作欣赏：“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尚未消”（《周公瑾砚》）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山居杂咏》）
■黄宗羲诗学主张和诗歌特点：1、强调诗写现实；2、注重学问，推崇宋诗，与吴之振等选辑《宋诗钞》，扩大宋诗影响，推动浙派形成。3、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
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崇祯举人，曾从永历桂王举兵抗清，南明灭后隐遁归山，埋首著述，博通经学、史学和文学，贡献卓著，学者称船山先生。侯外庐把他比做中国的费尔巴哈，对其思想和人格有一种特殊的敬重。有《薑斋诗文集》等。王船山反清复明的爱国思想，在晚清却由一生不遗余力维护清廷的腐朽统治的曾国藩在南京，太平天国所谓天京刊刻《船山遗书》而得以更大范围传播，世人对此大惑不解。希望借助这位乡前贤的神圣光环，表示未忘汉人身份，自己不着一言，既可以达到消除民众痛恨，又不致引起清廷怀疑猜忌的一箭双雕目的。从1982年至1996年，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了船山遗著——《船山全书》。   
■诗作欣赏：
——《绝句》：半岁青青半岁荒，高田草似下田黄。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夜霜。
▲咏小草。小草半年青绿半年荒芜，在高处和低处的田地里循环着，其生命力坚韧不拔，永远长存下去。第三四句写小草把生命埋藏在根里。为的是抵挡严冬的寒风、霜雪，保持生命，以待春天的到来，发芽，茁壮成长。全诗是以小草比喻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反抗野蛮的满清政府的斗争精神。
——《走笔赠刘生思肯》：“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
▲写于1675年，他是在“窹寐岂不思，力弱无能任”的无奈之下，1677年，船山先生作出最后选择，著述终其一生，船山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王夫之：为表忠心，誓死不剃“千茎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封建时期每一个汉人必须恪守的孝道。但清军人关后，却要强行推行薙发令，一时间人心惶惶，在孝道和性命面前，汉人不知何去何从。但王船山自十岁束发，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了四十八年，始终是“高绾玄鬓”，史传也说他是“完发以殁身”，可以说，王夫之是抵制清廷的薙发令最彻底的一个了。而且有意思的是他还留下了许多抗拒剃发的诗赋，“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已经六十七岁的他在让人画像时还要强调他头上的“千茎雪”，因为那是他作为明朝遗老的标志。在他的绝笔《船山记》中他以山之“顽石”自喻，单从他一生誓不剃发已经可以窥见一斑了。
■王夫之诗学主张和诗歌特点：1、他生于“屈子之乡”，受楚辞影响，步武《离骚》，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如《绝句》等，缠绵悱恻，喻意深远。2、表现“孤愤”是其诗突出的内容，如《补落花诗》等，含蓄蕴藉，深沉瑰奇。　　
4、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他在清初的抗清志士中年岁最小，在广州曾参加抗清作战，失败后不肯留辫子，削发为僧。中年还俗，奔走四方，试图复国。他在北游关中和山西时，与顾炎武订交。顾炎武在《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诗中称其“弱冠才名动九洲，纫兰餐菊旧风流”。屈大均虽然在清初遗民诗人中行辈较晚，但其地位与顾炎武、吴嘉纪相比肩，又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而以屈为三家之首。著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等。
■屈大均诗作欣赏：
——《悲幽操》：吴天嗟嗟兮，何今其盲！昼不见日兮，吾无以为光；夜不见月兮，吾无以为明。吴天嗟嗟兮，吾无日月之照临，将与鬼怪而争行。
    ▲“无日月之照临”，意味着国家的覆亡；“与鬼怪而争行”，指清朝的严酷统治。字里行间，饱含亡国的创痛与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表白了他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坚强信念。
——《读陈胜传》：闾左称雄日，渔阳谪戍人。王侯宁有种？竿木足亡秦。大义呼豪杰，先声仗鬼神。驱除功第一，汉将可谁伦？
■屈大均诗作特点
屈大均是一个多产的作家，现存诗歌六千多首。其诗歌特点：1、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离骚》，兼学李、杜，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发，在遗民诗人中乃至整个诗坛独树一帜。2、诗作大都抚时感世，缘世而发，或揭露清兵暴行，或诉说家国兴亡，或抒发仰慕忠节之情，尤其表现坚定的民族立场和抗清意志的诗歌，堪与顾炎武相比。3、“以气骨胜”，豪宕而多苍凉悲慨之音。
■与顾炎武比较
屈大均与顾炎武两人，都以“遗民”自居，气质却不一样。顾炎武大有纠正一代士风和文风的宏愿，其诗亦古雅持重，屈大均则以英雄之士自许，屈诗奔放热情，境界较为雄浑壮阔，语言也有特色。　　
5、盐民诗人——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江苏泰州人。出生盐民，少时多病，明末诸生，入清不仕，隐居泰州安丰盐场。苦吟度日，终以布衣终身。其诗法孟郊﹑贾岛，语言简朴通俗，内容多反映百姓贫苦，以“盐场今乐府”诗闻名于世，得到周亮工、王士禛赏识，著有《陋轩诗》，共收入诗歌1265首。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吴嘉纪诗笺校》本。他是清初遗民诗人中南方布衣诗人的代表。
■诗作欣赏：
——《李家娘》——记扬州十日。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鞘，红颜随走。西家女，东家妇，如花李家娘，亦落强梁手。手牵拽语，兜离笳吹。团团日低．归拥曼睩蛾眉。独有李家娘，不入穹庐栖。岂无利刃，断人肌肤，转嗔为悦，心念彼姝，彼姝孔多，容貌不如他。岂是贪生，夫子昨分散，未知存与亡。女伴何好，发泽衣香，甘言来劝李家娘。李家娘，肠崩摧，箠挞磨灭，珠玉成灰。愁思结衣带，千结百结解不开。李家娘，坐军中，夜深起望，不见故夫子，唯闻战马嘶悲风；又见邗沟月，清辉漾漾明心胸。令下止杀残人生，寨外人来，殊似舅声。云我故夫子，身没乱刀兵。恸仆厚地，哀号苍旻！夫既殁，妻复何求？脑髓与壁，心肺与雠。不嫌剖腹截头，俾观者觳觫似羊牛。若羊若牛何人？东家妇，西家女。来日撤营北去，驰驱辛苦。鸿鹄飞上天，毚兔不离土。乡园回忆李家娘，明驼背上泪如雨! ”
▲李家娘是一个普通民女，城破之后，因其貌美，为清军所掳。她英勇反抗，使清兵无计可得。七天后，她听到丈夫已为乱兵所杀，哀号恸绝，猛力撞壁，"颅碎脑出而死"。清兵归来，"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悼，咸称李家娘云。
诗人歌颂了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悲壮殉难的李家娘的高尚气节。清兵的暴虐残酷，令人发指。
——《海潮叹》：飓风激扬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本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堤边几人魂乍醒，只愁徵课促残生。敛钱堕泪送总催，代往运司陈此情。总催醉饱入官舍，身作难民泣阶下。述异告灾谁见怜，体肥反遭官长骂。
▲反映了风潮给沿海居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酷虐。
■吴嘉纪诗歌特点：多危苦之词。屈大均说：“东淘诗太苦，总作断肠声，不是子鹃鸟，谁能知此情？”（《读吴野人东淘集》）
1、揭露了清兵暴行，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如《李家娘》等。2、反映盐民之苦。如《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作者早年煮盐，体验很深。3、多为乐府体诗歌，较充分的反映清初的社会现实，体现唐代新乐府的传统。如《海潮叹》等。4、真情实感，不加雕饰，幽淡似陶，沉痛似杜，形成直朴古淡的苍劲风格。在清初具有独特的风格，被人称作是“野人之诗”(吴周祚《泰州吴野人诗序》)。
二、仕清诗人
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明末就有诗名、入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的诗成就较差，略过不提。他们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但诗歌的作风和对诗歌的看法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在清初，诗坛上有所谓“宗宋和尊唐”两派，钱谦益是“宗宋”派的鼻祖，吴伟业则是“尊唐”派的先导。
1、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人。他比吴伟业年资更早，官职更高，明末官至礼部侍郎。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到清攻陷南京时，就跪迎清兵，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忏悔自赎。康熙三年卒，享年八十三岁。编著甚丰，被奉为“文宗”和“虞山诗派”的代表人物。钱谦益的诗作于明代的收入《初学集》，入清之后的收入《有学集》；另外有《投笔集》是其晚年之作，内容多是抒发反清复明的心愿。《列朝诗集》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其中《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衰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开国群雄事略》等。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一生集快史、艳史、痛史于一体。
    ■钱谦益思想性格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曾经是东林党魁，清流领袖）却因为热中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旋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闲话钱谦益
背着“失节贰臣”的骂名过活。他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有着一般士大夫少有的入仕的热忱，甚至为此不择手段。结交阉党、出卖东林同仁，甚至献城投降，背上了“失节贰臣”的千古骂名；他仕清不过半年，但之后二十年的抗清活动终未能洗去身上的“污点”；此外，他又有出色的文才，是当时的诗坛领袖、著名学者。从仕明到变节仕清，再到反清复明，从诗坛领袖到“失节贰臣”再到反清斗士，钱谦益的身上有着太多的谜。
■诗作欣赏：
——《后秋兴十三》：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后秋兴：杜甫有《秋兴八首》，钱谦益用其题和韵，故名后秋兴。《后秋兴》共104首，被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称为“明清之际诗史”，此为第13首。康熙元年，南明桂王朱由榔被吴三桂所杀，明朝因此灭亡。此篇或为此而作。★“海角”二句：借宋亡写南明覆灭。意思是明朝已亡。海角，本指伸入海中的狭长陆地，后常以指偏僻之处。崖山，亦名崖门山，在广东新会县海中。此地即南宋末陆秀夫背着帝昺跳海处。一线斜，形容海角、崖山细长如线。★“更无”二句：意思是全国已被清人统治，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土地。《楚辞•渔父》中载屈原不愿以清白之身“蒙世俗之尘埃”，而“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龙涎，龙涎香，一种产于鲸鱼内的名贵香料。海槎，用来渡海的木筏。★“望断”二句：意思是明朝灭亡，清代统治天下。日月，二字合在一起即是“明”字。胡笳，一种少数民族乐器，代指清。★嫦娥：这里作者自指。★桂花：隐指桂王。
▲这是钱谦益《后秋兴十三》，写桂王朱由榔被杀消息传来后诗人的悲恸和失落，表达了身陷新朝而痛悼故国的复杂心绪。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钱诗既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词彩藻丽；既有唐诗的情趣，也有宋诗的理智，从而呈现出一种典丽宏深的格调。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之一)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
▲钱谦益晚年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以“次韵”杜甫《秋兴八首》的形式纪事抒情，创作了一系列七律组诗。共十三组，计108首，编为《投笔集》。取班超投笔从戎意，寓意颇深。此诗借典故、隐喻、自然意象言事抒怀，写郑成功水师入长江反攻南京、败退入海，及南明永历政权覆灭诸事发生时其哀乐心态及稳秘行迹，典丽蕴藉，歌哭情深。此为第一叠之第一首，题下自注：“己亥七月初一日作。”己亥为顺治十六年。是时，郑成功、张煌言率水师攻入长江，破瓜州、镇江，围南京，东南大震。钱氏喜赋此诗。
▲八公草木：《晋书•苻坚载记》：前秦苻坚在淝水战败，登寿春城望晋军，阵容整齐，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有惧色。森森：威严可畏貌。此谓郑成功水军令清军惊畏。★“楼船”句：形容水军气势强大。楼船，高大的战船。荡日，震动天中之日。★“石马”句：唐太宗昭陵有浮雕石马六匹。相传，安史之乱中，唐军败于潼关，人见有一彪黄旗军与叛军战，俄不知所在。后守陵人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参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谓反攻水军犹有神助。九域，犹九州，全国。阴，谓肃杀之气密布。★“扫穴”二句：拟想一举收复南京，进而消灭清兵于塞外。扫穴，扫除敌方巢穴。还地肺，意即恢复南京之形胜、气象。地肺，大地之灵秀处。紫塞，北方边塞。★“长干”二句：拟想南京收复后，民众欢庆。长干，南京里巷名，有大长干、小长干，屡为诗人咏及，指代南京。平辽曲，清王朝兴起于辽东，故拟此曲名。捣砧，捣衣石。古人咏捣衣多为表达闺妇思念远征丈夫之意。息捣砧，喻闺妇无思征夫之怨。★此诗展现神州光复、四海升平的胜利前景。壮浪雄放，激清喷涌，兴会淋漓，感人肺腑。  
■诗歌主要内容：1、前期诗歌主要表达了钱谦益对东北边关兵患的关切，对宦官专权和奸臣当道的痛恨，对忠臣烈士及抗击敌人的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及作者自身的理想抱负与现实冲突矛盾的感叹与无奈等。《牧斋初学集》。2、入清以后的诗文结集，主要是抒发了其对故国深沉的哀思，对自己失节投降清廷的悔恨以及对清王朝残暴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牧斋有学集》。3、《投笔集》是钱最成功的文学创作，它与钱的政治生活联系也最为紧密。如果说《牧斋有学集》里较多的还是那些国破家亡的感伤和失节的悔恨之音，那么，《牧斋投笔集》则是一曲嘹亮的催人奋进的爱国主义之歌。如第一叠《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之一）。
■《后秋兴》艺术特色：宏伟（规模庞大）、沉郁、典丽（典雅华丽，使事用典，富于藻丽）。杜甫有《秋兴八首》，乃其七律组诗登峰造极之精品也,浑然为一整体,而钱牧斋用其题和韵，故名后秋兴。步韵凡十三叠,盖古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且规模之庞大,韵律之严密,亦叹为观止焉!再加上四首自题诗,凡108首。被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称为“明清之际诗史”。
■诗作成就与特点
1、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
2、语言技巧颇高，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清诗开山宗匠
1、致力于清诗学建设。大要两端。一为破，嗤点前贤，对七子、公安等复古派和反复古派（视公安派、唐宋派为反复古派）进行尖锐的批判，实际对这两家（复古派和反复古派）均不赞同，振衰起弊，挽救明诗颓势，给清诗发展开辟道路，成效卓越，功绩不可磨灭。一为立，对复古派和反复古派各有所取，（钱氏的立场实是向后退，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经史之“学问”的疏隔。当然，他对某些一般问题的看法也不错，如认为唐、宋、元诗均有可取，不应偏狭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关键是“学问”所在，“性情”自然收敛。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钱氏为起点，明清诗的变化，亦以钱氏为一大转折）。特别是建立起“诗有本”的真情论，（所谓"本"是指诗以感情为主，并辅以学问），强调时代、遭遇和学问的重要性，以达到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举。（正本清源，重申言志抒情，主张真人真诗）。同时，主张转益多师，兼采唐宋（主要是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广收博取，推陈出新，对补救明七子模拟之习与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原书有错。出自《离骚》原句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2、诗歌创作显示出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所作诗歌叙事抒情，各体兼擅，尤工近体。其诗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奇，故能笼罩百家，肇开风气。其在明末清初领袖文坛达五十年之久。3、地位。领袖两朝，承上启下。吴伟业云：“牧斋于诗也，可以百世”，是其诗歌杰出成就的由衷评价。黄宗羲云：“四海宗盟五十年”。4、影响。钱谦益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冯班和王士禛，王又成为后来的诗坛盟主。开浙派宗宗一路的黄宗羲，非门人而承传其学者，钱谦益对浙派诗人潜移默化，通过黄宗羲间接贯注其中。由他携而起的“南施北宋”，闻名于康熙年间。受他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在当时影响很大。编著《吾炙集》，撰写集序题辞，积极奖掖表扬，使他的影响在清初的百十年间，深入到文坛各个方面。
2、吴伟业。清初有影响的诗人，史推“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而真正有资格与“才名满天下”（钱泳《履园丛话》）的诗坛领袖钱谦益并列的，只有吴伟业。钱氏尊宋，吴氏学唐，此后清代的各种诗派，大抵不出这二人的门户，足见二人对清代诗歌影响之深远。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为仕途之上曾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明亡后曾与侯方域相约终隐（见《怀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顺治十年由于名气大，清强迫他作官，他在逼迫下来北京，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后找借口辞官归家。但他终属气骨不坚，留下失节的污点。有《梅村家藏稿》。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梅村诗集笺注》。为娄东诗派[与虞山相邻的江苏太仓（亦称娄东）]，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和钱谦益不一样的是，吴伟业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后也不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但为了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后，则感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又十分痛苦。吴氏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也许是他企图摆脱社会所加的政治身份的最后挣扎吧。
■闲话吴伟业：无奈仕清是其生命永远的悔。在接到清廷一次次的征召后，他的家人坐不住了，他们劝吴伟业说：“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你不能为了自己所谓的清名而不顾全家老小的死活啊!抗旨不遵可是灭九族的大祸呀!”面对着全家人的哀求，吴伟业的内心开始松动了，而后来，他在无奈之下做的那个选择让自己在悔恨中度过了后半生。
■吴梅村诗歌的主要内容：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是其吟咏的主要内容。前类诗歌约有四种：一种以宫廷为中心，如《永和宫词》等。第二种以明清战争和农民起义斗争为中心，如《圆圆曲》等。第三种以歌伎艺人为中心，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第四种以平民百姓为中心，类似杜甫的“三吏”、“三别”，如《捉船行》等。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另一主题。这以清顺治十年出仕为标志，在灵与肉、道德操守与生命保存之间，吴伟业选择苟全性命，堕入失节辱志的痛苦深渊，让自赎灵魂的悲歌沉挚缠绵，哀伤欲绝。如《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临死仍不忘反省（《临终诗四首》其一）：“忍死偷生廿载馀，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众多牵涉明清易代之际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一点加以抒发，显得感人。
■诗作成就
吴伟业早期的诗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吴伟业写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而尤以七言歌行体的长篇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就，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临淮老妓行》、《永和宫词》、《松山哀》等。
梅村体：指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其歌行体诗歌以唐诗为宗，在叙事方面受到白居易新乐府的影响，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开出新境界，形成独具个性的“梅村体”。《圆圆曲》为“梅村体”代表作。梅村体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近代龚自珍、柳亚子、谭嗣同诗都受其影响。
▲歌行：古代诗歌的一体。属乐府诗一类。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与张虚若的《春江花月夜》的出现，可说是这种体裁正式形成的标志。  明代文学家徐师曾在《诗体明辨》中对“歌”、“行”及“歌行”作了如下解释：“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行”是乐曲的意思，“歌行”的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代表作：以“歌”命名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以“行”命名的：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甫的《兵车行》等；以“歌行”命名的：高适的《燕歌行》。
代表作《圆圆曲》
作为一个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史实，而且更多的是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著名的《圆圆曲》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名妓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她先是被皇戚田畹买来送给崇祯皇帝解闷，因皇帝没有兴趣，仍归田家；后被吴三桂看中，田畹又把她送给吴为妾；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大将刘宗敏将她占为己有；吴三桂因此怒不可遏，引清兵夹击李自成，重新把她夺回。而明朝、清人和李自成三方的对峙形势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陈圆圆似乎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然而她实际却是被不幸的命运所播弄，完全无法自主。《圆圆曲》主要是作为一首爱情诗来写的，诗中对于吴三桂措辞隐约闪烁，似乎带有婉曲的嘲讽批判，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写他“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些诗句写出了吴三桂的悲剧性处境：他不能忍受所爱之人被人强占的耻辱，作出了与李自成为敌的决定，而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的毁灭。在这首诗中，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吴三桂作全面的评价，但他确实指出，人处在历史造成的困境中时，无法做出两全的选择，他不能不承担悲剧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诗人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正因此，这首《圆圆曲》写得烟水迷离，百感交加，极富于艺术魅力。
类似《圆圆曲》这样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的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清兵入关以及亡国之惨痛、屈节仕清之幽愤，写得如泣如诉，极富形象性。由于吴伟业的诗歌是当时社会现象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有人称其诗为“一代诗史”。他最大的贡献是七言歌行，代表作就是《圆圆曲》。
《圆圆曲》的艺术特色：1、以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为线索，穿插了陈圆圆的一生主要经历，以及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感慨叹息，显得摇曳多姿。2、规模宏大，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3、心理刻画细腻，抒发感情委婉，诗歌富于表现力。4、注重转韵，每一转韵即进入新的层次。5、叙事中穿插议论，批判力量蓄积于华丽辞藻中。《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这一概括相当准确。七言歌行体《圆圆曲》，足以奠定吴梅村在唐代以后杰出的大家地位。
三、国朝诗人
我们把生活于清朝入关后的诗人称为“国朝诗人”。康熙诗坛主要有“南朱北王”、“南施北宋”，四人可以说是统领诗坛的大家。另有赵执信、查慎行。施、宋、赵执信三人在清初均属“宗唐派”，查慎行属“宗宋派”。此六人合称为“清初六家”。
影响最大的是王士禛——康熙朝诗坛祭酒。“钱王代兴”。王是以达官兼文人的身份，继钱谦益、吴伟业之后，成为清初后期的诗坛领袖。近代著名学者谭献在《复堂日记》中甚至称之为“清代第一诗人”，可见其影响之大。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位于淄博市）人。明亡时，他年仅十岁，没有太多的历史宿帐和感情包袱，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又必须把个人的前途和新王朝联系在一起，这是了解他的诗歌创作的前提。顺治十五年（1658），王士禛中进士，后升迁至刑部尚书的高位。有《带经堂集》。后人所辑《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论诗主张。另有《渔洋精华录》、《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渔洋诗话》等。
■思想个性与创作
王士禛的个性属于非常敏感的类型，只是作为一个接受了现实处境的诗人，他的敏感无法用尖锐的语言表达出来。
■诗作欣赏：
——《秋柳四首》（其一）：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24岁的王渔洋在济南参加一次名士聚会时所作，此诗一出，迅速传唱大江南北，和者甚众，这表明它打动了许多文人的内心。这并非偶然。明清鼎革之后不久，易代改朝的兴亡之感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上。经历过那场社会大动乱的王士禛也不例外，更何况其王氏家族中罹难者多达30余人。一夜成名，也将他推到了诗坛的中心。诗咏济南大明湖畔的秋日衰柳，但一开始就牵连到“白下”即南京。南京不仅作为六朝故都而成为唐以后诗人们咏叹兴亡的传统对象，对于清初文人来说，它又是明王朝始建和覆灭（南明弘光朝的灭亡通常被视为明亡的标志）这两个特殊时期的首都，是旧日风华繁盛之地。《黄骢曲》，唐太宗平窦建德时所制，以唐宗方明祖，而慨叹于子孙之昏庸，以至亡国也。“乌夜村”，在海盐南三里，晋穆帝何后所居。明既无贤君，且无贤后矣。“临风三弄”，哀守关之无人也。“玉关哀怨”，指关隘失守。诗中撷取两类意象，一是自然意象，即秋柳摇落之悲；一是人事意象，即兴废盛衰之感。在这首诗中，写出由“秋柳”所联想到的美的东西的消逝，和由此引起的深沉的幻灭感。但这种幻灭感，通过“陌上黄骢曲”、“江南乌夜村”之类典故的衬托，被处理成过去式的或谓历史的悲哀。而美丽的语汇和意象，流动的富于音乐感的节奏，又减少了这种幻灭感对人心的刺激，使之转化为优美的忧伤。
——秦淮杂诗十四首（其一）：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意思是：近年来使人断肠的是秣陵舟，它使我梦绕秦淮水上楼。十天的雨丝风片，使浓春烟景也好似残秋。
烟雨迷蒙，乃是江南春色的一大特征，原本给人以特殊美感的浓浓春景，此刻在诗人眼里却如“残秋”一般让人凄冷。强烈的反差，愈加映衬出诗人在秦淮河畔情绪的低落凄哀，使得整首小诗韵致浓郁，愁肠千回。诗人在秦淮河畔为什么会有这般心境？如果联系到整组诗中时见咏怀明代遗迹之语，诸如咏徐达宅第是“朱门草没大功坊”；咏南明皇家旧苑是“旧苑至今零蔓草，枉将遗事吊隋陈”；至莫愁湖更有“年来愁与春潮满，不信湖名尚莫愁”，均明显流露出对朝代更替、物换星移的感叹和对前朝消亡的悲哀。如果再联系到诗人的生活阅历，是可以揣测本诗是伤悼明亡之意的。王士禛在明代度过童年，他的祖父、父亲作为明遗民都入清不仕，隐居乡里。王士禛他来到南明故都金陵，览旧朝之风物，感念秦淮水上楼昔日之繁华，萌生今不如昔的吊古怀旧之情亦属自然。虽然仅就本诗而言尚不凿实这一点，但诗中所透出的伤感情绪，置之于清初明亡不久，明遗民甚众之际，它是极易勾起人们与吊明有关的联想和共鸣的。不着意将底蕴端出，而留给读者以丰富的遐想，恰可视为诗人的成功之处。王士禛倡导的诗歌“神韵”说，主张诗要含蓄蕴藉，推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让人颇有所感却又难以指实本诗，乃是其实践自己诗论的力作之一。
——《真州绝句》其四：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今江苏仪征）
▲最能体现王士禛“神韵说”理论，并且写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绝句。而这些七言绝句大多数是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的。其中一些作品写的飘逸、清新、精巧玲珑、古淡自然、清新蕴藉。诗中有画，不失为好诗。但内容现实性不强，大多是抒写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感受。总的说来，诗作境界淡远，意味含蓄，是其诗歌创作最突出的特点。
■神韵说的创立与特征
康熙初王士禛任官扬州时，曾编选唐人律绝为《神韵集》（已佚），为其标举“神韵说”之始。晚年他又编选了《唐贤三昧集》，再次表述了这一主张，其序文云：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miǎo春末)，归自京师，居于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从上引序文来看，“神韵说”主要要求诗歌：应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富于言外之味。在其它地方，王士禛还多次提出诗歌应有清亮的音节，这也是构成“神韵”所不可少的因素。
神韵说：清初王士禛所倡导的诗论。以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和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诗的最高境界，推崇王维、孟浩然清幽淡远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作（而贬低李、杜那些直接反映现实和具有浪漫热情的诗歌），要求诗歌含蓄蕴藉，言尽而意不尽，反对直露，反对在诗中发议论。神韵说的出现，适应了清初统治者粉饰现实的需要，是清初诗风从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转变的标志。王士禛倡导“神韵说”的诗歌理论，影响清初及清中叶诗坛达百年之久。神韵诗派成员有吴雯、洪昇、宗元鼎等。
神韵说的局限性：没有真性情，缺乏真正现实生活的感受，缺乏充实的思想内容，是王士禛诗作的主要缺点，也是“神韵说”诗歌理论的主要弱点。
应当说，王士禛的“神韵说”作为创作的一种风格、境界或一种审美追求，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他过于强调诗歌的唯一的崇高的境界，认为只有这样的诗歌才是“逸品”（超凡脱俗），让人们都去追求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而排斥那些明显具有倾向性，反映现实的作品，就势必带有局限性。他把诗歌引向形式主义。清代诗到王士禛，就丧失了顾炎武等人诗的现实性、战斗性。也就是说，王士禛诗歌的突出缺点是，过分追求典雅和神韵，以致丧失了诗的真情实感，忽略了内容的充实。关于这一弱点，袁枚的话最尖刻，也最能切中要害。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书》中说：“阮亭一味修饰容貌，所谓假诗是也。惟其假，故不喜杜、白两家之真。”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又说：“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没有真性情，缺乏真正现实生活的感受，缺乏充实的思想内容，是王士禛诗作的主要缺点，也是“神韵说”诗歌理论的主要弱点。
和王士禛同时驰名诗坛的，是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曾长期游幕四方，50岁时方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后归乡潜心著述。有诗词文集《曝书亭集》，并编有《明诗综》。同时他也是著名的词家，为浙西词派的开创者，有《曝书亭词》，并编有《词综》；还是博通经史的学者，著有《经义考》等。他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文人。
■朱彝尊论诗，早期宗唐黜宋，对于陆游批评尤为尖锐，谓其诗“句法稠叠”、“令人生憎”（《书剑南集后》），晚年则由唐入宋，反映了清初诗坛演变的趋势，带有典型的过渡意义。这是因为他50岁前为遗民身份，用笔雄健，郁怒激烈。入仕清廷后，格调平和，追求醇雅。总体上说，他的诗有学者气，重才藻，求典雅，缺乏初盛唐诗歌激荡奔放的气概。清人对朱彝尊的诗评价很高，这和清人重学问的风气有关。实际就诗的形象性和情味的感人而言，他并不能与王士禛相比。
■在清初诗坛上，被王士禛称为“南施北宋”（见《池北偶谈》）的施闰章和宋琬，也是有影响的诗人。
南施北宋：清初安徽宣城施闰章与山东莱阳宋琬，并有诗名，故称。二人诗歌，总体上委婉中正，怨而不怒，较多文人高雅的格调和诗教的品质，反映出与遗民诗人的区别。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进士，官至侍读。有《学余堂文集》、《学余堂诗集》。施氏诗较为平实，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瓯北诗话》），但有些作品，在反映民间苦难方面，是较有特色的，如《上留田行》：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衣，犹衔怀中乳。一个短小的镜头，集中表现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语言简朴而有震撼力。
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因被族人诬告谋逆，下狱。晚年又任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全集》。他因个人的遭遇，于世事人心常怀惊悸之感，诗亦多写愁苦之情，从侧面反映了在清初高压政治下一部分文人的心态。如《初秋即事》：病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孤灯寂寂阶虫寝，秋风秋雨总不知。
    ▲闲话宋琬、施闰章
论宋琬的才气，实在胜过施闰章，但他的遭遇很惨，备受诬陷，沦为罪犯，较之闰章一生很少受到打击，官位虽不高，俸禄无忧，精神正常，二人一比，真所谓有幸有不幸。但明清易代的巨变在他们心中还是留下了阴影。如宋琬《赵弦斋中宴集限郎字》，写“南国山川悲庾信，大江烟雨忆周郎”，“莫向尊前增感慨，汉京闻已讳长杨”，便隐约透露出故国之思。
当王士禛领导诗坛，“神韵说”风靡一时的时候，在创作上与之相异、在理论上与之相诘难的是查慎行和赵执信。
■清诗中重学问而抑制激情的风气，不可避免导致向宋诗的回复，而公开举起崇尚宋诗旗号的诗人，是查慎行。
查慎行（1650—1727）字悔余，初名嗣琏，字夏重，号他山，晚年居于初白庵，所以又称查初白。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敬业堂集》。康熙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久去世。查慎行受学于黄宗羲，宗宋诗，诗学苏轼和陆游，对苏轼尤有研究，尝注苏诗《苏诗补注》。是浙派承前启后的大家，在清初学宋诗人中他的成就最高。自朱彝尊去世后，为东南诗坛领袖。著有《他山诗钞》。同时属于宋诗派的诗人，尚有河南商丘人、被康熙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宋荦等。
▲海宁查氏是江南望族，历代科甲鼎盛，仅康熙朝，即“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成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康熙赞语）。虽也曾卷入清初庄廷鑨的明史案和雍正四年的江西试题案，遭受巨大打击，但查氏家庭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仍然后继有人，名人辈出，直至今日，查良镛（金庸）、查良铮（穆旦）等，仍享誉海内外，
    另一个对王士禛表示反对的诗人，是王士禛的甥婿赵执信。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淄博）人。康熙进士，官至右赞善。因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被革职。以致后来漂泊江湖，落魄不偶。时人有“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叹。有《饴山堂集》、《谈龙录》。
赵执信诗学主张：其诗论著作《谈龙录》中对王士禛诗论和诗作提出的批评，要点有三：一是“神韵说”过于玄虚缥缈；二是王氏只取一格，眼界太狭；三是王氏“诗中无人”。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赵与王的分歧，关乎两人个性和遭遇的不同。赵执信为人负气自傲，有狂士之名。罢官后漂泊四方，心境更是慷慨不平，他无法把自己的性情隐没在淡远悠渺的“神韵”中。主张诗中要有人在，诗外要有事在，不能单纯只讲意境。他的诗作也较注意反映现实，有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诗。像《氓入城行》就描叙县令带着爪牙下乡搜掠，而老百姓在忍无可忍时“一呼万应齐挥拳”的造反行动。这在当时是极难能可贵的。   
▲王士禛主张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朦胧诗，而赵则主张“诗言志”，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谈龙录》与翁方纲著的《石洲诗话》被列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他和王士禛诗歌说：“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想劖刻为主。”（chán峭拔）正确指出了他的诗歌与王士禛不同的风格。
▲清诗有四变。第一变：钱谦益诗坛盟主，王渔洋继而倡之，清初诗坛炽盛一时宋诗风气。第二变：康熙十八年，王渔洋神韵诗风成为诗坛主潮。第三变：乾隆时期，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第四变：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起，给诗歌注入现实内容，使诗歌愈益贴近社会变革，从内容到形式完成清诗最后一变。
第二节  清初的词
■词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时期：唐五代——形成时期；两宋——兴盛时期；元明——衰落时期；清代——中兴时期。
■词的中兴
首先，它拥有数量极为可观的词作家和词作。清初蒋景祁选编《瑶华集》，仅收清初顺治、康熙两朝的词，已得507家，2467首。而近现代人叶恭绰辑《全清词钞》则收得清人词集近五千种，存3196家，选词8260多首。其数量较之《全宋词》多出两倍多。
其次是，它在词学理论上也获得了大丰收。朱氏《词综》、毛奇龄《西河词话》、彭孙遹《金粟词话》、万树编的《词律》、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介存斋词话》、谭献的《复堂词话》等，都是词学上可观的理论著作。
另外，清代在词作的整理和编印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晚清王鹏运所辑《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辑《疆村丛书》、江标辑《宋元名家词》、吴昌绶、陶湘所辑《双照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等，大都校勘精审，称为善本，为后代所推重。
■清代词的中兴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
清代文人属内敛型文人，散曲不再适应其抒情要求，词这种能够含蓄抒情、又有一定法度的形式则适合他们。
在传统习惯上，词相比于诗而言，较为轻松自由，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词与散曲相比，又要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浅俗、活泼为胜，接近于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是明显的。这也造成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可以说，清词“中兴”，和起初宋词的兴起，具有很相似的背景。
▲明末清初云间词派→清初阳羡词派、浙西词派；“清词三大家”；“京华三绝”→清中叶常州词派
■云间词派。明末清初词学流派，以陈子龙为首，以南唐、北宋为法，重视探索词的创作规律，摒绝浮华，清丽自然，以凄婉之神抒亡国之痛，产生很大影响。同时的王夫之、钱谦益等人的作品，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而兴亡之感、悲抑之情，或雄深苍凉，或慊恻凄怆，在词坛上对明末的陈腐浅露词风给以强劲的冲击，奏响了清代词学中兴的序曲。
■“清词三大家”——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被称为“清词三大家”。清初词坛上，势力最盛、影响最大、真正廓清了明代词坛上遗习而树立了清代词坛风气的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和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另外还有独树一帜的著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清词的兴起，与陈、朱二人的提倡关系最大，但要论才情卓异，令人无从追随，却要属纳兰这位满族公子，这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一、清初词坛第一人——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他出身名门，其父陈贞慧为复社重要人物（复社四公子），以气节著称。他少负才名，个性豪迈，明末为诸生，入清后，年轻时不愿仕进，有民族意识；后来又屡仕不第。所以长期失意郁闷，云游南北各地。直至死前三年经由博学鸿词科进翰林院。作品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
■词作欣赏
——《贺新郎•甲辰广陵中秋小饮孙豹人溉堂归歌示阮亭》：把洒狂歌起。正天上、琉璃万顷，月华如水。下有长江流不尽，多少残山剩垒！谁说道、英雄竟死！一听秦筝人已醉，恨月明、恰照吾衰矣。城楼点，打不止。  当年此夜吴趋里，有无数、红牙金缕，明眸皓齿。笑作镇西鸲鹆舞，眼底何知程李。讵今日、一寒至此。明月无情蝉鬓去，且五湖归伴鱼竿耳。知我者，阮亭子。
▲感慨南明政权的腐败，寄寓故国之思，抒发英雄失志之悲愤，辞气慷慨。
——《醉落魄•咏鹰》：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作者将自己喻为睥睨pì nì一切的雄鹰，却难以奋飞搏击人间“狐兔”，苦闷感慨，词气激烈。以豪情抒发悲愤，是陈词的风格特征。
■词作特点
1、学识渊博，才情卓越。中年后大量填词。晚年更是乐此不疲，常一韵填十多阙。他使用过的词调，计460种，创作的词多达1800首，居古今词人之冠。堪称词坛巨匠。2、尊词体，以词并肩“经”、“史”，以“词”反映国事，题材广泛，无所不入，无愧“词史”之称。对词的发展有重要意义。3、词学苏、辛，使豪放词大放异彩。虽无苏词的洒脱旷达，却比辛词抑郁悲哀。以豪情抒发悲愤，是陈词的风格特征。4、风格多样，豪放、婉约之作兼具。
■阳羡词派：清初词坛流派之一。阳羡词宗陈维崧，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所以称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为“阳羡派”。陈维崧学识渊博，才情纵横，使用过的词调400余种，词作1600余首，均为古今之最。其词师法苏、辛，豪放苍凉。当时以他为代表的词家，称为“阳羡派”。万树、蒋景祁等都属此派。
二、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词坛，与陈维崧并称“朱陈”。明大学士朱国祚之曾孙。长于经义研考，诗与王士祯并称“南朱北王”。但他词作方面更有名，是浙西词派创始人。康熙十八年，入“博学鸿词”。23年后，因故罢官，告归乡里，在嘉兴苦心营造了一座藏书达八万卷的藏书楼——曝书亭。因此，他将自己的诗词文辑本命名为《曝书亭集》，之中收录他一生中最著名的四本词集——《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
说起《静志居琴趣》，不得不提到朱彝尊的一段情事。朱彝尊少家贫，小时候曾在冯家读私塾，17岁时做了冯家的上门女婿，娶长女冯福贞。连下聘金的钱都没有，可想而知，他在冯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心情异常压抑。这时候，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闯入了他的视线。她就是朱彝尊的妻妹冯寿常。冯寿常，字静志。二人感情深厚。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静志居诗话》二集得名的来由，当与此有关。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多为冯寿常而发。　
    ——《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此词为朱彝尊举家渡江时所作。词人看着就在眼前钟情的女子，千言万语却无法道出。可是，无论感情多么坚固，都抵不过两个字——现实。该词透露出作者因那份无望的爱情，无边的凄凉，无涯的哀伤，那种酸楚的心境，这首爱情词被后世推为“国朝之冠”。
    ——《忆少年》：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  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
▲朱彝尊还有一篇非常著名的作品，叫做《风怀二百韵》，这是一首押了二百韵的长诗，都是写他跟冯寿常的故事。我们知道，古人写爱情的诗词很多，但像《风怀二百韵》这样整整200韵，像《静志居琴趣》这样整整一卷词，只写一个女子，只写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这种情况是非常之少的。由此可见，朱彝尊对冯寿常的爱恋是那种渗透到精神里边的高雅的志同道合之爱。但他们的爱情，在常人看来，是有违世俗、有伤风化的。所以，当他晚年编纂《曝书亭集》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劝告他说，以你的学问成就，如果把这首浪漫的“风怀诗”删去，说不定将来你会在孔庙里有一个牌位荣享春秋祭祀。最终朱彝尊为了留下爱情生活的珍贵纪念，甘愿冒礼教世俗的谴责。最终他说：“宁拼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即宁可死后没资格入祀孔庙两庑，也决不删此诗。
  ■浙西词派的兴起
朱彝尊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云：“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朱彝尊为体现其词论主张，还遍选了唐宋金元词五百多家为《词综》。其势力笼罩了康、雍、乾三朝百余年的词坛，几乎形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局面。
■浙西词派：此派分前后两期。前期领袖是朱彝尊，宗法南宋姜夔、张炎，标举“清空”风格与“醇雅”宗旨，其词适应了统治者歌颂升平和文人学子安于逸乐的心态，绵亘康、雍、乾三朝。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后期的领袖是厉鹗。厉鹗时，正值雍乾时期，文字狱繁兴，故厉鹗词中，已听不到朱彝尊词中的时代呼声，出现了大量的写景咏物之作，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后来继厉鹗而起，执浙派词坛牛耳的是吴锡麟，活动年代在乾嘉时期。
■朱彝尊词的艺术成就
朱彝尊词以南宋的姜夔、张炎为宗，多在字句声律上用工夫，句琢字练，清醇高雅。
■朱彝尊与陈维崧词的区别
陈豪壮苍凉，朱委婉深挚；陈写作过多过速，甚至有“一日得数十首”， 作品难免有粗率之嫌，朱精工丽句。
3、独成一家的词人——纳兰性德（1654—1685），字容若。传说中他有着“绝世的才情、尊贵的门庭、濯濯的风采、高洁的品行”的浊世佳公子。出生于满族贵族家庭，其父为康熙朝著名权臣纳兰明珠。22岁中进士，任康熙的一等侍卫，曾多次随康熙外出巡游。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纳兰性德17岁时娶妻卢氏。夫妻恩爱。卢氏于婚后3年因难产去世。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关氏，并有侧室颜氏。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暮春，纳兰性德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溘然长逝，年仅31岁。他自幼敏悟，读书过目不忘，与陈维崧、朱彝尊等当世名士相交往，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还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归还，为世所称道，而落拓之士得其力者甚多。不幸31岁早逝。著有《饮水词》留有100多首词。汉化程度很高的标志。
■闲话纳兰容若
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的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到难言的压抑。他完全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像李煜一样性情之真、感悟之深，全无模拟，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有“满洲第一词人”之誉。况周颐《惠风词话》推崇其为“国初第一词人”。王国维说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评价很高。可以说，他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带来了新的生气，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的词反映的生活范围较狭小而加以轻视。
■词作欣赏
——《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翌年三月，玄烨出山海关至盛京告祭祖陵，纳兰性德扈从。本篇即作于此时。这是一首描写边塞军旅途中思乡寄情的佳作，词中写到戍边打仗的南方将士，在北方的风声雪声里因思念家乡，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凄惋的乡情、边塞的风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纳兰性德推崇南唐李煜，词风清丽自然，缠绵悱恻。此词既有韵律优美、民歌风味浓郁的一面，如出水芙蓉朴实明净；又有含蓄深沉、感情丰富的一面，其词风缠绵而不颓废，清丽自然之中又不乏边塞之雄奇风情的描写，词人以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和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将草原游牧文化的审美观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审美观相融合，集豪放婉约与一体，升华了羁旅怀乡的主题，凝炼出中华词坛上一颗风骨神韵俱佳的灿烂明珠，深受后人喜爱。
——《木兰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假若人生之相爱永远如初见之时，那便不会有婕妤怨秋扇的旧事。（本来两情相悦，恨不能朝朝暮暮，然而如若知道迟早分离，倒不如保持“初见”时那种若即若离的美好）。明明是薄情郎自己轻易变心，却总埋怨是对方容易移情。唐明皇与杨玉环起过生死不相离的誓言，最终作决绝之别也不生怨。现在我身边的薄幸锦衣郎，早忘旧时许下的比翼连枝愿。此词以一失恋女子的口吻谴责负心的锦衣郎。词写的婉约低回，入微有致。
——《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悼亡词，写的十分感人。一月之中，天上的月亮只有一夜是圆满的，其他的夜晚就都是有亏缺的。假如爱情能象月亮那样皎洁园满，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愿意。无奈尘缘那样容易决绝，燕子在帘间呢喃，反衬人去楼空，未亡人的孤寂。总是哀悼过了亡灵，但是满怀愁情仍不能消解。花丛中的蝴蝶可以成双成对，人却生死分离，不能团聚，故愿自己死后同亡妻一起化作双飞双宿的蝴蝶。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写的就是他，大概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真挚自然，哀婉凄清，善用白描，不事雕琢，这类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
■纳兰词作特点
内容题材：1、爱情词；2、悼亡词。因为看到政治险恶，文人屡遭迫害，其词极少接触现实问题，大多抒写个人的生活遭际和离情别绪。
纳兰词学创作主张和艺术特色：1、推崇南唐李煜，出语天然，兼收李清照、秦观特色。2、论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3、真挚自然，婉丽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
■京华三绝
康熙年间，有三位词人的诗词轰动京师，他们是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其共同特点是行文真挚自然，婉丽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运笔如行云流水，抒情似水银泄地。时人称“京华三绝”。
其中顾贞观为救因科场案发配宁古塔的吴兆骞写的两首以词代书的《金缕曲》，情深语直，传诵一时。被认为是“可以泣鬼神”的“千秋绝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据说纳兰性德就是在读过这两首词后，决意救回吴兆骞，成为一时佳话。
第三节   清初的文
在晚明的传统文学类型中，散文因为能脱离道统的立场而作富于个性的自由抒发，又不太受形式的拘束，其成就较诗为显著。入清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文化的再次强化，散文中固有的“载道”传统又重新抬头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由衰转盛的表现。但从文学的个性表现和自由抒发的价值上看，这正是严重的衰退。
不过这种衰退也不是简单的和直线式的。首先，晚明小品的传统仍有延续，只是创作不像前一时期那么集中，思想尖锐的文字也更为少见，大抵转向一种闲逸的情调。这是对尖锐的现实矛盾的逃脱，也是与统治思想、统治力量的疏隔。
清代散文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所收清人文集共4575种。从质量上看，虽然它不能同唐宋相比，但也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从时间上看，清初散文的演变主要是正统文学观念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扭转晚明鲜活的文风，同时骈文则在酝酿中兴，清代中期是作为正统文学的桐城派的崛起并统治文坛，同时骈文也出现中兴，并形成和桐城派散文分庭抗礼的局面。
晚明散文，以直抒性灵的小品为主，虽有佳篇，但格局狭小。清初文人，不走明文的路子是一致的，但按其散文特点分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两派。
一、学人之文的代表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初三老）
以遗民自居的文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则努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顾、王二氏的文章，如顾的《郡县论》、《生员论》，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多属单纯的政论和学术论文，三人中，黄宗羲的散文影响更大，他是清文写作中“浙东派”的开创人，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及学术史性质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他主要是一位学者，但并不排斥具有文学性的散文。他自己的文章大多比较平实，但也有些是讲究文采，富于感情的。《明夷待访录》是其一部重要的政论文集，包括21篇政论文，表达了地主阶级激进改革派的主张，闪耀着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代表文章《原君》（推论为君之道），攻击君主多以天下为私，词调显得严厉而激越。人物传记中，《柳敬亭传》虽有讥刺意味，但对这位市井人物并不过分苛责，颇有生动之笔。
学人之文的特点：一是经世致用。作为思想家，写作了大量的论说文，其议论大多针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况而发，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相当强的现实意义。作为抗清志士，又写了许多歌颂抗清志士的传记性记叙文，极力褒扬民族气节。他们作文不事模拟，不求藻饰，文风质朴自然；二是不仅是优秀的散文，也有学术和思想上的价值。
■闲话三老
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同有强烈的民族思想。三人都曾参加抗清活动，志在反清复明，明亡不仕。
文学主张各有侧重，共同点是强调经世致用。三人都是第一流的学者，能文不为文人，文章以关系国家大事的论说文最为著名，如顾炎武的《郡县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这些文章言谈大胆，识见精深，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有的还表现出进步的民主思想，对文采则不够重视。他们也写了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传记文，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
二、文人之文的作者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
在清前期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则既不是承晚明余波的小品，也不是学者之文，而是号称接续唐宋古文传统的古文。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清初“三大家”，后有桐城派。前者代表了从明末文风向清初文风的转变，后者代表了与官方意志相应的古文体式的确立。
■“清初三大家”：清初散文，时有号称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侯声名最著。他们大体上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发展，优秀文章主要是传记文。“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从反映明清之际文风转变的意义来看，侯方域（1618—1654）是最具代表性的。其散文在清初被推为第一，文名超过三大思想家。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侯恂为东林名士，他自己也是复社中人物，明末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称“四公子”。入清后应河南乡试。因为感到自己晚节不终，心情抑郁，38岁去世。著有《壮悔堂文集》。
“壮悔堂”之意：侯方域明亡后归乡里，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从“杂庸堂”（意为杂于庸人之间）改为“壮悔堂”，表明要力纠往日之非。1、对以前行为特别是对爱情行为的悔恨。侯方域在明末是一个活跃于东南一带的贵公子、名士和热心于政治的人物，他的行止很自然地会染上明末文人任性放浪的习气。2、早年所作以骈文为多，其特点应该是偏向华美和感情显露的。近乃大毁其向文，侯氏在为人上由傲诞任性转向努力于儒者的修养，在为文上从“春花烂熳”转向讲求“唐宋以来之矩矱”，这实在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多历变故而趋向平稳，而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侯方域散文特点：1、转益多师，风格多样，有唐宋八大家遗风。2、敢于打破文体壁垒，以小说为文，使人物个性鲜明，堪称性格化的语言，具有短篇小说的特点。长于传记，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等。
魏禧（1624—1680）明遗民，字叔子，江西宁都人。明末秀才，明亡后深抱亡国之痛，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讲学，有《魏叔子集》。与兄祥、弟礼及彭士望等九人讲学易堂，故有“易堂九子”之称；兄弟三人有文名，号称“宁都三魏”。清初散文三大家中魏禧最有民族气节。他的散文多表彰抗敌殉国和坚守志节之士，以写人物传记最为突出，如《大铁椎传》是其名篇，塑造了一个勇力非凡的江湖侠客的形象，文中把他比之为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的无畏义士，且写他不被重用。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以寄托自己力图抗清的愿望，传奇色彩浓郁。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庵，长洲人。顺治十二年进士，为部曹，以疾辞归太湖尧峰山，时称尧峰先生。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著有《钝翁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自删为《尧峰文钞》50卷。为文力主纯正，合乎经旨，思想陈腐保守，合于“道”又合于皇帝的喜好，受到正统文士的推崇。但其文清晰简要，自然流畅，如《周忠介公遗事》等，为世所称道。
■闲话三家
他们提倡学明代的唐宋派作家，在当时较有影响，因而三人的成就，也只是明代散文家唐顺之、归有光的继承延续，他们并没有确立自己的文学主张。
附：《四库提要》评为：“国初气不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宋琬与魏禧、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惟琬学术最深，轨辙复正。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
三、小品文作家。清初散文作家除以上学人之文和文人之文外，还有承继晚明余脉的小品文创作的小品文作家。习惯上归于明代而实际作于清初的张岱的一些作品，即代表着这一倾向。此外，金圣叹（1608—1661）虽不以文章名世，他的一篇伪托施耐作的《水浒传序》，却是谈论悠闲生活的佳作。文中以友朋聚谈为人生快事，而所谈之事，“不及朝廷”、“不及人过失者”、“不求惊人”，只关乎个人性情。这里面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对现世的畏惧，而作者由此而导出的则是一种飘然远引的情趣。至于李渔的《闲情偶寄》，则专门教人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化的享受，有许多话题，都说得很新鲜。这一类文章，固然谈不上有多少高的思想价值，但有真实的感情，有活泼的美感，较之装腔作势的高谈大论，更有文学趣味。
清前期的小品，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仍记录了时代的悲哀和痛苦。如廖燕（1644—1705）类似李贽的杰作《金圣叹先生传》，对具有反传统思想的金圣叹备加推崇，又记他无辜得祸，临刑时说：“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在无理可言的世界，连悲哀都是多余的了，所以有这样滑稽的语言。将此篇与金氏本人所作的提倡悠闲生活的《水浒传序》相对照来看，我们对清初文人的处境，会有更深的感受。
书中还提到了冒襄等散文家，偶有些优秀作品，但总体成就不高，缺乏诗歌那种在明清易代之际令人振颤的长歌当哭的时代感。但清初散文大都反对明末浮靡的文风，推崇唐宋古文，对于开有清一代散文的风气，特别对于桐城派散文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是以后桐城派的先驱者。后有“南山集案”。桐城派因多种原因，到清中叶文学讲。  

第二章 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
一、清代戏剧概述
戏剧和小说一样，都是清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清代文学部分共8章，戏剧和小说占了6章。
中国戏剧史上曾有两个繁盛时期，一是元杂剧，一是明代后期到清初的传奇（江右汤显祖的临川派，江左沈璟的吴江派）。
清代传奇兴盛，杂剧衰落。注意：杂剧衰落并不是杂剧数量少，而是质量差。
清代戏剧作家作品数量都十分可观。据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和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诸书统计，清代杂剧的数量在1300种左右，传奇的数量约在1100种左右，共约2400种。相比之下，杂剧的数量尽管多于传奇，但艺术质量却每况愈下。
清代戏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创作方面，而又以清初传奇为重头戏。乾隆以后，戏剧艺术开始出现雅与俗两极分化的倾向。要么执意追求雅化而脱离现实，成为只供阅读的案头剧；要么完全走向民间，与地方戏融为一体。
那么，清初的传奇有哪些特点呢？
1、数量可观。
2、流派纷呈。清初传奇作家与创作流派主要有三大流派：
一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历史剧，其身份和作品都具有较强的市民色彩；
二是以吴伟业、尤侗等人为代表的文人派，抒情剧，其作品有较强的案头化倾向；
三是以李渔为代表的形式派，风情喜剧，以讲求戏曲娱乐功能和形式技巧作为最高目标。
3、大家辈出。清代中期戏剧尽管数量和品种不少，但罕有能与前期的李玉、李渔特别是洪昇、孔尚任这样的大家相抗衡者。（三大流派、两大作家）
洪昇和孔尚任之后，戏剧艺术的质量急转直下，乾嘉时期的传奇和杂剧多为平平之作，只有蒋士铨的传奇作品和杨观潮的《吟风阁杂剧》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
第一节  清初戏曲
一、苏州派
■苏州派：明末清初，剧坛上产生了一批专业戏曲作家。特别是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一批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都比较接近的戏曲作家，并形成了一个戏曲流派，后人称之为“苏州派”。其中以李玉的戏剧创作成就最为突出。
■苏州派概况
苏州在明代曾是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中心之一，到了清初，仍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活动，形成了所谓的“苏州派”。该派主要特点：一、苏州或者苏州附近的人，多为明代遗民；二、主要从事戏剧，多出身低微，生平事迹不详，类似于元代杂剧的作者们；三、创作题材、创作手法和风格上也大致相似，接近现实主义而少浪漫色彩，作品大都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剧），反映政治斗争和市民生活，而很少才子佳人题材；四、剧作多为场上之作，很少案头之作；第五，集体创作，有意无意的形成一个集团。
■苏州派形成原因：1、现实基础。明代后期，东南沿海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平民反对封建掠夺的斗争以及清兵入侵，明王朝灭亡，清兵的大屠杀等在苏州地区都较其它地区更为突出，这是苏州派剧作家创作剧本的现实基础；2、舞台实践的基础。苏州地区又是明中叶以来戏曲演出的中心地区，是昆山腔的发源地，这就使得苏州派作家有可能更好地联系舞台演出来进行创作，这点是苏州派作家舞台实践的基础；3、组织因素。明末文人喜欢结社。
■苏州派领袖：
李玉（1610—约1671），大致生活于明末万历年间到清初康熙初年。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称一笠庵主人，江苏吴县人。他出身卑微，才华出众，但仕途不得志。一生主要精力用于戏剧创作，李玉的剧作在明末就很有名。（“每一纸落，好事者争被管弦”）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更是他创作的丰收年代。有传奇30余种，今存20余种。成名作“一人永占”，名曲《千忠戮》(“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成为社会上广泛传唱的流行曲，（“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长生殿》“不提防余年遭离乱”）可以看出人们从中体会到的国破家亡的乱世之悲。（共鸣），代表作《清忠谱》（明朝时关注世态人情，入清后关注朝政军国之事）。还精通音律，有《北词广正谱》，其中收北词曲牌远远超过明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研究北曲的重要资料。
■“一人永占”
是指明末清初苏州派戏剧家李玉所创作的四部作品，又称“一笠庵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为“一人永占”。作品以反映（社会伦理）世态人情为主。
《一捧雪》取材于嘉靖年间的史实，将严世蕃为一张《清明上河图》而兴起大狱的史实加以变更。剧中写严世蕃为夺取名为“一捧雪”的古玉杯残酷迫害杯主莫怀古。为玉杯，白色，上面又雕琢着梅花，玉杯的剔透光洁，给人如冰如雪的感觉。玉料是著名的新疆和田玉，1978年，经故宫博物院鉴定，这盏“一捧雪”为明代工艺，玉料是著名的新疆和田玉，属国家二级文物。“人、永”两剧意义不大，一个是谴责忘恩负义的，一个是演出嫌贫爱富故事的。《占花魁》主要写杭州卖油郎秦种和名妓莘瑶琴的爱情故事。这四种传奇表现的大都是社会下层的世态人情，着重嘲讽鞭挞的是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卑劣行径，而剧中着力歌颂的道德高尚者往往是出自微贱中人。
■代表作《清忠谱》
《清忠谱》是李玉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集体创作，作品主要描写明末东林党人周顺昌等人与魏忠贤阉党斗争的故事。这个剧本上承《鸣凤记》，下启《桃花扇》，成为我国戏剧史上迅速反映当代社会重大政治事件的著名作品之一。
取材于明末天启年间发生在苏州的重要事件：“苏州群众的暴动”：苏州人民为反对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而发生暴动，表现东林党人与民众和魏党的矛盾冲突。
天启六年(1626年)，当押解东林党人魏大中入京的官船经过苏州时，周顺昌毅然登船看望，还和魏大中结成儿女亲家。随后不久，苏州巡抚毛一鹭和苏州织造李实，恬不知耻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生祠落成这天，周顺昌特地前往，指着魏忠贤的塑像，慷慨激昂地数落阉党的滔天罪行。为了这两件事，魏忠贤恼羞成怒，派东厂校尉前来逮捕周顺昌。周顺昌意气昂然，从容就捕。消息传出，激起苏州人民的强烈义愤。市民颜佩韦等五义士带头，动员了数万百姓，成群结队地到官府示威抗议。他们忍无可忍，冲进宫府，殴打校尉，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周顺昌被秘密押解到京师，受尽严刑拷打，最终不屈致死。五义士也为了保全苏州全城，挺身赴难，英勇就义。事隔一年多，天启皇帝去世，崇禛皇帝登基，魏忠贤倒台，被正法。苏州士民欣喜若狂，拆毁了魏忠贤的生祠，严惩阉党爪牙，将五义士重新安葬。周顺昌也得到荣封褒赏。
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清忠谱》剧以其新题材，新人物，新主题（群众斗争），新手法（写实，着重表现大的群众场面），扩大了戏剧反映现实生活的领域，丰富了戏剧的表现手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清忠谱》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意义或特殊地位
首先，它将现实政治斗争如实地搬上舞台，这是一个创造。
其次是表现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不仅在让市井小民成为正义的象征，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使他们成为戏剧的重要人物方面，是以前的戏剧作品未曾出现过的，而且把群众斗争场面搬上有限的舞台，也是李玉对戏剧的重要贡献。
■苏州派其他作家与作品
苏州地区其他作家的较重要作品主要有朱素臣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叶雉斐的《琥珀匙》，丘园的《虎囊弹》等。
《双熊梦》写熊友兰、友惠两兄弟均因十五贯钱的嫌疑而蒙冤，他们被昏官过于执误判，待斩。幸而遇清官况钟，为之平反。作品有力的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草菅人命，并成功塑造了昏庸无能，主观专断的过于执和正直廉明，认真查案的况钟的形象）
《双熊梦》又名《十五贯》，是由话本《错斩崔宁》演化而来，是当代改编昆曲《十五贯》剧情所本。
《渔家乐》写东汉梁冀擅权，清河王刘蒜被逼逃亡，追兵误杀一邬姓渔翁，渔翁之女邬飞霞救出刘蒜，又为报父仇，冒名混入梁府，刺死梁冀。后刘蒜称帝，立邬飞霞为皇后。作品揭露了东汉后期权奸梁冀专权祸国的罪行，把渔家女塑造成为父报仇，为国锄奸的典型，歌颂了下层人民的智勇和侠义，所以此剧在反映下层人民斗争方面取得了成就。
《琥珀匙》琥珀匙是乐器的名字。书生和商人之女的爱情故事。陶佛奴弹琥珀匙，书生胥先吹与之互相倾慕，准备定亲，遭难，最后团圆。剧本歌颂江洋大盗金冉翁的侠义，（写“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中有救世菩提。”）有一定现实意义。
《虎囊弹》据鲁达救金翠莲的故事加以延伸，侧重写金为救丈夫赵员外，甘被吊在高竿，受一百虎囊弹的毒刑而去府衙告状伸冤的情节。昆剧折子戏《醉打山门》即出于此。
二、文人派
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抒情剧，借戏曲作品显示渊博的学识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他们的戏曲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上层社会的文化精神，以文字为剧、以才学为剧、以议论为剧的审美追求。这就给他们的戏曲创作带来主观化和案头化的创作倾向。
1、吴伟业的作品有一本传奇、两本杂剧。传奇名为《秣陵春》，共四十一出，写南唐学士之子徐适藏有李后主所赐玉杯，后主黄妃的侄女黄展娘藏有内宫宝镜，后杯、镜易主，彼此均在宝物中看见对方影像，因生恋情，几经曲折，终成眷属。剧作通过南唐亡国的悲剧来寄托作者对明亡国的怀念。此剧语言典丽，颇见才华，但头绪纷繁，结构松散。
两本杂剧为《临春阁》《通天台》，都是抒写亡国士大夫的兴亡之痛的。《临春阁》写陈后主的国事，表彰张丽华、冼夫人的才智来斥责误国的文武大臣。《通天台》写梁朝的尚书左丞相沈炯以梁使者身份出使西魏，此时梁亡，沈寄留北方，心情苦闷，凭吊汉武帝通天台遗迹，昏昏睡去，梦中被武帝召用，力辞出关。 
三剧均写亡国故事，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寄托了作者的故国之思。实际都是借历史人物而抒发自己胸中的抑郁痛苦之情。
2、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西堂老人，长洲人。戏剧作品有六种，合称《西堂乐府六种》。其中有《钧天乐》传奇一种和《清平调》《吊琵琶》《读离骚》《桃花源》《黑白卫》等杂剧五种，写的都是历史题材，有所寄托。而主要是抒发怀才不遇情怀。不便于场上演出。　
■文人派剧作的共同特点：（1）借历史故事，抒发故国之思和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2）案头之作。在写作特点上，他们作品的意境更接近于诗歌，曲辞典雅，欠本色当行，不适合舞台演出，只是一些案头之作。（3）作品在文人中有一定影响。由于作品反映清初知识分子的感情，且曲文写得富于诗意，所以作品在文人中有一定影响。
三、形式派
从明中叶兴起的传奇创作，到明末一度出现形式主义倾向。追求情节离奇，辞藻工丽。此类戏曲被称为风情剧，主要描写才子佳人风流韵事。风情剧实际上在明末已经成为一种类型，戏曲史家把它看作是汤显祖的临川派和沈璟的吴江派合流的结果，突出的代表是阮大铖和吴炳。李渔和阮、吴二人一脉相承。
■李玉和李渔的异同
都是由明入清的戏剧作家，但他们作品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李渔重在商业价值，李玉重在政治道德价值。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作品内容和艺术上的巨大差别。
■李渔生平与创作简介
李渔(1611—1680)号笠翁，兰溪（今属浙江）人。他是清初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明末应乡试不中，入清不再科考。移家杭州修层园。后移家金陵建芥子园。以卖文和戏剧演出为生（以家中姬妾和子侄组成戏班，自己编剧排演，周游四方，为达官献艺。李渔的戏剧过去流传甚广，影响广泛，在日本和西方都有翻译和介绍）。李渔作传奇10种，总题《笠翁十种曲》：《风筝误》、《比目鱼》、《怜香伴》、《意中缘》、《蜃中楼》、《奈何天》、《玉搔头》、《凰求凤》、《慎鸾交》、《巧团圆》。以《风筝误》和《比目鱼》为代表作。
李渔戏曲的题材：“十部传奇九相思”，男女情事即风情。剧作赞成爱情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儿女婚事，特别欣赏对情的执著。这也反映出晚明以来尚情的思想。
李渔戏曲的风格：“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风筝误》）即喜剧。李渔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并大量写作浪漫喜剧的作家，十种传奇都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为结局。
李渔戏曲的艺术特点：1、情节不落俗套，构思巧妙，风格幽默，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李渔也能叙述得跌宕起伏，出人意表。（这既是李渔戏曲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因为过于注意情节，往往会削弱了刻画人物的深度。李渔戏曲作品的这些特点，与他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赢得票房价值有关）2、剧作中运用多种喜剧手法，如误会、巧合等，也为喜剧的创作和喜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材料。3、曲辞写的不算精美，但总是老练流畅，宾白富于机趣，音调铿锵，朗朗上口，是过去剧作中少见的。
■闲话李渔
1、虽然李渔没作出堪称杰作的作品，甚至表现出媚俗的倾向，但作为明清间的一种戏曲流派，也代表了一种以娱乐为宗旨的文学倾向，是不应忽视的。2、为喜剧的创作和喜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材料。
■李渔的戏曲理论
理论代表作：《闲情偶寄》
《闲情偶寄》是我国第一部把戏剧作为综合艺术来研究的戏曲理论著作，全书分为八部分，其中词曲和演习两部分对戏曲的结构、语言、题材，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书中提出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脱窠臼”等主张为后世戏曲家所重视。
比如李渔强调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这是冲破陈规的看法。（吴江派主张音律第一，汤显祖主张词采第一。）李渔是元、明以来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为中国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长生殿》
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我们先了解一下洪昇其人。
洪昇堪称江南大才子，纵观其一生，至少有三大特点：
一是情场得意。其妻是大学士黄机的孙女。二人郎才女貌，感情甚好。我们从洪昇的杂剧《四婵娟》也可见一斑。（四剧均取材于历史上有关才女的佳话，四才女谢道韫、卫茂漪、李清照和管仲姬的故事。赞扬女子的聪明才智以及情投意合的爱情）。
二是词场得意。《长生殿》在康熙年间一脱稿，人们就纷纷传抄。搬上舞台后，更是轰动一时。清初北京的舞台，“弋阳腔”盛行，使北京昆腔班卖座不多，演员生活难以维持。《长生殿》演出后，昆剧院座无虚席，“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李玉《千钟禄》中建文帝所唱的一支曲子“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长生殿》中李龟年“不提防余年遭离乱”），成为社会上广泛传唱的流行曲。
《长生殿弹词》[一枝花]不提防馀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三是官场失意。洪昇24岁起进北京国子监（古代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兼最高学府）作监生，47岁离京返乡。流落客居北京20年，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在京生活贫困，卖文为生，有时饮食无继，夫妻相对而泣。京漂一族。
任何事物都是互为因果的。洪昇官场失意，郁郁不得志，他将满腔的郁闷倾泻于《长生殿》，促成了他词场的成功；而词场的成功，又造成他官场的更加失意。《长生殿》写出后的第二年，因在康熙佟皇后丧期演出《长生殿》，洪昇被劾下狱，革去国子监籍，革去功名，永不录用。当时有人写诗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这就是有名的“演《长生殿》之祸”。失魂落魄的洪昇离开北京，回到钱塘，生活穷困潦倒。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长生殿》，洪昇应邀前去观赏。事后在返回杭州途中，于乌镇酒醉后失足落水而死。（据有人考证，其死当日恰好是杨贵妃的生日。好像冥冥之中一种天意）。洪昇的一生可谓是一代才人的悲剧人生。
■洪昇的生平与创作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士大夫家庭。康熙七年（1668）北京国子监肄业，二十年均科举不第，白衣终身。代表作《长生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问世后引起社会轰动。次年因在康熙佟皇后丧期演出《长生殿》，被劾下狱，革去国子监籍，很多人受迫害，像赵执信当时刚中进士，被革去功名，永不录用。当时有人写诗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这就是有名的“演《长生殿》之祸”。24岁起进北京国子监（古代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兼为最高学府）作监生，47岁离京返乡。流落客居北京20年，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在京生活贫困，卖文为生，有时饮食无继，夫妻相对而泣。其妻是大学士黄机（洪的外祖父）的孙女。晚年归钱塘，生活穷困潦倒。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长生殿》，洪昇应邀前去观赏，事后在返回杭州途中，于乌镇酒醉后失足落水而死。（据有人考证，其死当日恰是杨妃生日。好像冥冥之中一种天意）洪一生可谓是一代才人的悲剧人生。
有诗集《稗畦集》、杂剧《四婵娟》（四剧均取材于历史上有关才女的佳话，四才女谢道韫、卫茂漪、李清照和管仲姬的故事。赞扬女子的聪明才智。后两剧表现了夫妻之间的琴瑟之好，颂扬情投意合的爱情，与《长生殿》中歌颂爱情的主题有相通之处）等。
■闲话洪昇
情场得意，词场得意，官场失意。从洪昇的生平创作可看出他思想性格状况：他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清初度过了郁郁不得志的一生，性格清高狂放。伦理道德观念上，可以看出他很看重深挚专一的爱情。这些思想状况都在《长生殿》中得到相应体现。
《长生殿》可以说是清初的一部戏曲杰作，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一起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戏曲作品，在戏曲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年间一脱稿，人们就纷纷传抄，搬上舞台后，更是轰动一时。清初北京的舞台，“弋阳腔”（传奇四大声腔：海盐、余姚）盛行，使北京昆腔班卖座不多，演员生活难以维持。《长生殿》演出后，昆剧院座无虚席，“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李玉《千钟禄》建文帝所唱一支曲子“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长生殿》中李龟年“不提防余年遭离乱”）成为社会上广泛传唱的流行曲。所以说《长生殿》对昆曲振兴也起到很大作用。
人生不幸词坛幸。洪昇坎坷的一生更加成就了他戏剧大家的地位。洪昇与孔尚任号称“南洪北孔”。“南洪北孔”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南洪北孔：即清初著名的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洪昇创作的剧作《长生殿》和孔尚任创作的剧作《桃花扇》代表了古典戏曲创作的两座高峰，堪称传奇剧本中的双璧，因为洪昇是浙江钱塘人，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他们因而享有了“南洪北孔”的美誉。
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名作，前者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后者直接以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它们都是把美好爱情的丧失和政治的变乱相联系，所谓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取得了感人的效果，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上述社会情绪有关联。而两位作者也因他们的优秀创作，获得“南洪北孔”的称誉。两部作品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在康熙年间，随着清朝统治趋向稳定，明亡的阵痛归于平静，文人们开始更多的以一种空幻与感伤的情绪来看待明清之际的历史兴亡（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而不是那么愤激了。
洪昇的出名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创作了千古绝唱《长生殿》。
《长生殿》主要描写李、杨爱情，这爱情是轰轰烈烈（正史、野史、文学作品都在写）、爱的是昏天黑地（翁媳恋）、爱的是死去活来（《长生殿》剧情）、爱的是国破人亡。
■长生殿：唐都长安城郊的皇家园林，即今西安市的华清池。长生殿曾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七夕盟誓之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生殿经过诸多文学作品的渲染，早已成为流传千古的中国古典浪漫爱情圣地。
■《长生殿》剧情简介
《长生殿》全剧50出，分上、下两卷，各25出。上卷描写了李、杨奢靡的生活和他们爱情的发展；（“三千宠爱加一身”，杨家专权，安杨互相倾轧，安史之乱，马嵬兵变，杨为顾全大局自缢而死）下卷着重描写李杨的悔恨、相思（杨玉环的“死抱痴情”和太上皇李隆基的“生守前盟”， 最终两人感动天地鬼神）、仙圆。主要是虚构。
■《长生殿》的题材渊源
《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习称天宝遗事。盛唐的杜甫就曾作《哀江头》感叹：“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中唐的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更开启了这一题材文学创作的先河。宋代，有乐史写作《杨太真外传》。元代白朴的《梧桐雨》，通过宫廷生活写一代兴亡，也取得了很高成就。明代又有吴世美作《惊鸿记》（传奇），写唐玄宗和梅妃，但杨玉环仍为主要人物。
剧本的构思与创作受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的启发和影响更为直接。
■《长生殿》的主题内涵的三大要点（主题思想的多重性，既有爱情主题，又有社会政治主题）
1、展现帝、妃情缘，宣扬李、杨挚爱。50出戏中，写爱情的占33出。历史上，杨玉环是在22岁时被56岁的唐玄宗从其十八子寿王李瑁那里移入宫中，“曲线调入”，杨玉环还收安禄山为义子，两人年纪相仿，关系不清不白。而李隆基也并非专情杨一人。但在传奇中并非如此。作者说：“史载杨妃多污乱事，吾传此剧，一涉秽迹，绝不阑入。”总之，李杨的真挚、誓死不渝的爱情的确是作者深思后所要表现的主题，寄托了作者对爱情的理想，有进步意义。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虽然作者对两人的爱情作了一些美化，但具体情节上却是写的十分真实可信的，写出了封建宫廷中帝王与妃子的真实关系、真实情况。皇帝有无上的权利，也拥有众多的嫔妃，唐明皇钟情于杨贵妃，也就意味着许多女人的独守空房；唐明皇可以随心所欲召幸别的女人，甚至是杨妃的姐姐，杨妃表现出一点妒意，就被谪出宫，只好自悔娇纵，借献发传情感动君心。她为讨得唐明皇的欢心运用了女人的一切条件和手段：美貌、温顺、眼泪，投其所好谱曲编舞。可以说《长生殿》真实的展现了封建帝王与妃子的情爱生活，也塑造出了一个具有高度艺术真实的宠妃的性格。这也是洪昇在文学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
2、穿插朝政事件，寄寓垂戒之意。作者在突出爱情主题的同时，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描写，有意识的通过展示社会生活，揭露矛盾和弊端，借以总结历史教训，所以也表现了社会政治主题：作品中揭示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穷奢极侈，也表现了他们造成的苦难和人民不满的情绪。
3、“情缘总归虚幻”，点出全剧主旨。
■《长生殿》的独特创造
与前代同题材的作品相比，《长生殿》具有两个方面突出特点：一是作品对“情”这一全剧的核心作了充分的描写和反复的渲染，并把故事的结局，写成一方虽死，犹抱痴情，一方虽生，而痛不欲生，共守前盟，因此感动天地鬼神，得以共生仙宫，永久团圆。这就和之前同题材作品有了很大不同。《长生殿》分上下两卷，上卷基本上是依据史实，而下卷就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创造了。他让李杨“败而能悔”，写他们“死生仙鬼都经遍，直做天宫并蒂莲”，这就改变了以往同题材作品所共有的悲剧结局。虽然“情”本是李杨故事的中心，但《长生殿》的写法，却把“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歌颂。这就和明代汤显祖的“至情说”有相似之处，所以曾有前人称《长生殿》是一部“热闹的《牡丹亭》”。
为什么前人称《长生殿》是一部“热闹的《牡丹亭》”？因为后半部写幻，以精神的“长生”消解现实的“长恨”，鼓吹真情，表现出对至真之情的崇尚，重新弘扬晚明尚情的思想。
二是将李杨爱情故事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命意在于显示“乐极哀来”的道理，以“垂戒来世”。同时还通过描写爱情在历史变乱中的丧失和由此引起的痛苦，渲染了个人命运为巨大的历史力量所摆布的哀伤，（个人的力量在历史进程的洪流中是非常渺小的，连一代君王都保不住自己的爱妃，普通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一点在当时尤其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朝代兴亡交替不知多少人是国破家亡，物是人非。所以《弹词》中李龟年的一曲《一枝花》“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才广为流传。（“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
■《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首先，它成功地运用真幻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上卷写实（宫廷的腐败，展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爱情的悲剧；下卷写幻，是鼓吹真情。可见，《长生殿》既继承了《梧桐雨》等通过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的手法，又吸取了《牡丹亭》的运用幻想情节的浪漫主义特点。
其次，结构紧凑、细密，情节曲折而又井然有序，独具匠心。
全剧贯穿着主、副两条线索：主线是李、杨生死之恋；副线是（朝政军国之事）安史之乱。作品侧重描写宫廷生活，而以社会政治的演变穿插其中，两条线索相互映衬，交错发展，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
第三，曲辞糅合唐诗、元曲特点，风格清丽流畅，叙事简洁，写景如画，有着浓郁的诗意。
就曲辞而言，洪昇首先活用元曲曲词，化俗为雅，创造出具有个性的戏曲语言。
如《弹词》[六转]：恰正好呕呕哑哑《霓裳》歌舞，不提防扑扑突突渔阳战鼓。刬地里出出律律纷纷攘攘奏边书，急得个上上下下都无措。早则是喧喧嗾嗾、惊惊遽遽、仓仓卒卒、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銮舆后携着个娇娇滴滴贵妃同去。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恶恶狠狠的语，闹闹吵吵、轰轰剖割四下喳呼，生逼散恩恩爱爱疼疼热热帝王夫妇。霎时间画就了这一幅惨惨凄凄绝代佳人绝命图。
全曲运用十七个迭字，或单用或连用；又用了五个俗语，即“恰正好”、“不提防”、“ 刬地里”、“早则是”、“生逼散”等。这些迭字与俗语，并不是明清时期的通行语或口语，而是元代杂剧和散曲中特有的语言，即成为定型的“曲语”，而洪昇将这种“曲语”组织得巧妙灵活，点缀得出神入化，运用得饶有情趣，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典型的戏曲语言。这种戏曲语言，由于积淀了元曲的传统，显得既古香古色，又亲切动人，与李玉、李渔等人融化明清俗语的曲辞具有迥然不同的审美韵味。
第三节  《桃花扇》
一、作者生平
孔尚任(1648—1718)，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第64代孙。从小受儒家正统教育，20岁前后考取秀才，此后科举一直不得志，30岁时隐居曲阜石门山读书，捐资纳为国子监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返程过曲阜到孔府祭祀孔子，当时37岁、学识渊博的孔尚任被推举为讲书官，在大礼告成后为皇帝讲经，受到康熙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康熙看中的是他是一位有才学的圣人后裔，特别提拔他有表示“尊孔崇儒”的意思。孔尚任在国子监做了半年的学官，又受命随同工部侍郎去淮扬一带治理河道，3年后返京。此间他结识了许多明末遗民，常听他们缅怀往事，感慨兴亡。他幼年时就曾听前辈人讲过李香君的故事，很感兴趣，这时听到他们更加有声有色的讲述，感动中生发了创作的欲望。对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冒襄，他是明末南京四公子之一，对侯方域李香君非常熟悉，冒襄详细的给他讲述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之事。后来孔尚任特意去南京游览，实地考察了一番，还到栖霞山访问了隐居的身历北京甲申之变和南京弘光败局的张怡，也就是写进《桃花扇》中的历史见证人张瑶星道士。这段经历对他创作《桃花扇》在生活体验和素材积累方面都十分重要。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九年返回北京，又做了多年的国子监博士，才转为户部官员。在京任职期间，他悄悄的写起了《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脱稿问世。这是孔尚任经过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三易其稿，精心编撰的优秀剧作，问世后引起轰动，孔尚任因此与洪昇齐名“南洪北孔”。《桃花扇》问世第二年，孔尚任被罢官，原因不详，大概与《桃花扇》有关。
二、闲话孔尚任
年届不惑，被最高统治者所赏识，为无数学子所欣羡。但这只不过是政治秀，孔被束之高阁，百无聊赖之际移情于文学创作。孔尚任的政治思想比较矛盾，一方面因受过康熙的赏识和提拔，不免有感恩戴德之情和宏图大展的抱负（如《出山异数记》）；另一方面，因受到父亲坚守民族气节、不与清王朝合作的影响，受到诸多明末遗民民族思想的熏陶，加之本人因官位不高而常受歧视、排挤，因此，产生反清恋明之情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他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
三、《桃花扇》故事的历史背景
《桃花扇》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严肃的历史剧。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人关，打败李白成，占领了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风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即弘光皇帝)，建立南明王朝。但福王初立即醉心享乐；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则把持权位，排斥异己，大肆逮捕复社党人；文臣武将之内讧亦愈演愈烈。南明小朝廷终在1645年土崩瓦解。《桃花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
■南明——流亡政权
南明（1644年—1662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南方皇族建立的流亡政权的统称，前后共历十八年。包括了以下几个政权: 1、弘光：福王朱由崧建都南京。2、隆武：唐王朱聿键建都福州。3、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4、绍武：唐王朱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