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 唐代文学讲稿初编 概 说

 唐代文学讲稿初编
概 说

    我们讲隋唐文学，主要讲的是唐代文学。隋代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文学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而由于统治者片面地吸取齐粱文风的教训，以功利主义态度起而改革文风，反而限制了文学的发展，终隋之世，文学创作相对沉寂，没有多少成就，这一点，我们将专章讨论。而隋唐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各民族的大融合终于为南北文学的交融、吸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导致了文学全面繁荣的到来，这就是唐代文学的异峰突起。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看，如果说古希腊的艺术代表了奴隶制社会艺术高峰，十九世纪西欧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学的高峰，那么唐代文学，唐代诗歌就代表了封建社会文学的高峰。
我们讲几个问题。
一、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唐代文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可以从几个方面去领会唐诗的繁荣状况。
   1、从诗歌的数量看：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所录凡1150家，而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录共2000余家，录诗共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比从先秦《诗经》到南北朝诗的总和多出两三倍。而且《全唐诗》收录的唐诗还不是全部的。日本人河世宁后来又编纂《全唐诗逸》，我国当代学者孙望又编纂出《全唐诗补逸》20卷，收200多诗人的诗800多首。今后还会继续有所发现。唐代许多诗人诗写得很好，传世之作却很少，如王之涣《登鹳雀楼》诗很出名，他留下的诗却只有六首。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留下诗作只有两首，肯定亡佚了大部分作品，李白自称“斗酒诗百篇”，现在也只有九百来首诗行世。这说明无论是小家还是大家，都失去了许多诗。
2、从诗歌内容看：闻一多曾经说过：一般人爱讲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确实，唐朝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诗已经渗透到唐代社会的一切方面。从唐诗反映的生活看，山川风貌、自然景色、战场边塞、都市农村、婚姻恋爱、朋友交往、现实斗争、人民痛苦，统治集团腐败以及历史题材，都有着广泛的反映，这是以前和以后都少见的。例如：高力士在肃宗时贬到黔中，在巫州（今湖南黔阳）见当地人不吃荠菜，做诗一首：“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说自己境遇变化而情志不移。宪宗时西川节度使高崇文本是蓟门将校，“不通书”，（《新唐书》本传）有一天下雪，他对宾客说：“某虽武夫，亦有一诗。”吟道：“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xiāo（左骨右孝）儿射雁落，白毛空里雪纷纷。”（《唐诗纪事》卷五十四引《北梦琐言》）这不是可以与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媲美吗？还有那些红叶、桐叶题诗的无名作者，说明诗在唐人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3、从诗歌体制的完备看：古代诗歌的各种体制到唐代都趋于定型和成熟。举凡古体诗的五七古、乐府、歌行，近体诗的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五排、七排，此外六言诗，长短不齐的杂言诗等等，在唐代诗坛可说是竟相开放，争奇斗艳。
4、从作家的成就和众多风格流派的形成看：唐代诗坛繁星闪烁，李白有两句诗“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恰好描述了这种景观。前指诗歌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多彩，后指唐诗成就斐然。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哲学思想上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那么唐代就是诗歌领域百花齐放的时代。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下册699页）李白、杜甫这两位可以跻身于世界大作家行列中的伟大诗人是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此外，盛唐的王孟高岑、中唐的元白韩孟、刘禹锡、柳宗元，晚唐的李、杜、温庭筠等都是各具风格的诗人，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诗人，形成如此多样的诗坛流派，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诗歌以外，散文、小说、词等各种文体在唐代也获得了巨大成就。
散文方面，唐宋古文运动开始于唐代，中唐韩柳的散文影响到宋明以迄清代、近代。
小说方面，唐代小说即唐传奇，是文言短篇小说，（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系统，文言小说成熟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形态是宋元话本。）是在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代商业经济发达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鲁迅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浪，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託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中国的文言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具有价值，在文学史上获得地位，起于唐代的传奇。
词的黄金时代在宋代，但是它起源于中唐。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晚唐五代是词的发展时期，温庭筠、李煜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词人。
二、唐代文学繁荣的主要原因。
学术界对此曾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起于1978年余冠英、王水照在《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的《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从经济、阶级关系、科举制度、政治民主、文学自身发展等方面解释唐诗的繁荣。讨论虽互相驳难，总的基调似乎已经定下来了。（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前言1977年就由余、王撰写，基本按照这一观点发挥。）看三本文学史，（社科院、游国恩、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基本持这一观点。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这几个方面，再补充说明自己的一点看法。
    1、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时代，地主阶级的高峰时代，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当时的腐朽势力，门阀世族大地主阶层，如汉魏六朝的王谢家族势力日益衰微。唐代开国，接受前朝统治者衰亡的教训，对人民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如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使部分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并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发展农业生产。李世民曾告诫儿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四）在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皇族站在庶族地主一边。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高士廉以山东崔氏置第一位，皇族李姓为第三，李世民直接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以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份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这就有力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势力。而“地实寒微”的武则天执政时，更对以皇族为中心的关中门阀打击摧残。世族地主的地位迅速被边塞军功作官与科举考试作官的寒门地主所代替，而这一阶层又正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所有这一切开创了唐代的经济繁荣局面。而唐初对外的开疆拓土，军威四震，打破突厥，战败吐蕃，招安回纥，使当时的唐帝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帝国。这一切不仅为诗人创作提供了条件，也激起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唐代几乎所有的艺术部类如雕塑、绘画、乐舞、书法等都表现出壮丽飞动的气势，昂扬奋发的精神，这种时代色彩也投影在唐代诗歌中。
2、唐代政治开明。唐初统治者政治上比较清醒，李世民对肖瑀说：我从小得了十几张弓，自以为天下无比，工匠却说不是良材，“木心不正，脉理皆斜，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我是以弓矢定天下的，“识之尤未能尽，况天下之务乎”？“一日万机，岂能一一中理”？所以李世民能纳谏。高宗李治、武则天都能纳谏。玄宗初期也如此。唐代后期虽不如前期，但后代的大设文网、搞文字狱的事从未出现。刘禹锡参加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后贬为边郡司马，十年后回京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扑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讽刺朝廷新贵，但并没有被杀，又贬连州刺史，可见没有采取极端措施。唐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也不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儒释道三家并存。老子是本家，封为“太上玄元皇帝”，把《道德经》与《庄子》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对于佛教也大加提倡，先后派遣玄奘和义净等赴印度取经，把佛经大量翻译过来，对于西方宗教如景教、袄教、伊斯兰教等也听任他们在国内传布。这种学术、宗教上的兼收并蓄的政策，表明了地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自信心。鲁迅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这种文化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而实际上也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如李白的浪漫主义显然受了道家思想影响，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思想基础带有佛教思想的因素，杜甫、韩愈则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所以有人称李白诗仙、杜甫诗圣、王维诗佛。
    3、科举制度（诗赋取士）与君主提倡。唐代帝王自李世民开始就酷爱文学，李世民先后设文学、弘文两馆，招延学士，自己也喜欢作诗，与诗人们唱和。高宗、武则天也如此，常常自制新词，编为乐府。玄宗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爱好文艺。中晚唐不少帝王如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文宗（李昂）等都有类似作风。宪宗召白居易为学士，穆宗用元稹为舍人，都是以诗识拔。文宗因爱好诗歌，特置诗学士72人。白居易死后，宣宗特为写诗吊唁：“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号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这种作法对诗歌发展有一定刺激作用。再加上唐代的科举制度是以诗赋取士，一方面普遍吸收庶族（寒门）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对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使这些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艺术修养普遍提高，同时也会引起全社会对诗人的尊重。有人认为帝王之作，科举考试的应试诗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是没有看到以上所讲的这些促进作用，而且也不能一概否定这些诗的艺术价值，如上举宣宗吊白居易的七律，再如大历年间钱起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盛唐王维同时人祖詠的《终南望余雪》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皆是佳作。        
       4、南北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与各种艺术的交互影响。隋唐统一，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南北文学的差别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南北文学的这些不同特征，在隋以前已经互相影响吸收，庾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入隋以后，文学已经出现南北混一的局面。到了唐初，经过魏征等人的提倡，初唐四杰与陈子昂等人的努力，使得一种南北合一、文质并重，讲究风骨兴寄的文风逐渐形成，从而迎来了盛唐诗歌的新的时代风貌。同时由于国力强盛，各国来往频繁，外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都传入中国。这些异国风情、韵调的乐、舞、画对诗歌也有一种激发作用。如王维有五首《扶南曲歌词》，扶南即柬埔寨，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釰器、浑脱，写下不朽名篇，（浑脱舞从波斯传入）白居易听琵琶而“始觉有迁谪意”，写下《琵琶行》。（琵琶也是西域乐器）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与画意始能互相渗透，互相提高。尤其音乐与诗歌有密切联系，唐朝原是一个音乐的国度，唐诗因为广被管弦而被称为“盛唐之音”最著名的故事有王之涣、王昌龄与高适等人的旗亭画壁。种种现象都说明了其他艺术的繁荣对唐诗繁荣的巨大影响。
5、文学自身的发展。我国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与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近体诗在六朝时开始酝酿、发展，齐永明以后诗人们讲究声律，（号永明体，谢朓、沈约为代表作家）创作“新体诗”，到粱、陈时更加细密，终于在唐初沈佺期、宋之问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与七律。五绝源于六朝乐府与文人的联句，到唐初亦开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诗体起于六朝乐歌，文人写作七绝始盛于武则天与中宗李显时期。近体诗经历了长达两百年的逐渐演进过程，正展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古体诗（歌行、乐府）也仍然具有另辟蹊径，另开新面的广大可能。为了反映复杂的生活现实，唐代诗人们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风貌。当时其他文学样式，如骈文已近僵化，传奇在唐后期才逐渐兴起，戏曲还处于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驰聘才华的理想领域。这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内在因素。
       以上是这次讨论的基本论据，我认为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忽略了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社会心理、群众的审美心理，所以有许多问题没法解释，比如，经济影响文学，伟大作家作品应出在经济最繁荣时期，杜甫为什么出现在安史乱时？再如以上所讲只能说明盛唐诗歌，不能证明中、晚唐，那时政治经济等情况又有变化了，为什么文学仍然繁荣？下面对此加以补充。
6、社会心理对唐诗繁荣的决定作用
社会心理这个观念是普列汉诺夫首先提出来的。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这部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的公式具体化，提出社会结构五因素。
（1）生产力状况
（2）经济关系
（3）社会政治制度
（4）社会心理
（5）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普氏认为，生产力状况决定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政治制度，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决定各种意识形态。这五个因素处在不同的层次中，一层决定一层，同时又互相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真实画面。他对社会心理尤其重视，认为是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借以建立各种意识形态的中介机制，他强调“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时代的心理。”普氏认为一些比较复杂的艺术现象，不能仅仅从经济上作出说明，而要从社会心理上去作出直接的解释。
普氏这一看法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研究分析唐诗的繁荣原因，应该从社会心理入手。唐诗的繁荣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别不同的阶段，以前我们讲盛唐，其实，李白所代表的盛唐风貌，与杜甫所代表的唐诗风貌并不相同，杜甫实际代表了中唐时代的唐诗风貌，这一时期是众多风格、流派产生的时期，这两期之外，还有晚唐小李杜所代表的另一种唐诗风貌，他们的产生各有其社会心理，不能够一概而论。要讨论唐诗的繁荣原因，必须研究这三个时期的不同社会心理。
盛唐时期，由于近百年的安定繁荣，国力强盛，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昂扬精神面貌。他们具有着强烈入世思想，渴望建功立业，充满着自信，自负，他们的豪雄气概与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几乎处处流露出来，如王维早年的《老将行》、《燕支行》、孟浩然的《田园作》、高适的《塞下曲》、《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等，在他们笔下，边塞被写得那样神奇壮伟，山河、功业、豪情，完全融为一体，向往、追求、理想，一切都带着明朗基调与乐观情绪，站在这一时代风貌巅峰的是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一付强横霸道，带有无赖气的豪迈气度，不是宋以后的文弱书生。在他那儿，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洒赋诗，纵情欢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都深刻地反映出那整个一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与向往，他们要冲破一切传统的束缚，他们要建功立业，猎取功名，“济苍生”、“安社稷”、“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一切，反映在诗中，就是对风骨的追求，这种盛唐风骨表现出“清刚壮大”的特点，而不同于魏晋风骨的悲凉慷慨。正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风貌，所以他们无论写什么，都没有表现出缠绵悱恻、低沉颓靡的情调，可以说，没有这种昂扬的精神面貌，就没有盛唐诗歌的全面繁荣。
安史之乱在士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心理反响。象杜甫那样，同情民生疾苦，关心朝廷安危，一片忠心与一腔血泪，使创作走向写实，文学思想从李白的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转变为杜甫的倾向于写实或者说现实主义，与战乱引起的杜甫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变化有关。但是另一部分士人却表现了另外的倾向，他们从渴望建功立业走向不知所措，失去了自信，沉湎于对开天盛世的回忆之中，而对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就是大历至贞元中一段时期诗坛的背景。他们不再追求清刚壮大的气概，而追求冷落寂寞的境界，我认为是从风骨、气象转向意境，这种心理变化与诗坛现状，标志着盛唐诗歌的结束，转入一个过渡期，等待着第二次繁荣的到来。
待到贞元、元和年间，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才从不知所措中惊觉起来，他们渴望中兴，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主张。永贞革新自不必说，韩愈的反佛老，裴度的平淮西之乱，白居易在《策林》（七十五篇）中提出的对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都是这种改革愿望的反映。这种心理给这一时期的诗坛带来了新的生机，诗歌上白居易讽喻说的提倡，就是革新精神在文学上的直接反映，而诗坛上韩孟的尚怪奇、李贺的追求瑰丽斑斓，也无不充满改革精神，正是这种革新精神促使中唐诗坛出现了众多创作个性极其鲜明，彼此艺术风格，表现方法差别极大的诗人与诗派。可以说中唐时期诗歌（文学）的繁荣与这种改革精神关系极大。
随着改革的失败，中兴成梦，士人心理又起了变化，那种进取精神，改革锐气已经消磨殆尽，虽然仍然惦念王朝盛衰，时存希望，却又有一种繁华难再的衰颓心理，反映到文学上，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消退，一方面对于政治的关心转为历史的回顾与思索，出现了大量的咏史诗与怀古诗，表现对盛世一去不返的悲悼，把中兴的愿望化为一声深沉的叹息，另一方面是视野向内转，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个人的生活情趣，用李泽厚的话说：“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这就是大量的闺阁生活、爱情主题诗歌出现的心理原因，代表是温李那些深情绵邈、迷离飘忽的爱情诗，这些给晚唐诗坛带来了细腻的情思与技巧，而词也就由这种诗逐渐演化而出现了。
三、唐诗的分期与发展概况
    游国恩文学史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社科院文学史实际也是这种四分法，刘大杰文学史亦如此，可见四分法比较普遍。新出的章培恒文学史也是四分法。社科院《唐诗选》分为八期，其实也是四分法的进一步细分。另外还有三分法，前、中、后，范文澜《中国通史》这样分。还有两分法。
四分法起源于宋严羽《沧浪诗话》，云：“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付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付言语”。可见他已经把唐诗分期了，揭示了四唐的不同。但问题是严羽一般不提初唐，也没有直接提出中唐的概念，而称为大历、元和，还讲“大历以还”（“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诗辩》）其实指的是中唐。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按初、盛、中、晚四个阶段选唐诗，影响很大，《唐诗品汇》面世以后，多数学者按四分法研究唐诗。《唐诗品汇·总序》云：“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臣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他讲初唐和晚唐又各分两段，而实际上是提出了初盛中晚的渐变过程。与严羽不同的是，把元和以下归于晚唐。
我们主张四分法。四分法确定以后，还有一个时间断限问题，文学史界也有不同意见，对此我们不再讨论，按一般分法：
初唐   唐初——玄宗先天元年
盛唐   开元元年——代宗永泰元年
中唐   代宗大历元年——敬宗宝历二年
晚唐   文宗大和元年——唐末
参考书目
1、陈子昂《孤竹篇序》
2、殷璠《河岳英灵集》
3、杜甫《戏为六绝句》
4、白居易《与元九书》
5、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6、《唐诗选》  社科院
7、《唐诗三百首》喻守真编注
8、《美的历程》李泽厚著
9、《唐人七绝诗浅释》沈祖棻
10、《唐诗杂论》闻一多
11、《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郑临川选评 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12、《唐诗鉴赏辞典》 萧涤非 程千帆等撰写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版
13、《唐诗学引论》  陈伯海著 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
14、《唐诗风貌》  余恕诚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一章 初唐文学

第一节 从上官仪到沈佺期、宋之问

为了了解初唐文学的概貌，首先了解一下唐初统治者的文学思想是很必要的。在农民起义烈火中建立的唐帝国对前朝覆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考虑文艺问题的出发点首先是政权的得失，这是以前的统治者没有过的。贞观十一年，邓隆上表，请为太宗的文章编集。太宗不同意，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文史》）这实际不是考虑文学。魏征等人更是如此。但是当他们作为文学爱好者去考虑问题时，他们又常常能注意到文学本身的特点。李世民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就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去肯定陆机。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会写一手飞白体的字，并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他的诗也写得很好，他从政教出发，反对绮靡文风，但不象隋炀帝那样下诏改革文体，又尊重文艺的自身特点，并不否定文采，对齐梁文风也没有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他自己也写作一些齐梁体的诗，有一次写了宫体诗，要臣下赓和，虞世南谏阻他，而虞自己也是特好齐梁宫体，这可以看出唐初君臣的那种矛盾心态。因此，在初唐时期，尽管太宗君臣提出了反绮靡的文风主张，而齐梁宫体仍在发展。一直到四杰，张若虚出来把宫体诗引导到市井与塞漠，才替宫体诗赎了百年的罪过。同时宫体诗发展过程中对形式的探求也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下面介绍几个宫体诗人。
上官仪：继虞世南之后受到太宗、高宗宠幸的诗人。他的父亲上官弘在隋朝是江都宫付监，被将军陈稜杀死。上官仪逃出当了和尚，太宗时中进士，担任秘书郎。太宗有诗作，常叫他视草与继和。高宗继位后迁秘书少监，麟德元年十二月，因曾主张废武后，被许敬宗诬告与梁王忠、宦官王伏胜谋反，下狱死。他在高宗朝曾显赫一时，是著名宫体诗人，长于五言诗，其词绮错婉媚，一时效法成风，号上官体。今存上官仪诗共２０首。上官体局限在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单纯的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来歌颂皇帝和皇族。它的“婉媚”正是它所以能风靡一时的所在。但上官仪对于偶句有细密深入的研究。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云：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频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来归是也。
六对说词，八对说句，这些分析对律诗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过于琐细，又可能使诗的发展走到只重形式的道路上去。
武后时代的宫庭诗人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其中杜审言成就较高。杜审言字必简，河南巩县人，杜甫的祖父。他虽写了许多应制诗，但身居宫廷时间较短，在游宦生活中写了不少有生活感触的好诗。如《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后半写早春方过，（江淹《咏美人春游》云：“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因和陆丞诗而动归思。杜审言的五、七律均已完全合格，在律诗发展上有一定贡献。杜甫对祖父十分推崇，曾云“吾祖诗冠古”（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审言自己更是自负，《新唐书·杜审言传》记载：“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侯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其实，宋之问、沈佺期在律诗发展上的作用要大得多。
宋之问、沈佺期是与文章四友同时较晚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卒于开元初）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进士及第，武后朝廷的著名宫廷诗人。后因脏贿并与张易之交密，流放驩州（在广西越南间），中宗时又召还朝，开元初病死。应制诗多得皇帝称赞，但佳作并不多。他流放以后的作品由于表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反而生动得多。流传下来的诗作有《杂诗三首》写征戌，其中“闻道黄龙戌，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写得很精彩，再如书上选的《独不见》以环境气氛的渲染，表现思妇孤独的心情。《独不见》是乐府旧题，诗的形式却是完整的七律，是一首较早出现的优秀七律，研究文学发展史应予注意。宋之问（656？——712年），一名少连，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进士及第。初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后授雒州参军，转尚方监丞。因与张易之交密，（被贬广州）左迁泷州（今广东罗定）参军。后逃归洛阳，藏在张仲之家。仲之与王同皎谋杀武三思，之问教自己的兄子昙告密，以赎几罪，武三思起用他为鸿胪丞。以后又谀事太平公主，到安乐公主权盛时，又转为结交安乐公主，太平公主揭发他知贡举时赇贿狼籍，左迁汴州长史，又改越州长史，睿宗时徒钦州（今广西钦州）赐死，此人人品比沈还要低下，不仅谄谀张易之，甚至连张易之的溺器都倒。而且从上文可知，密告张仲之，卖友求荣，为艺林所不齿。但是他的诗就数量与内容说，比沈更多更好，影响也更大。他的应制诗很多，最有名的是《龙门应制》，据《唐诗纪事》卷十一，武后游龙门，要百官赋诗，先成的赐锦袍，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赐袍给他，还没有坐安，宋之问诗成，文理兼美，左右称道，武后就夺锦袍给他。这就是为人传颂的“夺袍之赏”。他与沈佺期诗的优劣评品也有故事。《唐诗纪事》卷三说，中宗在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中宗命上官婉儿（上官仪孙女）在彩楼上选出一首为新翻御制曲，落选的诗从楼上纷纷坠下，最后只剩沈、宋二首。后来沈诗又落下。婉儿评曰：沈诗落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词气已竭，宋诗落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骞举。沈佺期不敢复争，其实宋之问一些好诗也是写在贬谪之后。
沈宋对诗歌的贡献主要在声律方面。《新唐书·宋之问传》说：
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在沈、宋之前，五律、七律已有许多暗合后来近体诗的规格，沈宋的贡献不是自己制定出一套格律，而是把这种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使后人有法可依。从沈宋以后，近体诗与古体诗的界限分明了，诗人在创作上，也分别自己的专长而专工一体，有了分道扬镳之势。
对于从上官仪到沈宋的宫体诗的发展，我们没有举例介绍。我们总结一下。（1）宫体诗的创作从内容上看没有多少可取之处。（2）杜审言、沈宋等宫体诗人出朝以后接触到山川人民，体会到贬谪的感情，写出了一些具有内容的诗，（3）他们对诗的格律的要求，整理，为近体诗格律的形成做出了必要的贡献。尤其五律得到定型成熟，七律也开创了端绪，从而确立了近体诗的地位。

第二节　初唐四杰

高宗武后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齐名，号称文坛四杰。这个时期正是绮靡文风依然盛行，上官体影响巨大的时期，四杰也未能完全摆脱绮靡文风的影响，但是他们企图改变这种文坛积习，他们是代表盛唐文学繁荣之前的又一次思想准备阶段。
王勃（649——676）字子安，原籍太原祁县，移居龙门（今山西稷山县治）隋末大儒王通（文中子）是他祖父，诗人王绩（东皋子）是他叔祖父。王勃六岁能文，未十二岁就应举及第。诸王斗鸡，他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认为是挑拨诸王关系。罢官，曾漫游蜀中，后补虢州参军，又因擅杀官奴曹达，犯死罪，遇赦革职。勃父王福畤本为雍州司户参军，因勃案降职，任交趾县令，勃渡海省亲，堕水而死，年仅二十八岁。杨炯（650——695？年）华阴人，与王勃生年相近。年十一举神童，授校书郎。武后时左迁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秩满迁盈川令。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约生于635年，十岁从学于曹宪，王义方，调邓王府典签，王有书十二车，卢得广泛阅览。调新都尉，因风疾去官，后因病苦不堪，自投颖水死。骆宾王，义乌人，约生于638年左右。七岁能属文，初为道王府属，（曾两至边塞）从军西域，出关陇，游滇蜀，又至塞北。历任武功、长安主薄，迁侍御史，时政由武后，宾王上疏讽谏，得罪入狱，后遇赦。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宾王为府属，草《讨武则天檄》，兵败，不知所终，有说被杀，有说出家。王杨卢骆都是才高位卑，而且除杨炯外都不得善终，诗歌创作上都不满于宫体诗，力图加以改造。其实四人也有区别，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把四人分为二组，王杨与卢骆，而且各配两人，成为两组四杰，这就是王杨与沈宋，卢骆与刘希夷，张若虚。这种分法，我们认为有一定道理。首先，王杨与沈宋都擅律诗，尤其五律，卢骆与刘张都长于七言歌行。比如王勃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五律《从军行》，卢照邻歌行《长安古意》与骆宾王歌行《帝京篇》都是代表作。其次，卢骆与刘张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庭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庭走到市井，而王杨把五律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王杨是五律的建设者，卢骆是宫体诗的破坏者，他们取以毒攻毒的手段，一举摧毁了“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当然，四杰之称为四杰，主要还是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讲王杨长于五律，并不等于他们不写歌行，卢骆长于歌行，也不等于不写五律，书上选的骆宾王《在狱詠蝉》就是一首很好的五律。总结一下，四杰在初唐的贡献，大致有四条。第一，尽管没有脱尽绮靡，却给予宫体诗以沉重的打击。第二、建立了五律发展的基础。第三、扩大了题材范围，走向市井民间，走向江山塞漠。第四、审美趣味起了变化，不再以绮靡为美，而追求一种浓郁的情思与壮大的气势。这一点要解释一下。杨炯《王勃集序》云：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琢。揉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纷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杨炯集》卷三）
这儿说的“假对”就是指上官仪的六对、八对，对象很清楚，批判矛头直指上官体，直指绮靡文风，而用以反对这种文风的是一种有骨气的刚健之体，把对文学的美学要求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浓烈的感情与壮大的气势，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将要到来的盛唐文学的隐约朦胧的形象了。
不仅是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也同样情感浓郁，气势奔放：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日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廖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长安古意》）
于人生短促的叹息之中，弥漫着一种开阔壮大的气概。纵览今古，笼括宇宙，情思已经不再回旋于个人生活的狭窄天地里，而是回旋于沧海桑田、变动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为个人的悲欢离合而缠绵悱恻，而是在开阔得多的范围内思索人生哲理。对于人生的叹息，是渴望建功立业而不被知遇之后的愤激情怀的产物。它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悲观厌世，而是对于青春长在，勋业不朽的强烈向往，红颜如昨日，裹鬓似秋天，向往功业而功业未就，才感悟于人生之匆匆，叹息于岁月之不吾待。感情基调不是低沉纤弱，而是昂扬壮大。所以闻一多先生说卢诗“放开了粗豪而园润的嗓子”，有着“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
当然，四杰这种对浓烈情感与昂扬气势的追求，还是不太明确与不太成熟的，这种明确与成熟还有待于他们之后的陈子昂去完成。他们主张的意义在于捕捉住了强大的盛唐社会对于文学的精神风貌要求，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于四杰，不能站在盛唐的高度嘲笑四杰，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写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作品]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
少府，县尉，唐代县令也称明府，尉叫少府，管一县治安，赋税。高适“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之：动词，去。任蜀川，到蜀地任职。
从格律上讲，这首诗还不是定型的，律诗开头两句不要求对仗，三四两句却必须对仗，这首诗正好相反。这是初唐时期律诗尚未定型的产物，后来宋人故意这样做，称为偷春格，意思说好象梅花的先春而开。但此外，平仄、押韵和“粘”（上联对句与下联出句平仄靠近叫粘）都是合格的，还是律诗。
首联，不仅交代地点，写出景色，而且带出了人物分手时的神情动态，刻划景物的气象阔大，显得很有气势。颔联，用都是离家作官一点找出两人共同之处，拉近了距离，显得知己，亲切，并不虚伪。减轻了朋友孤身远游的悲愁情绪。颈联，翻进一层，只要两人知己，哪怕在天涯四海也如同比邻而居一样。尾联，不要在歧路象小儿女一样流泪沾巾。由于有颈联天涯比邻的说法，这两句就不显得突然，不显得轻薄了。从古以来，分手时总要流泪，王诗突破了这一基调，既写得情深意挚，而又积极乐观，是壮别天涯。
《唐诗三百首》选者评为“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其实这种感情有着时代因素在，表现了唐初知识分子那种昂扬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后来高适也有“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别韦参军》）“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
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谈到王勃的诗对后来诗歌的贡献时说：“正如太阳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我们不妨把这首诗看作黎明女神项链上的一颗明珠，去领略它那迷人的魅力。

第四节  陈子昂与张若虚

    陈子昂：
初唐文学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努力，有沈宋等人在声律方面的总结，四杰对浓郁情感与壮大气势的追求，宫体诗逐渐让位于市井民间与江山塞漠的诗作，实现了题材范围的扩大。在此基础上，一个杰出的人物陈子昂应运而生了。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说：
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xi）然，质文一变。  （《全唐文》卷二三八）
一、生平：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人。自幼具有豪侠浪漫的性格，（与博徒游）八岁才立志读书，二十四岁中进士。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观，莫识，子昂突出，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余善此乐，问可得闻，曰：明日可集宣阳里，第二天，大宴来客，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弛走京师，不为人知，这乐器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名满京都。26岁时随乔知之征突厥，熟悉了西北边陲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34岁那年以“误识凶人，坐缘逆党”下狱论死。大概指交通不忠于武周王朝的人。35岁放出，官复原职，36岁随武攸宜征契丹。多次进谏，武攸宜不听从，陈请分兵万人为前驱，也不同意。37岁战争结束，还任右拾遗。38岁归隐，不久被县令段简逮捕下狱。受诬害而死，年四十二岁。对于县令迫死京官一事，史学界讨论很多，一般认为段是受武三思指使。
二、诗歌理论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是在初唐四杰要求浓郁的情感与壮大的气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四杰并没有彻底摆脱六朝宫体诗的影响。只有陈子昂是坚决要求废除齐梁文风，恢复汉魏风骨，他的理论主张集中表现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一、兴寄，指比兴与寄托，比兴是表现手法，寄托是寓意，以比兴表现寓意，关键在于寓意，刘勰、钟嵘也提寓意，陈子昂比较接近刘勰，强调“道”即王政兴衰之道。对于太康、元嘉时代的文学也一律否定，斥之为“彩丽竟繁”，有些偏颇。皎然《诗式》批评他“复多变少”，复古多，变化少。二、风骨，风指感情，骨指气势，风就是“音情顿挫”，骨就是“骨气端翔”，陈的风骨有兴寄内容在，与王政兴废紧密联系，这样“风”所指的情就不是儿女之情，而是政治感情，“骨”也就是从“闻道”中派生出来的气势。这样强调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在当时是必要的，与唐太宗等人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文学与政治实际也确实不可分离，但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也会影响文学的发展。
陈子昂的贡献在于（1）在近体诗风行之时，为古体诗在诗坛上争了一席地盘，此后唐诗园地中古体近体双蜂并峙，同时流行。（2）把诗歌创作从宫庭引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的风云气象。（3）强调了一种浓烈昂扬的感情力量的抒发，以后风骨成为盛唐诗歌的重要审美追求与时代风貌。缺点在于（1）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过头了，（2）对六朝诗风批判的方法有些绝对化，六朝诗歌创作积累的声律、词采、形象、意境等好的方面几乎都被他遗弃了。
三、创作：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代表作有感遇诗38首。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风格上是苍凉悲壮的，他不取细腻描写，而只是用简练的语言作粗线条的勾勒。但由于能够正确地抓住内心世界的感受及周围环境的特征，艺术感染力还是较强的。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不是十分完美的，陈诗缺点在于形象不够丰富，语言也不够生动，往往以议论代替形象，给人枯燥的感觉。清代姚范（姚鼐叔）说：“风骨矫拔，而才韵犹有未充”。另外对七言诗不注意，集中没有一首，而七言诗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比五言更通俗，而且富于音乐性（唐诗入乐的大多为七绝），这是陈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缺点。
[作品]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前两句写登台所产生的思想感情，前不见古人，指燕昭王这样的贤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后不见来者，往后也再见不到燕昭王这样的贤君了，在古今变异的情况下，表现自己的生不逢时，这是纵览历史。后两句把思想感情再推进一步，刻划诗人登台的心境，念天地之悠悠，念有思索，考虑意，天地空旷无垠，这是横览宇宙，从纵横时空两个方面抒发了自己的生不逢时，从而“独怆然而泣下”，独，表现自己孑然一身，登高望远，纵怀古今，却没有自己一块施展抱负之地，怎不令英雄怆然泣下。李泽厚所说：“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满腹牢骚，一腔愤慨的，但他所表达的却是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它豪壮而并不悲痛”。（《美的历程》）这种壮大的浓烈的感情，也就是将要流动于盛唐诗歌的生命之泉；也就是陈子昂所追求的风骨。
张若虚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他在这诗中所表现的，实质上与陈子昂诗中表现的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是感悟人生，体认哲理，纵览历史，横观宇宙。不过陈子昂出之以慷慨悲歌，苍凉浑茫，而张若虚出之以明丽流畅，轻快纯美，情趣不同，情思则一。这是那一初唐时代给予他们的共同精神财富。所以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张若虚与陈子昂大致同时，生平材料很少，只知道他是扬州人，曾做过兖州兵曹，唐中宗神龙年间已扬名京都，玄宗开元初与贺知章、张旭、包融称“吴中四士”，诗只留下两首，另一首为《代答闺梦还》。这首《春江花月夜》前人认为“孤篇压全唐”。闻一多：“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作品]              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是古乐府·清商曲吴声歌旧题，据说是陈后主创制的，隋炀帝也写过这个题目，都是浮华艳丽的宫体诗。张诗虽是用旧题，题材又是汉末以来屡见不鲜的游子思妇的离愁，却开拓出新的意境，表现出新的情趣，以月生到月落为时间线索，把客观景物描写与梦幻一般的情感抒发结合在一起，亦虚亦实，忽此忽彼，跳动而断续，有时简直让人把握不住写的究竟是什么，可是又使人觉得有深邃的、丰富的东西蕴涵在里面。也可以说是在迷离朦胧的环境气氛中表现一种情感与哲理。
全诗三十六句，四句一转韵，共九韵，似乎是九首七绝的联缀。但又是完整的乐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写景，表现一种氛围，中八句为第二部分，表现宇宙人生的哲理，后二十句为第三部分，以具体的思妇游子的离愁表现人生的感情，整首诗的脉络是由实到虚再到实。
初唐文学的发展应该说基本是健康的，上官仪、沈、宋代表的宫体诗为唐诗繁荣做了格律方面的探求与总结，此后，初唐诗歌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初唐四杰与刘希夷、张若虚对宫体诗的引导，从宫庭引向市井，从台阁引向江山塞漠，另一条是陈子昂（此前，还有四杰，尤其王勃、杨炯）对宫体诗的否定，强调风骨与兴寄，从而相反相成，吸收历代诗歌的成就，包括宫体诗在内的成就，终于找到了创造自己的时代所需要的理想文学的道路。

第二章  边塞诗派

边塞诗派与山水田园诗派的划分不知起于何时，实际上是不科学的。边塞就不是山水?当然，两类诗的区别是明显的,除了题材一写内地生活，一写边境生活外，从审美角度看，一写动的山水，一写静的山水，一写大的山水，一写小的山水，一写壮美的山水，一写优美的山水。而静、小、优美更能显示中国文化总体风貌，动、大、壮美则是盛唐风貌。
 经过初唐一百年间的准备，文学迎来了他的繁荣时期。这种繁荣与唐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理想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门阀势力的被摧毁，使得大批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他们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他们充满希望，自信与理想，他们的豪雄气概与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一切都带着明朗的基调与乐观的情绪，盛唐文学的总的风貌应该说是理想主义。
一般谈到盛唐诗派，总是先讲王维、孟浩然，先讲山水田园诗派，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诗派的出现，山水诗派确乎先于边塞诗派，但是作为一种积极入世的政治态度，作为这种政治态度在文人笔下的表现，先出现的应该说还是边塞诗，因为展现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入世道路首先还是边塞军功，初唐四杰杨炯诗中就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言壮语。在初唐东征西讨的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唐代知识分子决不是宋以后的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他们出入边关，习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即使没有到过边关，也要写作一些反映边塞生活的诗，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时的风尚，而李白这位大诗人更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釰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一付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风貌。所以边塞诗以及反映征夫思妇的诗在许多诗人笔下都有反映，包括王维、孟浩然这些山水田园诗人在内。同时，初唐时期对风骨的美学追求也在这种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对风骨的理解，有许多说法，而大同小异。我们不是谈理论，故取其中一种加以解释。在陈子昂一节中，我们已经讲过，风指情感，骨指气势，具体讲，陈子昂要求的是浓郁的情感与壮大的气势。当然，陈子昂还有着“闻道”即王政兴废的内容在，这一点，盛唐诗人恐怕并没有完全遵循，他们表现的是理想与抱负，与王政兴废虽有联系，却不等于王政兴废。他们只是抒发一种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壮志豪情。而盛唐风骨与建安风骨也有不同，同样是表现浓郁情感与壮大气势，而这种强烈壮大的情感的力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色彩，盛唐与建安不同，建安风骨的色彩是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盛唐风骨抛弃掉了那种悲凉情调，代之以昂扬明朗的色彩，他们也写离愁别绪，也写失意悲慨，也写纵酒狎妓，而不论写什么，都不低沉，不颓废，总是洋溢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所有这些在边塞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即使山水田园诗中也一样流注着这种昂扬明朗的基调。下面我们先介绍早出的边塞诗人王之涣（688—742）、比高适稍早的王昌龄（698—757），再重点介绍高适（702—765）、岑参（715—770）。
王之涣，官职小而诗名大，只当过衡水县主簿、文安县尉。他是盛唐时代重要诗人之一，但流传下来的有关材料很少，《全唐诗》仅录他六首诗。
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白日依山尽”的山是中条山，气势宏伟，它的主峰雪花山在楼东十五里处，故登楼即见山。写“白日”是为了写山，一个“依”字，一个“尽”字，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山就表现出来了，而这座大山上还浮着一个太阳，真是奇丽壮伟之景。落日衔山，还可以看出诗人站了很久，望得出神，看着白日一点一点的移动，终于依山而尽，既写景，又写人物的活动，人物的情感。看了山景，再掉过眼光看下面的黄河，是水景，而“黄河入海流”，诗人并不能见到，只能看到黄河水滚滚东流，而加以想象，是虚，这两句写得虚，比实好，留下无限想象空间，这就自然过渡到下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两句是抒情还是说理？现在人们往往引用这两句来说理，而王之焕当年恐怕不是说理，唐诗不以理趣见长，而以情韵取胜，他只是从一二两句所见的壮阔景色中激发出一种登高望远的感情，他渴望见到整个天地宇宙的宏伟壮观，让万里山河尽入胸怀。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盛唐时期那强健地跳动着的时代脉搏，领略到盛唐知识分子那种开阔的胸襟眼界与高昂壮大的情怀。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地感受与领悟，不同于宋代诗人的故意议论。当然，今天把他当作哲理诗来引用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诗的形象往往大于诗人的主观思维。
这首诗的情感色彩是昂扬开朗的，同样是写落日，晚唐就没有这样开朗的情调了。李商隐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美好但迟暮，给人一种中老年人迟暮之感，而这儿跳动的却是青春少年的强壮脉搏，李诗反映了晚唐时代国势衰颓，知识分子没有出路的痛苦心态，是对唐王朝即将逝去的一曲挽歌，王之涣却表现出一种国力强盛下的知识分子进取精神与开阔胸襟。             
王昌龄，生平史料亦缺，年龄大概与王之焕相上下，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二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官校书郎，与孟浩然交游，出为汜水尉，大约在开元27年贬岭南，第二年北归，游襄阳，访孟浩然，时孟浩然疾疹发背，食鲜疾动，遂致暴死。王28年回京，又被任为江宁丞，天宝初年贬龙标尉，李白有诗：“扬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安史乱后还乡，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与陈子昂结局相同。死时不早于755年，不晚于757年，因为757年闾丘晓被张镐所杀。张为河南节度使，调闾带兵到河南，大家都到了，闾后到，张要以军法杀闾，闾求饶说：“有家小，乞求余命。”张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闾不说话了。
王昌龄交游广阔，与李白交谊很深，与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李颀、王之焕等都有交谊，与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崔国辅、储光羲、常建等也有交往。走的地方也多，肯定也到过边塞。有人认为没有到过边塞，但如果没有到过边塞，边塞诗不会写得那样真切动人。留下的诗作可分为三类：1、边塞诗，2、闺怨诗，3、送别留别诗。
诗的成就最高是七绝，当时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有人又推为七绝圣手。诗人中只有李白七绝可以与他媲美。明焦竑《诗评》云：“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清宋荦《漫堂说诗》：“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王夫之甚至认为七绝以王昌龄为第一；“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纇。”（《夕堂永日绪论》）有人又比较王、李，明胡应麟《诗薮》：“大概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词、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作。”清叶燮《原诗》：“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
出 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也是乐府旧题。“秦时明月汉时关”，点地，写景，互文见义，今天的关塞以及照临关塞的明月还是秦汉时的故物，当年月光下的关城就有许多战士戍守，千年以后，还是同样情况，漫长的时代经历了多少战事，而秦月汉关正是历史的见证。开头从历史到现实，从纵横两个方面展开雄阔的画面，而引发出下句的情：“万里长征人未还”。由于长征万里，久久不还，对着历史的见证：雄关明月，自然勾起战士们对民族与个人的遭遇的深沉思考。以上两句由景到情，景中蕴情，情由景生，含义就丰厚了。后两句转出正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只要有飞将军李广在，就决不会让胡马度过阴山，边境太平无事。想到李广，也是由前两句的历史的思考引出的。从古到今，总有边患，总要防御，但在汉代，却有李广这样的威震敌胆的英雄，今天为什么不能重用这样的人才呢？沈祖棻认为这两句表现“对现今将领之不满”，我觉得，与其说是不满，不如说是期望，因为并不是唐代没有这样的将军。
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二十岁时西游长安猎取功名，却失意而归。以后离开长安，过漫游生活，三十多岁时曾到过蓟州，天宝三年秋曾与李白、杜甫同游于汴宋。八年荐举有道科，中第，得官封丘尉。十一载，高在京师与诗人杜甫、岑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赋诗，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十四载，佐哥舒翰守潼关，抵御安史乱军。潼关战败，哥舒翰被擒，高适逃走。玄宗逃到西川，高适从小路追上。后得肃宗赏识，提拔为淮南节度使，以后为宦官李辅国所短，改官太子少詹事，又任蜀、彭两州刺史，西川节度使，终散骑长侍。唐诗人中高适官当得最大，《旧唐书·本传》说：“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高适是边塞诗派重要作家，与岑参并称高岑，《旧唐书·高适传》说他“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作”。《新唐书·高适传》亦说：“年五十始为诗”。《唐才子传》亦云：“年五十始学为诗”，这是错误的，也许五十岁时诗名才著。高适的诗音响浏亮，语言整饬，风骨遒上，抒情性较强。
   燕歌行
《燕歌行》为乐府旧题，一般写征夫思妇的哀情离恨，从曹丕最初写出那首有名的七言诗以来，陆机、谢灵运、庾信等都写过，高适此诗在融汇前人征夫思妇内容的同时，另铸新意，把主题移到边塞军事上，描写边庭将士紧张激烈的战斗生活，赞颂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又写出军中的苦乐不均，征夫思妇的相思之苦，内容深广，容量巨大，是同类主题中少见的，也是边塞诗中少见的，成为高适诗歌的代表作，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同时也是《燕歌行》类诗中成就最高的一首。
结构特点：双线主从结构。
全诗内容丰富，表现战士苦战（战士军前半死生，力尽关山未解围），将帅轻敌无能（身当恩遇常轻敌），不恤士卒（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战士思乡（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筯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及为国献身的英雄气概（死节从来岂顾勋）。用双线主从结构，一条主线写边塞征战，一条副线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思。主线中又写了苦战与苦乐不均、将帅无能，而以士卒献身精神为主线中的主线，主次分明。随着两条线索的展开，情绪也由扬（到“力尽关山未解围”）到抑（到“绝域苍茫无所有”）到扬（到篇末），主线强调的壮烈气氛与副线渲染的悲戚情调融汇成悲壮的旋律。
岑参（715—770），生卒年说法很多。作品选所定年限是根据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而来，现据闻一多文介绍一下生平。河南人，父亲曾任仙州、晋州刺史，早逝，岑参由哥哥抚养长大。二十岁到长安，献书求仕，没有结果。三十岁中进士，三十五岁到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掌书记，来到安西，三十七岁时，高仙芝兵败还朝，岑参没有参加战事，也于是年返长安，三十八岁（天宝十一载）在长安与杜、高等登慈恩寺赋诗，他的诗写得最好。四十岁入封常清幕府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第二年安史乱起，岑在安西没有回京，四十三岁，杜甫等五人荐岑可任谏职，回京为右补阙，五十一岁出为嘉州刺史。五十六岁死于成都。两次边地生活改变了他的诗风，以雄健之笔描写边地奇诡风光。
岑参与高适是边塞诗的主将，共同之处在于表现高昂明朗的感情与雄浑壮大的气势，也就是风骨。而高岑又有不同，比较一下两人的不同之处是很有意思的，高诗倾向于写实，岑诗则倾向于浪漫。高适善于抒发情感，揭示重大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岑诗善于描写景致，边地风光表现得光怪陆离，这是高诗没有的。在形式上，高诗整饬，多偶句，岑诗则奔放跳跃，变化多姿，多散句，岑诗可以归结为一个“奇”字，殷璠说他：“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杜甫赠岑参诗云：“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虽指个性，亦可指其诗作。他的诗当时流传也很广，杜確在《岑嘉州诗集序》中说：“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首诗共十八句，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十句写雪，后八句写送别，大家注意怎样把雪与送别结合起来。
艺术特色：新奇的描写给人新奇的感受。
送行在边塞是常事，普遍题材。作者却表现得瑰丽雄奇，充满浪漫情调。“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翰海阑干百尺冰”是边地奇观，而珠帘、罗幕、胡裘、锦衾、角弓、铁衣又是军营特色，胡琴、琵琶、羌笛是异国情调，再加上“风掣红旗冻不翻”的军营风雪严寒景象的生动描写，红与白的奇丽对照，“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新奇比喻，组成了一幅无比奇异壮伟的边地典型画面。一切都新奇，一切都有诗意，充满艺术魅力。这是由于作者善于发现生活中美的因素，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美到处都有，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第三章 盛唐山水田园诗人
   中国的山水田园诗由来久远，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歌唱农业劳动的诗，也出现了对山水的描写，不过山水田园在诗中只是背景，是配角，是起兴，如“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泉水》）魏晋时期儒学衰退，而老庄盛行，在玄言诗中也表现出这些隐逸之士对山水的留恋。山水诗的真正出现，在于老庄哲学的再次告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这就是二谢山水诗的出现。但二谢写景，多着眼于景物外形，描写虽细腻，不能抓住景物的神韵，情与景是分离的。东晋的陶渊明则是第一个写作田园诗的大诗人，他的诗达到了情与景的交融。山水田园诗在中国的盛行，大概与我们的农业文化有关，人与大自然的亲近有关。歌德说过：“在中国，人与自然总是生活在一起。”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中国人总是神秘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召唤，感觉与自然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呼应，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我们民族描写自然山水的诗比哪个民族都多。从审美看，我们文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就是意境，这是其他文化没有的一个审美范畴。而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心物相通，人与大自然的合而为一。
到了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出现了鼎盛状态，这既与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有关（纵向），也与盛唐人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有关（横向）。他们在山水田园诗中创造的，已经不是谢灵运“有句无篇”的佳句，而是整体的、无工可见、无迹可求的完美诗境。诗人的注意在于捕捉并描摹一种意境氛围，这就是一种兴象玲珑的意境。兴是感兴，象是形象，也就是情与景融为一体，达到兴在象中，兴在象外，从此，完美的诗境创造提到诗歌创作日程上来了。
“兴象”一词由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提出，他批评齐梁诗风“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评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孟浩然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这是对盛唐诗歌一个方面特色的理论概括。此后，中唐理论家对此进一步发挥，如刘禹锡“境生于象外”。晚唐司空图《诗品》实际最推崇王孟诗，就是从意境、兴象出发，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也是如此。可以说，古代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所总结的基本就是这一理论，也可以说是对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审美追求的总结与肯定。这当然与民族的文化审美趣味有关。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作家是孟浩然、王维，此外还有储光羲、常建、裴迪等人。我们介绍孟浩然与王维。
孟浩然（689—740年），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闭门苦读，曾隐居鹿门山，年四十，游京师，应进士考试，未中，但诗名开始流传。王维曾私邀他到翰林院（或秘书省）赋诗，孟吟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座叹服。一次在内署谈诗，玄宗突然来了，孟只好藏到床下。玄宗问是谁，王维说是布衣孟浩然，于是召出念诗，孟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玄宗不高兴，说：“我没有抛弃你，只是你自己不求进取，何不吟‘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呢”？于是放归襄阳。以上说法据新、旧《唐书》、《唐摭言·无官受黜》、《唐诗纪事》，互相亦有差异，可靠性也难讲。一般说孟仅入长安一次，后来说两次，我曾写了两篇文章，考证孟入长安有三次。孟回襄阳后，曾漫游江淮吴越。四十五岁时，应山南采访使韩朝宗之请入京，大概朝宗入奏后召他一起见玄宗，他正与朋友喝酒，居然未去，又失去一次作官机会。开元25年，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召为从事，而后又回襄阳隐居。开元28年，王昌龄过襄阳，时孟病疽，喝酒食鲜而发病，死于襄阳。
孟浩然一生未仕，所以以前一般人总认为他是坚决不想作官的，如李白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而过去传为王维画的孟浩然象是“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唐张洎题识）（款段马：《后汉书》：“乘下泽车，御款段马”，注：款犹缓也，言形段迟缓也。）其实，孟浩然对入仕也是很热衷的，如诗云“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前举“不才明主弃”诗及《临洞庭》“欲渡无舟楫，端居恥圣明”，只是在一次次碰壁后才失望了。这其实也不奇怪，盛唐诗人处在那样兴旺的时代，个个热中功名，不热中反而奇怪了。
孟浩然年辈较长，比王维、李白大十二岁，比杜甫大二十三岁，比高适、岑参都大，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开派人物。他的诗以五言为主，风格是清淡。可以说“淡”正是山水诗的主要特征。闻一多评价孟诗：“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唐诗杂论·孟浩然》）缺点是韵高才短，他的诗大多为短篇，以五律为多，陆游曾指出后四句每觉气索。（《渭南文集·跋孟浩然诗集》）苏轼指出：（孟）“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后山诗话》引）
[作品]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的田园诗并不多，《过故人庄》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从诗题看，访问老朋友的村庄，写乡村访友。首联写访问老朋友的原因。既点明了老朋友的身份，又点明了一个“庄”字，所以开头即点题。颔联写赴约途中所见的故人庄，写得风景优美明丽，用词色彩很淡，表现出诗人愉快满足的感情，情景交融，产生一种兴象，意境。颈联写与故人宴饮的情况。农村景色写得安静而优美，谈话内容是春种秋收，朝耕暮作，这种生活，与官场上的污浊空气相比，是清新、干净的，表现出主客心情的淡泊恬静。尾联没有写与主人道别，道谢，也没有写两情依依，不忍相别，却以再约会期作结，别出蹊径，不落俗套。同时，从感情抒发看，一、是表现了诗人对这次拜访的满意，二、是表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这首诗好在平淡，平均分散在诗中，淡到看不见诗。从王勃送别诗到高适“天下谁人不识君”，到孟诗“还来就菊花”，我们感受到了盛唐人的乐观开朗，尽管也有依依惜别之句，如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却总是跃动着一种明朗、愉快、乐观的基调，与宋词中的“执手相看淚眼，竟无语凝咽”的生离死别是大相径庭的。
这首诗按时间顺序来写，风格体现了孟诗的平淡，在技巧上不雕琢，语言朴实而准确，如“合”、“斜”，恰当地表现出乡村宁静景色，与诗人愉悦心情。似乎是随口吟出，只是平淡地写了这件事的经过，但在平淡的叙述背后，却饱含着诗人浓烈的感情，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与对官场的厌弃。所以平淡不是白开水，而是骨子中饱含感情的表面平淡，古代美学对平淡的追求是十分明显的，实际表面平淡的写景就是骨子里抒发浓烈之情，就象盐化在水中，看不到盐，而处处感到咸味。兴象、意境的追求恐怕也最注重这种平淡的风格。孟浩然此诗明显看出受到陶诗影响，风格都是平淡。
  王维，字摩诘，来自佛经《维摩诘经》，看出王维的佛教思想。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多才多艺，不仅能诗，而且精通书画音乐。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四十岁，张九龄罢相为界。前期与盛唐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开朗，充满入世思想。21岁中进士，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张九龄为相，他写诗自陈，得张九龄赏识，任为右拾遗。张九龄罢相，王维随之消沉。唐代社会矛盾尖锐化，可以张九龄罢相为界，以后任李杜甫、杨国忠，政治腐败。王维买下宋之问的辋川别业，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安史乱起，王维被俘，被迫受伪职，不敢反抗，只好吃药装哑巴，企图摆脱。一次安禄山在凝碧池举行宴会，把玄宗的乐工全部找来伴奏，雷海青把乐器摔坏，向西边大哭，安禄山把他支解于试马殿。王维当时被拘系于菩提寺，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来乱平，肃宗回长安，处罚投降安史的官吏，王维由于此诗没有处分，重新作官，当到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当时名声很大。《旧唐书·本传》称其“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创作比较复杂，前期写了不少从军、出塞、游侠之类诗，如《老将行》、《少年行》等，后期隐居辋州别业，大量创作山水诗。他的山水诗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景象阔大，如《终南山》、《江汉临泛》、《使至塞上》等，但数量不多，更多的是另一类写景小诗。在这类诗中，他以诗人画家兼音乐家的特点，善于抓住景物在特殊环境下的光彩、声响、动态来揭示大自然的美，表现的主题是静，这与他的佛教禅宗思想有关，但往往是寓动于静，以动衬静，尽管是写静景，却充满了一派勃勃生机，这又与盛唐的时代气息有关了。总之，我们欣赏王维的诗，一要抓住诗中的画意，正如苏轼所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画家，南宗水墨画即文人画的创始人，北宗李思训画金碧山水）二要抓住王维诗中的禅意即哲理，正如明胡应麟《诗藪》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
[作品]               山居秋暝
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
首联以素描手法铺出了整个画面的基调。出句展现雨后山村，对句显示秋天黄昏，点明了山居秋暝的主题，唐诗很重视题目，往往每一个字在诗中都有着落。空山的“空”字不仅描绘了山村寂静空旷的“景”，而且抒发了心情的空寂，达到以景衬情，产生优美的诗境。“晚来秋”点出时间，与出句配合，极其自然地构成了一种明丽爽朗的环境，使人耳目一新，身心透凉。中二联全力描写山中秋天的晚景即“山居秋暝”的主题。王维山水诗爱写空写静，与他的禅宗思想有关，但他又生活在开朗乐观的盛唐，所以他笔下的静景又不显得冷寂、枯索，而是生意盎然的。从写法看，他往往是采取以动显静，寓静于动的写法，“明月”两句，上句写所见，下句写所闻，这一联专写山水。颈联“竹喧”两句反过来，上句所闻，下句所见，这一联以“喧”“动”两个动词衬托静景，而喧动中有人物在，与上联专写山水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副绝妙的山水人物画。中二联用四个动词，似乎一片飞动热闹，与作者所要表现的幽静意境却不抵触，反而相反相成地紧密结合。写出了事物的动态不是为了破坏这幽静，而是为了烘托它，人们从这些看来喧闹的景物中很自然地体味出一种和平恬静，体味出恬静中的一片活泼生机，这就是动与静的艺术辩证法。（最早的有南朝王籍《入若耶溪》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二联绘声绘色，情景交融，把秋天傍晚写得如此活泼清新而又幽深迷人，成为传诵的名句，可见古人笔下的秋，也不尽是萧瑟的。这几句一向为人称道，只有沈德潜不以为然，他在《说诗晬语》中说：“中二联不宜纯乎写景，如‘明月……下渔舟’，景象虽工，岂为模楷？”沈说是一般情况，律诗中二联，一般是一联写景，一联抒情，但不可一概而论，更重要的是盛唐诗人往往在于创造一种意境氛围，情与景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王诗写景而愉悦之情透出纸面。尾联反用刘安《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意思，说春花虽然凋谢，山中秋晚景致仍然幽美，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因此王孙仍然可以留在山中。这就在篇末点题，表明自己厌倦官场，渴望回归山林的心情。
艺术特色：熔绘画、音乐、诗歌于一炉。
   第四章   李白
盛唐诗歌的代表是李白，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李白都堪称那一时代诗歌的顶峰。时代是封建社会的青年时代，诗歌是诗歌史上的青春时期。李白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饮酒赋诗，尽情欢乐，不满现实，指斥人生，他的诗痛快淋漓，天才挥洒，冲破一切旧框框，打破一切拘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而又美妙无比，不可思议，充分表现了青春的欢乐与骄傲。中华文化的那种“根”上的东西，那种汉唐时的元气、底气与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生平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隋末迁西域。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直生活到四岁。下面把他五岁以来的经历分五个时期给大家介绍一下。
1）、蜀中时期（705——725）5岁——25岁
李白五岁时全家由碎叶迁到四川彰明县青莲乡，故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他家可能是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因此不全是儒家的（与杜甫不同）。自己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游神仙”，“十五好釰术”，（《与韩荆州书》）（六甲、百家、奇书都是儒家以外的书，主要是道家的书，“游神仙”是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曾经接近过戴天山的道士和纵横家赵蕤，所以思想很复杂，但主要是儒家、道家与纵横家及游侠的思想。传说他曾经因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武功是很好的，唐代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的。二十岁以后，李白开始在蜀中漫游，游览巴山蜀水，对他性格与诗风形成有很大影响，后来还常常回忆：“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见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2）、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时期（25岁——42岁）（725——742）
25岁时，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他“仗釰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后来娶了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在湖北安陆定居下来，而漫游了半个中国（在长江流域），目的是扩大影响，实现抱负，他曾经给荆州长史韩朝宗上过书，希望能得到他的引见，又先后与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以退为进，唐代隐居有时是终南捷径，但终于没能得到朝庭重视与重用，他自己说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侄耑游庐山序》）
3）、长安时期（42——44岁）（742——744）
由于道士吴筠的引见，被玄宗请到长安，这一年是天宝元年。玄宗妹妹玉真公主也是女道士，想见李白，于是李白离开南陵（此前，李白举家离开安陆，先居山东任城，后到安徽南陵），天真的诗人以为可以实现理想了，写下了一首充满激情与理想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得意忘形。来到京师，太子宾客、著名诗人贺知章一见大奇，呼为“谪仙人”，并解金龟换酒，与李白尽醉，见李白《蜀道难》诗，未读完，称叹四次。从此诗名大振。玄宗也隆重接见他，就象汉高祖对“商山四皓”一样，以七宝床赐食，亲手调羹给李白吃，从此供奉翰林，曾为玄宗写过《出师诏》和《答蕃书》。《答蕃书》后来在民间传为《吓蛮书》，据说李白醉草此文时，要高力士脱靴，真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杜甫《饮中八仙歌》也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蔑视权贵，无视封建秩序的个性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因此也遭到许多人的嫉恨。高力士在杨贵妃面前进谗，一次杨与玄宗在兴庆宫沉香亭赏牡丹，叫李白即席赋诗，李白赋《清平调》三首，由名歌手李龟年配乐演唱。后来杨吟唱这三首诗时，高力士说“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以飞燕指妃子，比得很贱。从此高、杨嫉恨李，还有前宰相张说的儿子、玄宗女婿、与李白同供奉翰林的张洎也谗毁李白。玄宗对李白也不过是作为御用文人，并不重用他，当时的玄宗重用李林甫，不理朝政，国家已经危机四伏，李白在京城也无事可干，最终被赐金还山。4）、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44——55岁）（744——755）
李白离开长安后，先到洛阳，认识了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两人在思想、性格、理想、抱负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杜甫的抱负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完全一致。杜甫受儒家影响深，但也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两人一起漫游，后来又到梁宋，遇到高适，三人在梁宋游历了几个月，又同去齐州拜访北海太守李邕。李邕，大学者李善的儿子，唐代著名书法家，性格刚毅正直，武后时曾弹劾过宠臣张易之与张昌宗兄弟。李白写下了《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经常以大鹏自比，来自庄子《逍遥游》，表现自己的抱负，这一意象特点可以写一篇论文。以后李、杜在东鲁石门山分手。后来杜甫回忆这一段生活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位光照千秋的伟大诗人，在这先后约半年的相处日子里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他和杜甫别后的十年间，又南游扬州、金陵、宣城、秋浦；北游邯郸、幽州，西游梁苑、嵩山、襄阳等地。这十年是唐危机加深的十年，也是李白苦闷和殷忧加深的十年，同时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潮时期。
5）、安史之乱时期（55——62岁）（755——762年）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带家人到江南避难，隐居在庐山。此时玄宗颁发“制置”诏，以太子李亨经略黄河流域，十六子永王李璘经略长江流域。永王领兵下金陵，经过浔阳，知李白隐庐山，招致幕府。李白认为可以一展宏图，扫尽叛尘，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中有：“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以谢安自比。但永王后与李亨（肃宗）争帝位，被杀。李白被判流放夜郎（贵州），58岁的老诗人走上流放的路，心中十分悲怆：“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赠别郑判官》）以屈原流放自比。乾元二年（759年）二月，朝廷因关中大旱，宣布大赦，李白还未到夜郎就重获自由，从奉节雇船东归，著名的《早发白帝城》就写于此时：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笔调明朗轻快，表现遇赦的欢快情绪。上元二年（761年）李光弼率军平安史余党，李白又激起报国雄心，打算赶到临淮，但走到半途，因病折回金陵，秋天到当塗，投靠族叔县令李阳冰，第二年病逝于当塗，终年62岁。把一生著作交给李阳冰，李阳冰编成《草堂集》十卷，但没有流传下来。诗人临终总结一生，写下最后一首诗《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再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九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落泪呢？
   二、思想
李白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从他的读书与经历看，有道家、儒家、纵横家、侠士等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李白。
要了解李白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唐代统治者并没有把儒家定为一尊。相反，由于皇帝姓李，老子的地位很高，佛教在唐代也很兴盛，这种宗教上的兼收并蓄使得唐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解放。李白又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而不是世代作官、奉儒守法的家庭（如杜甫），再加上他复杂的个人经历，不断为理想去奋斗，又不断遭受理想破灭的痛苦，他的思想就显现出一种复杂状态。他的思想应该说是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老子、孔子的思想，他引用，表现的孔子、老子的话都是经过自己改造的，比如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他接受了，但儒家的封建礼教，白首章句等迁腐的东西他是反对的，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肯定，但他又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嘲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甚至孔子他也嘲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或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
对道家思想，他最欣赏的是那种绝对自由的思想。这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一直到王国维、陈寅恪，陈寅恪撰王国维纪念碑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赞美许由、巢父一流人物，鄙夷权贵，有一种反抗精神。但对道家那种虚无主义、极端自私的生活态度他又加以扬弃。
纵横家思想，李白也有。唐代刘全白说他“好纵横术”（《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云：“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别内赴征》云：“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赠崔侍御》云：“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李白最欣赏的鲁仲连实际也富于纵横策士的气味。李白不愿走科举道路，他希望由布衣而卿相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但是纵横家那种醉心于爵位权势，却是李白鄙弃的，他追求的是功成身退。
李白还有游侠思想。他“十五好釰术”，曾经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欣赏“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侯赢和朱亥。
所有这些思想的结合，形成了李白的思想，他的思想是强烈地建功立业的思想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这是儒道、纵横家，游侠思想中积极方面的结合。他希望能辅佐君王，澄清海内，建功立业，万代留名，然后功成身退，悠游海内，保持独立的人格，保持绝对的自由。他不留恋，甚至厌弃官爵禄位，把人格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即使在建功立业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向君王低头，希望能平交诸侯，长揖天子，“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李白的形象，正如李泽厚所描写的，是“一付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这正是那一伟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三、李白诗歌的艺术追求
1、气。明代王世贞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艺苑卮言》卷四）清代叶燮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者乎。”（《原诗·外篇下》）具体讲，李白诗歌气奇，气逸、气壮。
 2、自然之美
盛唐诗人对诗歌的追求还表现在自然之美上，这一点尤其在李白诗歌中表现突出。故明代王世贞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艺苑卮言》卷四）清代叶燮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原诗》）李白的诗学习民歌，喜用乐府古题及五、七言绝句，因为这些体裁比较自由，而不同于律诗的格律森严。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他把这一思想表述得尤为生动形象：  
        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清水芙蓉之美正是一种自然之美，不同于六朝以来的错采镂金的装饰之美。李白诗歌讲究风骨、气象，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而它的浓烈的感情，壮大的气势都是以一种质朴的、自然无华的面貌表现出来的。
自然之美并不是不要锤炼，实际是锤炼到炉火纯青后的反朴归真。一切仿佛是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却蕴含无穷韵味。象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只一句“疑是地上霜”，就把月色的明净清冷完全表现出来，境界全出而又朴素自然，是炼极反朴的功夫。         　                                                    
[作品]                 蜀道难
   《蜀道难》是李白诗歌代表作，李白爱用乐府旧题，看出受民歌的很大影响。
关于这首诗有不少记载，孟棨《本事诗》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復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杜甫赠诗为：“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惊风雨”指《蜀道难》，“泣鬼神”指《乌栖曲》。
诗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写蜀道开辟之难。
第二部分到“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具体写蜀道行路之难。
第三部分，写蜀地之难，环境险恶，不可久留，使蜀道难的主题达于极点。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现在介绍几种说法，并提出自己观点。
本诗主题基本有四说：
1）、认为是为杜甫、房琯担忧而作。
2）、认为是规劝唐玄宗而作。安史乱起，明皇入蜀，李白认为蜀地不可久居，而作此诗。
3）、认为是讽刺章仇兼琼。
4）、认为只是歌咏蜀地山川。李白是蜀人，《蜀道难》是古乐府旧题，李白运用旧题写乡国山川，别无寓意。
现在分析一下，（1）（2）两说时间不符，第三说刺章仇，也不可靠。看来还是第四说比较客观。但还须加以补充。一，近人认为这是李白送友人入蜀所作，诗中所指的“君”即指此。王运熙取此说，詹瑛《李白（蜀道难）本事说》（载《李白诗论丛》）认为送友人王炎入蜀。二，也不能说此诗全无所指。天宝初年，各种社会矛盾已有暴露，李林甫、安禄山等人已经劣迹不少，开元末宰相张九龄就坚决反对李林甫拜相，主张杀了安禄山，而安的问题实际是边将拥兵自重的问题，不仅范阳有，别处也有，因此关心时事的李白在诗中针对蜀中的险阻提出“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警告。不必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一种社会现象。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安史之乱是历史的必然，不在范阳也可在别处，不是安禄山，也可是别人。因此李白此诗对割据的可能表示担忧，后来的藩镇割据就证明了李白的先见之明。
艺术特色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于《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者。”指出了《蜀道难》的特点在于纵逸，在于奇，在于体调独创，其实正是李白诗的气的表现，奇、逸、壮。
将进酒
    汉乐府诗题，古词云：“将进酒，乘大白”。故内容多写饮酒放歌。李白此诗写于天宝十一载。他被赐金还山后，漫游梁宋，与岑勋在嵩山好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作客。诗中的岑夫子、丹丘生即指这两位好友。诗中取饮酒、放歌的本意，以“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萧士赟语）为诗脉，酣畅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悲愤。直抒胸臆，色彩浓烈，气势宏大，很具代表性。
全诗分三部分，开头十四句，中间八句，最后六句。全诗随着诗人的情感旋律而展开，表现一个豪迈纵酒的诗人形象，是李白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开头两个“君不见”，巧妙地引出人生短暂的主题：悲白发，接下来八句从“人生得意”始，由人生苦短翻出纵情享乐，极写友朋相聚之乐，从“与君歌一曲”下八句是诗中之歌，神来之笔，叙说古往今来圣贤寂寞而饮者留名，尤其举出曹植来，表现的是功业未建的愤激之情，最后六句，宕开一笔，又从古到今，到眼前，反客为主，连呼僮儿沽酒，痛饮，结尾点题；“同销万古愁”，表现的是诗人的狂放。情感旋律是悲——乐——愤——狂放。

第五章  处于转折时期的杜甫

以李白代表的盛唐之音，是唐代社会鼎盛时期的产物。但是唐代社会很快就从他的顶峰跌落下来，安史之乱爆发，这种战乱的悲惨现实使诗人很难唱出那些充满理想的欢歌了。文学思想随之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作为这个变化的标志就是杜甫和元结代表的写生民疾苦的创作倾向的出现和讽谕美刺说的提出。
杜甫的生活与创作时代在安史之乱前后，一般把他归入盛唐诗人之列，但是他的主要创作却与盛唐一般作家不同，所以叶适《水心诗话》说：“少陵与唐音终隔一尘，杜诗兴而天下尽废唐人之学矣”。李泽厚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另一种盛唐，“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
杜甫的生活与创作时代在安史之乱前后，一般把他归入盛唐诗人之列，但是他的主要创作却与盛唐一般作家不同，所以叶适《水心诗话》说：“少陵与唐音终隔一尘，杜诗兴而天下尽废唐人之学矣”。李泽厚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另一种盛唐，“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
总之，李白与杜甫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文学倾向与审美追求，李白代表的是盛世，杜甫则是乱世，李白代表的是理想，杜甫则是写实，李白代表的是无可仿效的自然之美，杜甫则是艺术的典范与楷模。杜甫所代表的时代实际是盛唐到中唐的转折时期，具体讲是天宝中到大历中这一段时期，而其巨大影响则在中唐。
一、生平：
    杜甫，字子美，比李白小十一岁，生于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经过肃宗，到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去世，终年59岁，比李白晚死8年，可见杜甫大半生在玄宗时期渡过。作品的主要成就是在玄宗时期及下台以后，从历史看就是安史之乱期间与乱后。
我们把杜甫的生平分四个阶段来讲
1）、读书游历时期（712——746），35岁以前。
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杜甫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七岁即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为他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二十岁（开元十九年，731）他离开书斋，开始了壮游。前后凡三次，时间在十年以上，第一次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诗人24岁，为了参加进士考试，才由江南回到洛阳，没有考中，开元二十四年又开始第二次游历，地区在齐赵（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射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皁枥林，逐兽云雪冈”（《壮游》）。这一点与“十五好釰术”的李白颇为相似。开元二十九年，杜甫30岁，回到洛阳，33岁时在洛阳遇李白，李白从长安被逐，要游梁宋杜甫又开始第三次游历，同游的还有高适。这一时期的诗人是热情，充满理想的，作品中洋溢着勃勃朝气，与其他盛唐诗人并无二致，如《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房兵曹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诗人是现实主义诗人，母宁认为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
2）、长安困守时期（746——755），35——44岁。
  公元746年（天宝五载）诗人来到长安，为了作官。儒家讲的是积极用世，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赠韦左丞》）。杜甫第二年参加进士考试，还是未取。这时期他生活逐渐贫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灸，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甚至开始挨饿受冻。正是这种生活使他开始深入现实，接近人民，认识到当时政治的罪恶本质，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奠定了他的创作方向。一直到755年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兵中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
3）、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45岁——48岁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经过一度逃难，他把家小从奉先转移到鄜州羌村，只身赴灵武投奔肃宗，中途被叛军所俘，押解到长安。他尝到了国破家残的痛苦，写了有名的《春望》、《哀江头》诗。天宝十六载（757年）他冒险从小路逃出长安，回到政府所在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是一个赴国难的忠臣形象。肃宗任他为左拾遗。就在那一个月（五月），他又上疏营救宰相房琯，触怒肃宗，亏得张镐说好话，方免一死。肃宗讨厌杜甫，这年闰八月特许他回鄜州探亲，杜甫当时很留恋，实际倒给了他一个深入民间的机会，有名的《北征》、《羌村三首》写于此时。九月长安收复，杜甫又回到长安，任左拾遗，这一时期诗作雍容典雅，没什么名诗。以后肃宗继续处理与房琯有联系的人，杜在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使杜甫又得到一次深入民间的机会，有名的《三吏》、《三别》就是759年春他由洛阳回华州一路所见广大人民惨痛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一年是杜甫一生最艰难的一年，七月他弃官不做，到秦州（甘肃天水），十月又奔同谷（也在甘肃），生活很苦，全家陷入绝境，十二月又由同谷往成都。这一时期虽只有四年，却经历丰富，大起大落，生活充实，佳作也最多。诗体方面则多用五、七言古体。
4）、漂泊西南时期（760——770），48——59。
 这一时期是杜甫一生的最后十一年，也是唐帝国继续衰落时期。杜甫49岁到成都，依严武，在西郊浣花溪建一草堂，开始了他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为农”生活。762年七月，因避徐知道之乱，杜甫漂泊到梓州（三台）和阆州，直到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时，才回到成都草堂，严武保荐杜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人称杜工部）并拉他作节度使署中参谋，但不到半年又辞职。765年五月，杜甫大概因严武去世而离开成都漂泊各地，最后在766年4月到夔州（奉节），住了两年，写了437首，占现存诗总数30%，平均每月约写20首，可以说是创作丰收时期，体裁上多为律诗，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都充满爱国忧民的热情，而七律这种形式也在杜甫手中成熟，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
768年正月，杜甫想回故乡，乘着自备的一条船飘到湖北江陵，又到公安，湖南岳阳，从此又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的生活，《登岳阳楼》诗云：“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再到潭州（长沙），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逃往衡州，原想投靠郴州的舅父崔伟，但遇大水，停泊“方田驿”，五天没有东西吃，县令送来酒肉，算是没有饿死。杜甫改变主意，又回潭州，冬天，死在由潭州到岳阳的途中，他自己的一条破船上。
 生前落寞，身后萧条。棺木也无法运回家乡，儿子宗文、宗武把灵柩暂寄在岳州昌江县（现为平江县）的小田村。一直到中唐宪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宗武子）把他的遗体归葬偃师，并请诗人元稹作墓志铭。距他的死已经四十三年了。
二、杜甫的思想
李白主要是道家老庄思想，杜甫则主要是儒家思想。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得杜甫始终关怀国事。早年“自比稷与契”，希望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后来虽然对自己入仕希望破灭了，却仍然关注着国家安危，“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希望有吕尚、诸葛亮这样的英雄出来收拾残局。并且能经常正视现实，即使在不断地失望中，在极端困难中，也从不感到绝望，希图出世，很有孔子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性。
儒家虽然轻视劳动人民，却有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这一思想的实质虽为维护封建统治，却起码道出了爱护人民的重要性这一真理。杜甫接受了这一思想，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亲见了人民的苦难而表现为关心、爱护人民。在《咏怀五百字》中就吟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在安史之乱中，他为人民的痛苦而悲恸，这一点在《三吏》、《三别》等诗中看得很清楚。
三）、杜甫的创作和艺术成就
1）、写社会人生的写实倾向。
2）、诗歌体裁的丰富多样。
杜甫在诗歌体裁方面可以说是兼备众体，而都达到了那一诗体的最高成就。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也。”杜甫所用的诗体有古体、乐府、近体五七言律诗、绝句。
3）、诗歌语言的精炼、形象。
4）、诗的韵律精严 。
[作品]                月  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是一首五律，天宝十五载六月，安史叛军攻入长安，杜甫携家逃到鄜州，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杜甫前往灵武报效朝廷，却被叛军抓到长安，在沦陷的长安思念家人，写下这首诗。诗名月夜，故写月夜怀人。诗人不写自己在长安思家，却写妻子在鄜州独看明月，这是从对面着笔。自己孤身一人在长安，可以独看月，妻子在鄜州，有儿女在身边，怎么也是独看呢？这是故意留下漏洞，下面一联自然地加以解释：“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忆长安”是诗的核心，原来妻子看月不是赏月，而是怀人。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所以妻子“独”看。而“遥怜”，又写自己在远处可怜、可惜小儿女的不谙世事，这样不谙世事的小儿女也遭到乱离的灾难，而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使诗人对妻子的独自思念更感到其情难堪了。自然过度到下一联，悬想妻子望月怀人的形象。这一联写得秾丽精工，表现出诗人对妻子的深挚情感。尾联却另出蹊径，写希望，什么时候双双倚在帷幕前，让月光照在两人因团聚而泪干的笑脸之上。
登   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写于大历二年秋天九九重阳节。当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边患仍然严重，吐蕃、回纥纷纷乘虚而入，藩镇拥兵割据，唐王朝再也无力挽回颓势。杜甫本人原在成都依好友严武，但是严武突然去世，蜀地军阀混战，杜甫难以存身，只好于大历元年到夔州，大历二年杜甫55岁，离死只有3年了。诗人长期漂泊，艰苦备尝，晚年多病，故交零落，故于九月九日登高有感，写下这首七律。明代胡应麟誉为古今七律第一首。
 前四句写景，景中含情。首联语言高度浓缩，写了六件有代表性的景物：风、天、猿啸、渚、沙、鸟飞，每一景又用了一个词形容。这是写水，整个首联写近景，景点多，写得密实，浓缩。颔联仍然写景，大处落墨，写整体景物，用了两个形容词，“无边”、“不尽”，写出山高林密，波涛汹涌，同时又渲染一种环境氛围，给人一种壮阔、悲凉之感，这是景中之情。这两句仍是上写山，下写水，而写得较松疏，与首联形成疏密相间的格局，首联是微观，颔联是宏观，首联是工笔，颔联是写意，构成了一幅深秋山水景物图画。后四句抒情，写登高的感慨。颈联抒写悲苦情怀，上句“万里”从空间写自己长期漂泊的困顿遭遇，下句“百年”从时间写自己垂暮多病的孤独处境而如同首联写景密实一样，这一联抒情也密实，有多层含义，前人说：“十四字之间含八意”。最后尾联承颈联进一步写当前艰难困苦的处境与心情。艰难，既是个人处境艰难，又是国步艰难，学习杜诗要掌握一点，他总是把个人与国家民族联系到一起写，故立意高。苦恨，非常恨，繁霜鬓，白发添多，一般解释为个人与国家艰难处境使自己愁，多么恨这白发频添呀！我意不是恨白发，而是恨艰难，倒装句，应是苦恨艰难而导致白发频添，这样境界要高些，而潦倒指衰颓，既然是白发而多病，本来只有唯一一种方法就是举杯浇愁，却因肺病而戒酒，新停浊酒杯，连这也做不到，这样一层跌宕，使愁苦的抒发达到了极点，使人更加感到深沉郁结。尾联的抒情又是比较松疏的，全诗从密与疏方面看，密—疏—密—疏。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横流。
这首诗写于大历三年冬，这年正月杜甫离夔州出三峡，漂泊于湖南湖北之间，当时五十七岁，国家多事（见前），自己多病，而又被人遗忘，故登上岳阳城楼，无限感慨，写下这首五律，胡应鳞誉为盛唐五律第一首，两年以后，杜甫就死在这条破船上。
开头两句写出了渴欲一见而素愿终偿的喜悦，律诗首联不用对仗，这两句却用对仗手法以加强今昔对比。颔联极力描写洞庭湖景色。律诗中二联一般一联景，一联情，五律整首诗四十个字，只有这一联十个字写景，因此要求很严格，必须十分准确形象地写出洞庭湖的阔大景象与烟光水色，这首诗成功还是失败，就系在这十个字上，而且写洞庭湖的名篇早已有之，孟浩然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写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洞庭湖汪洋万顷，好象把处于东边的吴地与南边的楚地这一大片原野分成两半，整个天地日月都在湖上升沉出没。十个字夸张已极地写出了湖的壮伟开阔，后来岳阳楼上就隽刻着孟浩然与杜甫这两付名联，其他诗人再也无法企及了，颔联两句抒情，转到自己身上，“无”“有”二字写出了自己孤独、贫病、飘泊的处境，“乾坤”两句写最大的，“亲朋”两句写最小的。最后诗人感时忧民，凭轩涕泗横流了。我感到他的流泪并不为个人身世出处，那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上面的“亲朋”两句，也不仅是单纯为个人流离而伤感，正因国家多事，诗人老病飘零，无法尽一点匹夫之责，这才在登临之际，引起家国身世的重重感触而老泪纵横了。
第六章古文运动与韩柳
古文是与骈文相对的概念，先讲一下骈文，骈，两马并驾，引伸为两两相对，骈文上下句对仗，还有个特点，上四下六，又叫四六文。产生于六朝时期，而其产生是受到汉代辞赋的影响。辞赋讲究辞藻华丽，用典，铺排。但是骈文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它的艺术形式美的充分展现，它的弱点，局限也暴露出来了，如用典过多，以古事类比，借喻、隐喻今事。把感情装饰起来，更加含蓄、更加婉转、更富有典雅风度，这正是六朝门阀士族心理状态在文学中的表现，再如词采的华丽，大部分作品着意于词语的修饰，往往只有华美词采而内容贫乏，走向反面，浮靡轻艳，华而不实，成为士族阶层浮靡空虚生活中的消闲品，逸乐工具。由此可见，骈文的发展不是实用的需要，而是士族阶层表现自己文化素养、典雅风度的需要，当然也是由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自身特点，努力寻求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把自己从经学中分离出来。这使文学脱离了实用的功利主义目的，由于它完全抛开了功利主义的目的，特别是由于它在形式追求上路子越走越窄，逐渐走向僵化，也就为自己的被否定准备了条件，于是，有讲究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出来，主张复古，主张再由骈而散，来一次否定之否定。这就是我们在绪论中谈到的文学发展的两个方面，表现说与实用说的互相消长。
“古文”这个概念是韩愈提出来的，在《师说》中说：“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古文指先秦两汉的文章，形式特点是质朴自然，奇句单行，不拘形式，恰与骈文相对，古文运动是文风，文体与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
古文运动实际是儒学复古运动的形式方面。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古运动的联系，就体现在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中，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以纠正齐梁以来的文风，这对当时处于儒学复古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可见，古文运动表明了文学又走向了功利主义的实用道路。这是从横向剖析古文运动的发生。
从纵向方面考察，古文运动也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骈体文逐渐暴露出弱点，走向反面，改革文体的要求也就产生了。西魏苏绰作《大诰》，提倡模仿《尚书》，初唐陈子昂在提倡诗歌复古的同时，也要求文体的改变，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孤独及、梁肃、柳冕也都提倡古文，萧颖士、李华并且主张“尊经”，“载道”，柳冕也有文道合一的主张，他们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的理论虽不够完整、明确，但已接近了韩愈的观点，他们的写作实践虽没有完全摆脱骈文的影响，但已逐渐走向散体化，他们为韩柳古文运动开辟了道路。

第二节　韩愈古文运动的理论

韩愈倡导的儒学复古运动和复古运动都是在复古口号下进行的，但并不是完全的复古，可以说在儒学方面是复古，但并没有建立一种新的儒家学派，而在文体方面，革新则是主要的，从理论到实践树立了一种新的文章标准，从而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韩愈古文理论包括文学和文体两个方面。
从古文理论看，他的观点基本可以表述为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也就是内容决定形式。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在（《答李翊书》）中又通过文气说加以表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的气主要指一种气势，一种力量。韩愈的“道”指儒家之道，包括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仁政等，但在具体文章中往往表现为文章的内容，尤其是当他联系到当时知识分子的不公平待遇时，又突破了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的观点，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从文体方面看，韩愈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唯陈言之务去”，要求语言的新颖，另一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要求文句的妥贴、流畅，也就是用新颖的语言创造出妥帖流畅的新文体。

第三节　韩愈的古文

韩愈的古文有政论、书启、赠序、杂说、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拿今天的文体来划分，可大致划分为议论文、叙事或抒情散文与杂文。他的议论文代表作有《原道》、《原毁》、《本政》、《守戒》、《争臣论》、《师说》等，说理透辟，结构严谨，气势充沛。他的散文，叙事类写人记事十分重视形象的鲜明与完整，写人物继承了《史记》中传记文学的特点，善于选择典型事件、细节，通过人物语言、神态、动作，表现人物性格，并在客观的叙述中寄寓强烈的爱憎感情，如《张中丞传后序》。抒情类散文更是感情充沛，真挚感人，如《祭十二郎文》，结合家庭、身世，娓娓倾诉家常琐事，融注了作者恳挚的骨肉感情与宦海浮沉的人生感叹，凄楚动人。他的杂文包括一些赠序与杂说，《杂说》有名的有《说龙篇》、《说马篇》、《获麟解》等。《说马篇》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表现了对知识分子不平遭遇的愤概不平。赠序类有名的有《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等。
[作品]              送李愿归盘谷序
苏轼：“余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东坡题跋·跋退之送李愿序》）
这种“序”是赠序，唐代兴起的文体，一般用于送别，大概起于送别时大家赋诗，成集，写一篇序；后来离开送别诗，专门成为送别的文体。韩愈之前，一般都是骈体文，韩愈提倡古文，故他的赠序以古文来写，这篇序骈散相间、灵活多变。
写作背景：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韩愈34岁，此前他在汴州、徐州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因碰上军队叛乱而丢官，这时到长安求官，处境困厄，心情沉郁。这时他的友人李愿回盘谷去隐居，韩愈写了这篇文章送他，满腹牢骚，诉之笔端，韩愈是主张文章要“不平则鸣”的（送孟东野序），许多文章以发牢骚而著名，如《杂说》，《进学解》等。
内容分析，分三段。
第一段，不写离别时地，从对面着笔，写李愿将去之地盘谷。从环境到得名由来，勾勒了盘谷的山水景物，描绘了一种超俗绝尘的境界，渲染了一种幽深静僻的气氛，同时从介绍得名由来中巧妙地引出下文，为隐士所盘旋，故隐士李愿隐居于此。
第二段，按照通常写法，该写送别场面，告别语言，临别情绪，文章却一字不提，直接写李愿的话。这一部分是文章主要部分，用“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一句提挈。谈了三种人的不同生活境遇和思想情趣。第一种人是达官贵人，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既对朝廷昏乱、官场腐败感到忧虑乃至愤慨，又希望自己能身居要职，名昭于时的矛盾心理。按照儒家传统见解，知识分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那种污浊的世界里，不能达，就要洁身自好，最好的办法是遁迹山林，这就是李愿讲的第二种人。第三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这部分文字最短，但刻划得相当传神。以白描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再现了那些势利小人的嘴脸。处处与一二两种人对比，贤与不肖在对比中明显表现出来。作者不直接表现褒贬，其实爱憎之情藏在字里行间。
第三段用一首抒情意味极浓的诗歌来赞美李愿的隐居。以前赠序多为骈体，后一部分为诗，如王勃《滕王阁序》，也许是从《楚辞》结尾的“乱”来的。韩愈革新文体，前面用散文，但又利用旧形式，这儿用一段楚辞体的歌辞，抒情意味特别浓。
艺术特色
两宾夹一主的写法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第四节柳宗元的古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德宗贞元九年（793）考中进士，顺宗时，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但只有一百四十多天，就遭到残酷迫害，有八人被贬为边郡司马（八司马事件），其中有诗人刘禹锡，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从宪宗元和元年到十年，后改柳州刺史，四年后死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韩愈主要在理论提出方面贡献大，而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柳高于韩，柳宗元散文名作绝大多数产生在永州十年中。
柳宗元的散文基本可分三大类，传记散文，寓言讽刺小品与山水游记。
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这是《史记》人物传记后的一个发展。他往往借题发挥，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揭露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如《捕蛇者说》。《种树郭囊蛇传》有较多的虚构成分，而针弊时政的目的显然。他也写统治阶级中少数优秀人物的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而语言冷峻，不发议论，与韩文风格不同，韩文如海，柳文如山。
寓言讽刺小品把先秦散文中仅作设譬之用的寓言片断，发展为完整的更富文学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地位，同时，注入更为深厚的现实内容，使之成为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如著名的《三戒》。这些寓言故事取材于易见的动物或日常生活现象，比韩愈《杂说》用龙、麟、千里马设喻更为通俗而亲切。
柳的散文最高成就还是山水游记，他是郦道元之后山水游记圣手，他的游记不是纯客观描绘自然，而是渗透着自己痛苦的感受和抑郁情怀，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永州八记》（实际九篇）是代表作，山水中或隐或显地看出作者的影子。他认为西南山水无人赏识，遭到遗弃与埋没，正如他自己一样。而山水对他又不是冷漠的存在，仿佛是亲切的知己，因此他笔下的山水就具有和他的性格相统一的美的特征：高洁、幽邃、澄鲜和凄清，这种自然美是通过对事物洞察幽微的细致刻划表现出来的。
[作品]               始得西山宴游记
解题，柳贬永州后，心情抑郁不平，永州是没有开发的山水之地，奇山异水所在都有，他为寻找精神解脱而游山玩水。正如他一首诗中所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在山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与感情，所以不仅写了山水，也写出了自己独立特行，悠悠乎与灏气俱的人格与情感。
文章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写西山以外的游玩。
写游记，开头却写心情，似乎没有必要，郦道元不这样写，但是这是游山玩水的总的背景、目的，写苦闷，最后通过游玩而解散苦闷。这是文章内在的情感线索。正由于心情不好，才游览永州山水。下面用顶针写法，写西山以外的游玩，似乎很尽兴，渗透着力求以游览和醉梦来解脱精神苦闷的情绪，写这一段是为了为下文作铺垫的，所以用“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总结，而后笔力千钧的一转：“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叫从对面着笔，而“未始知”，是第一次出现“始”字，既点出未知，又暗示西山之游开始，自然过渡到下段。
第二部分又分三层
第一层写始得西山的时、地、经过。“始指异之”，第二次出现“始”字照应“未始知”。
第二层次写西山顶的游玩，文章主要部分。注意两点，一是处处与西山以外的游览对比，1）、发现山水的心情不同， 2）、感受不同， 3）、反应不同。二是文章不但有景，而且有情，“萦青缭白……四望如一”，表现胸襟开阔，“然后知是山之特立”，暗含“始”字（第三次），表现自己高洁、刚直的精神品格。
第三层，写作游记原因及时间。“未始游”，“游于是乎始”，五次出现“始”字，故称“始得西山”。
艺术特色
一是情景交融，二是对比铺垫手法，三是“始”字贯穿全文。

第七章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第一节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这个名词是白居易提出来的，以有别于乐府诗。汉魏乐府是当时的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后文人开始用乐府旧题写时事，这大概起于曹操，如《短歌行》，这种风习到唐代还历久不衰，甚至白居易新乐府出来后，还有人用乐府旧题写时事，如李贺《雁门太守行》，李白最喜欢用乐府旧题，有名的《蜀道难》、《乌栖曲》、《行路难》都是乐府旧题。杜甫开始自创新题，如《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元稹认为是“即事名篇，无复倚傍”。这一传统为元结，顾况所继承。而张王乐府成为元白的先声。张王以后，写新乐府的是李绅，李绅字公垂，元白的好友，以“新题乐府”相标榜，以与传统的古题乐府区别开来的人是李绅，他写了《乐府新题》二十首，元稹和了十二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扩充到五十首，并改名《新乐府》。

第二节白居易与他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迁下邽（陕西渭南县），出身小官僚家庭，祖、父皆以明经及第。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一生以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从入仕到44岁贬江州，是“兼济天下”的时期，他二十九岁举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周厔县尉，《长恨歌》《观刈麦》写于此时，不久又为翰林学士，左拾遗，这就是他自负的“十年之间，三登科第”。他积极从政，屡次上书请革弊政，甚至当面指责宪宗李纯。他这种政治态度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思想，《秦中吟》、《新乐府》就写于此时。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死，白居易上书请捕刺客，这是维护中央集权的，而统治者恨他多次议论政治，说他越职言事（时任赞善大夫，不是言官），又攻击他写《赏花》及《新井》诗，而他母亲是因看花坠井而死的，被贬江州司马。可见实际得罪朝廷的，还是那些讽喻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后期自贬江州到死，是他独善其身时期。江州期间，写了《琵琶行》、《与元九书》，后者是对前期文艺思想的总结。以后思想转为消极，佛道思想抬头，他糅合儒家“乐天安命”、道家“知足不辱”、佛家“四大皆空”的思想，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为了避祸，他宁愿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又宁愿当闲散官，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一时期写了大量的闲适诗与感伤诗。会昌六年八月病死洛阳。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集中表现在元和四年的《新乐府序》，元和十年的《读张籍古乐府》与《与元九书》，中，另外《寄唐生诗》，《伤唐衢二首之二》中。如: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        《寄唐生诗》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之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    《与元九书》
这种诗歌理论把儒家功利主义诗歌理论发展到了极致。他从谏官立场出发，寄希望于诗歌的力量，希望借助诗歌的讽喻作用，感动皇帝，由皇帝来改革弊政。这样，他提倡功利主义的诗歌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政治，而不在于文学，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原因。

                   第三节   白居易的诗歌

唐诗发展到元稹、白居易的时代，又一大变，大历诗人的追求宁静淡泊的诗境在他们看来是太狭窄了，尤其是太脱离社会现实了，他们沿着杜甫开创的尚实道路，打开了新的局面，以尚实尚俗与务尽的审美要求建立了新的风格，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前者指元稹的制诰体，后者指元白代表的诗风，号称元和体。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作编排为四大类，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编排本身是有矛盾的，这点我们不讲了。在四大类中，他自己最看重的是讽喻诗与感伤诗，曾有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我们就这两大类加以说明。讽喻诗是白居易放在第一位的诗，共一百七十多首，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 首，是其中最著名的。他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唯歌生民病”的目的出发，揭露社会矛盾，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但是由于是在理智的指导下从事这些诗的创作，不是见物起兴，情有所感，因此显得比较枯燥。
感伤诗以著名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代表。白居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可见对这类诗自己也是比较看重的。我们将要讲《长恨歌》，而《琵琶行》中学学过了，这儿不多讲了。
另外，闲适诗与杂律诗，写得好的不多，闲适诗在他晚年思想倾向消极时写得较多。
白居易当时及以后影响都很大，元稹说：“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不但国内传颂，甚至日本、高丽等国也争相抄写贩卖他的作品。他对诗坛的贡献基本有两点，第一、继承了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其积极方面一直为后人所继承，二是形成一种通俗化的诗歌倾向，苏轼称为“元轻白俗”，是贬意，而正由于他们诗歌的通俗易懂，才能流传很广。这两点实际就是我们所讲的尚实，尚俗的审美追求。
[作品]                     长恨歌
《长恨歌》作于周至尉时，当时诗人与王质夫、陈鸿游马嵬附近游仙寺，说到了当地流传的明皇与杨妃爱情故事，在王质夫鼓励下，写成了缠绵悱恻的《长恨歌》，陈鸿也写了《长恨歌传》，诗人曾自诩“一篇长恨有风情”。(唐宣宗李忱吊乐天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这首诗较长又很通俗，除必要的词语解释外，一般自己看看注解就行了(先布置预习) 。
《长恨歌》是一首歌行体叙事长诗，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氛，叙述唐明皇(玄宗)李隆基与妃子杨玉环爱情故事，全诗分四大段。
第一段：写杨妃之专宠，又分三层。
第一层到“一朝选在君王侧”写入宫。
第二层到“玉楼宴罢醉和春”。写李杨欢爱。
第三层，“姊妹弟兄”四句，写杨家势焰煊赫。
段意：写杨妃进宫与专宠的过程。
第二段，写马嵬兵变，又分四层写。
第一层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变生不测，惊破迷梦。
第二层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杨妃被迫缢死的情形。
第三层至“夜雨闻铃肠断声”，写明皇在赴蜀途中对杨妃的思念。
第四层，“不见玉颜空死处”，写明皇返京途中对杨妃的思念。
段意：写安史乱起，明皇奔蜀，被迫缢死杨妃的伤心痛史。
第三段写返京后明皇对杨妃夜以继日的思念，又分两层来写。
第一层次到“椒房阿监青娥老”，写出白天的思念。
第二层，写夜晚对杨妃的思念。
段意：写重返京都后，明皇对杨妃的日夜思念之苦。
第四段，写方士招魂，沟通了天上人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又分三层。
第一层到“遂叫方士殷勤觅”，写方士殷勤寻觅杨妃亡魂。
第二层到“雪肤花貌参差是”，写寻访经过。
第三层到最后，写杨妃寂寞的仙家生活和她对明皇深切思念。
主题：
关于本诗主题一向聚讼纷纭，有三种说法：
讽谕说，以作品前一部分“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主要立论依据，但对作品为什么以大量篇幅描写李杨爱情无法解释。
爱情说，更多着眼于人物形象塑造，以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来判断作品倾向。
双重主题说，折衷讽谕说与爱情说两说分歧。但这两个主题是互相矛盾，无法调和的，不同于多主题作品，这点也无法解释。
我倾向于爱情说，我的主要观点是：这篇爱情故事是直接取材于民间，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的，因此，我们要把传说中的玄宗、玉环与历史上真人分开。如果抛开玄宗是个帝王来说这个问题，那这种专一的爱情自然不会有亡国后果的，且亡国的原因也不能归之于“女色亡国论”，李益诗：“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旧痕。”《过马嵬》）实际上白居易就是通过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来歌颂人民所具有的一种美好感情。再从材料取舍来看，也回避了一些历史事实，如杨妃为寿王妃等，在串讲之时讲过，不能不代表诗人的思想倾向性。另外，对玄宗讽谕还是有一点，就是重色思倾国、从此不早朝这两句，但只象汉大赋一样，只有一点讽谕的尾巴，从本质讲是歌颂的，现在并没人讲汉赋是讽谕，或是双重主题了。（莱辛《汉堡剧评》：“如果我们同情国王，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作为人看待，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国王的关系。”）
[附录]         唐代诗人关于李杨故事的诗篇
                     凝碧池   王维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龙池     李商隐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骊山有感   李商隐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
             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
                     集灵台     张祜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马嵬坡     张祜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
             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
                    过华清宫    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过马嵬     李益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
             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一斛珠   梅妃（江采萍）
             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行 宫    元稹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明·瞿佑《归田诗话》：“《长恨歌》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微之《行宫》词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

第八章  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

作为中唐文学思想核心的功利主义，到了晚唐时期已经没有市场了。这与政局变化有很大关系，中唐知识分子改革政治的种种作法都失败了，朝政却更加腐败，宦官专权与藩镇跋扈有增无减，还加上激烈的党争。他们虽然仍然眷念朝廷，怀抱希望，但已没有前辈那种改革的锐气与朝气，而且他们中多数人都处身下僚，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样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是一方面仍有希望，抱负，另一方面这种希望与抱负又被现实生活的失望压抑着，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他们中不少人对于政局、历史的思索，表现出这个时期特有的抑郁感。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失去了影响，他们转向写个人情思，表现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个人生活情趣。这样，晚唐诗歌从题材范围来看，基本有两大类型，一类是怀古，咏史类作品，而且大多表现出一种伤悼情调，他们已经把强盛与繁荣看成过去，把中兴的愿望化作一声不无眷念的深沉的叹息。并且从中体会出一种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从而使他们的怀古诗表现得既深沉浓烈而又平静。另一类是大量闺阁生活、爱情主题与歌楼舞榭题材的涌入诗章。当时不少诗人已经有意识地把诗歌当作个人抒怀和消遣的手段，把生活的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缩回到自己生活的狭窄圈子。

第一节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少有文名，十七岁时受知于令狐楚，二十五岁得令狐楚子令狐绹荐引中进士。第二年，为生活所迫，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任书记，王爱其才，把女儿嫁给他。而令狐家是牛党，王茂元是李党，牛李党争激烈，朝政日非，李商隐不属任何一党，却徘徊于两党之间，得不到重用，只能给人当幕僚，四十六岁即死去，朋友崔珏诗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
李商隐是一个关心时政，有抱负的诗人，早年表现得更突出，由于关心国政，所以写了大量的咏史诗，质量、数量都很突出。这些诗主要是讽刺历史上的帝王们的荒淫奢侈，引为现实殷鉴，但他不多发议论，而借助形象来说话，以典雅而含蓄的语言传达出思想感情。
比如《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千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而随着政治上的失意，关怀现实的诗篇少了，更多的是用忧郁感伤的调子感叹个人的失意，世运的衰微，其中更多地，更为后人传颂的是表现爱情方面失意情绪的无题诗。由于他的无题诗影响很大，人们就把《无题》诗作为爱情诗的代称了，李商隐的无题诗有一种典雅华丽的风格特点，比他的咏史有更多的创造性与更大的特色，因为人们一谈到李商隐就很自然的想到他的无题诗，并以他作为代表。总结起来，他的无题诗在艺术上有三个特点：第一，追求朦胧的情思与朦胧的意境之美，他往往把浓烈的情思隐藏起来，用一些片断的意象把情思与意境表术得朦胧惝恍。除了词语的恍惚外，主要是用重叠的象喻去表现。如《锦瑟》诗用了五个象喻，锦瑟、庄子梦蝶、望帝杜鹃、沧海遗珠、鲛人泣珠，与兰田日暖、良玉生烟，本身就有多层次的朦胧性质，组合到一起，更加朦胧，但是内在情思却是统一的。第二、追求细美幽约的美，他把情思表现得幽深绵邈，感情是多层次的层层递进，迂回曲折，一重情思套着另一重情思。第三、感情基调凄艳而不轻佻，他在意象描写和词语修饰上，都着意于表现这种凄艳而不轻佻的情思，表现出一种凄艳而不轻佻的美。这是因为他表现的希望、压抑、失望、追求主要是侧重于精神方面，而不是感官方面，所以凄艳而不轻佻。近体诗成就较高，尤其七律成就最高，其次是七绝。
[作品]                     无  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写了几十首无题诗，诉说心中那些难以明言的郁结情愫，但是，由于意境朦胧，使人难以解释，所谓“诗家总爱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而封建时代解诗者总认为爱情是低级的感情，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总是对诗作出一些牵强的解释，如对这首诗，纪昀认为：“此亦感遇之作”，何焯认为寓意于“光阴难驻，我生行修也”，《义门读书记》是叹老嗟卑，冯浩、张尔田认为是寄意于旧识令狐绹，希望他援引，并表现对他忠贞之情。其实，这些诗明显是写爱情。
首联上句抒情议论，下句写景。两个“难”字解释不同，相见之难，是困难，别亦难是难舍难分。下句写景，描写的正是这种恋情过程中的自然景色，春风慵懒无力，百花凋谢将尽，是晚春景色，但是写得如此飒衰，又是人的感情起作用，景中含情，不写那种催开遍地鲜花的初春美景，却写出东风无力，百花凋谢的晚春景致，尽管美丽却充满痛苦，表现了春光的易逝，不正是两人这一段美好短暂的爱情遭到无情摧残的象征吗？
三四句诗人以满腔血泪挥写出海枯石烂的盟誓。“丝”是“思”的谐音，这种谐声假借手法在南朝民歌中常用，李商隐从民歌得到启发，表示思恋悠悠无尽，只有到死才能完结，那种刻骨铭心的柔情，通过春蚕的形象表现出来了。拿蜡炬比喻心情的焦灼，他仿佛在通宵不眠的焦灼中看着桌上的蜡烛一点点地减少，消失，乃至化为灰烬，于是想到自己也正如同蜡烛一样，只有化成灰烬后，泪才流干了。这个形象也许启发了曹雪芹的林黛玉形象的创造，还泪，泪尽人也死了。
五六两句转为思忆别后的情人，想象她那孤单可怜的生活。拂晓照镜子只愁着秀发改变，也就是人的衰老，为什么衰老，因思念。月光下吟诗应该感觉到月光的寒冷，这寒冷正象她心头情绪的凄冷萧瑟！而这一切，又是从诗人的角度揣摩出来的，更显得细致入微，表现出诗人对爱人的温柔体贴，是一笔两写，同样写法的有杜甫《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按杜诗写法应是“晓镜云鬓改，夜吟月光寒”，加了两个词“但愁”，“应觉”，表情，表揣摩，两个方面的感情都写出来了，而且“但”、“应”虚词运用，使句子也显得飘逸动荡，这是七言超过五言之处。
    诗的最后又表现一种希冀，一种愿望。爱人住在蓬莱仙山，凡人进不去，但是并没有多少路，千山万水算不了什么，可以找到传递信息的办法，可以请王母驾下青鸟为我探看她，表现了爱情的坚贞与冲破阻力的决心。
     锦 瑟  
诗名《锦瑟》，但并不是诗的主题，而只是取首句头两字为题，在《诗经》中就有这种取名，如《采薇》，因此这类诗也可收到无题诗中。
这首诗可说是李诗中最费解的一首。近来，有关这首诗研究多了，我们取一种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说法讲一讲。
首联以五十根弦比喻自己快五十岁了，每一根弦正代表增长一岁，由锦瑟起兴，引出华年之思，实际已点出诗的主旨，就是悲思华年。
中二联用四个典故来隐喻，象征，从不同侧面抒发自己回味身世时的感慨，也就是“思华年”的具体内容。由于用典比较隐晦，才引起后人种种依托之辞，我们从典故本身出发来体会诗人“华年”的内容，而不要胶柱鼓瑟。
庄生梦蝶故事出自《庄子·齐物论》，庄周曾梦见自己化为蝴蝶，飘飘然觉得自己就是蝴蝶，醒来后，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庄周，他产生了怀疑，到底是庄周梦中变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了庄周。后来一般用此故事表达世事变幻，如同梦幻。望帝是传说中古蜀国国王，名叫杜宇，被迫让位，禅让手下大臣，魂魄化为杜鹃，即子规，杜鹃叫声好象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十分凄切，一般用作游子伤春的象征，春心即伤春之心，认为自己在世上如同过客一般，来去匆匆，自己伤逝的情怀（以伤春比伤逝）只能象望帝托身杜鹃一样，化为无尽的哀鸣。 月明，传说蚌珠与月亮相感应，月满则珠圆，月亏则珠缺。珠有泪，用鲛人泣珠典故，出《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说鲛人流泪变为珍珠，还有沧海遗珠成语，比喻人才埋没，这句合三典之意，说遗弃于海中的明珠，在月光感应下晶莹发亮，有如鲛人眼泪，意为自己遭时不迂，如沧海遗珠。“蓝田日暖玉生烟”，典出中唐诗人戴叔伦论诗语：“诗家之景，如兰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陕西兰田县出产良玉，相传宝玉埋在地下，上空会出现烟云，在阳光下能看到，戴这话是用来比喻诗家之景即诗的意境，“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可望而不可及，李商隐用来比喻人生的追求。意思为：各种美好愿望如兰田美玉上的烟云，可望而不可及。愿望难及。
四个典故表达的意思分别为世事变幻、伤逝哀鸣、遭时不迂、愿望难及。李商隐怀抱济世之志，却陷入牛李党争中不可自拔，郁郁不得志，近五十岁时还一事无成，他当然要感叹世事变幻，自己遭时不迂，愿望难及，而发出逝去年华难以追回的哀叹了。五十年的道路是漫长而复杂的，在对逝去年华的追叹中，也可能混合有爱情生活的悲剧及其他种种遗恨，由于诗人并没有指明，我们也不必过于指实，这样，在诗的意境上，韵味反而深长些。
尾联意为：这种失意的心情哪里还能等到现在来追思呢，就是在当时也已经深深感到了。强调当时，即五十年世事浮沉时就已深切感到怅惘，来加深和突出今天的更加不堪回首。
这首诗主题分歧很大。有说锦瑟是令狐楚家一婢女名，因是爱情诗（刘攽《中山诗话》）；有说诗人借锦瑟感怀死去的妻子，旧称夫妻相爱为琴瑟和谐，因是悼亡诗（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辑评》录朱彝尊语及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有说诗中用比兴手法寓托自己政治遭迂和怀想，因是政治抒情诗；有说中四句表现瑟弹奏时发出的适、怨、清、和四种声调，因是描绘音乐的咏物诗 （宋黄朝英《缃素杂记》引苏轼语，又见《许彦周诗话》）；钱钟书先生又据何焯据宋本《义山集》旧次，把锦瑟这首作于晚年的诗列在篇首，解为“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见《柳南随笔》卷三）且又有“兰田日暖玉生烟”喻诗家景的句子，认为是一首自编诗集的序诗（《谈艺录》p434—438）。恐怕都太胶着。
我意为诗人五十岁时回首往事，感到世事变幻，自己遭时不迂、愿望抱负难于实现，因而伤逝哀鸣。其思想感情的抒发可以是多方面的，并不单指某一件事。
写作特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传统的比兴方式，往往借物象来比喻某种具体的人事或观念，比较明确，而这首诗用作比兴的物象庄生梦蝶、杜鹃伤春、珠有泪、玉生烟等，很难坐实它所喻指的是那件事，那种观念，只能感受其中所寄托、所暗示出来的某些微妙的情绪心理和不易明言的人生体验，因而托意不很确定，让人感到隐晦难解，所以说是创造性运用。我们还要明确，具体的人事方面虽是隐晦的，而诗歌所表现的心情又是十分明确的，由诗中所传达出的诗人的一些具有特殊情绪色彩的人生体验，完全可以把握其中的情绪心理。
第二节  杜牧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他是宰相杜佑之孙，26岁中进士，因秉性刚直被人排挤，而做了十年幕僚，36岁才内调为京官，又为宰相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池州刺史，后内调为司勋员外郎（故称杜司勋），官终中书舍人，杜牧政治上想有一番作为，注意国家治乱兴亡，而且善于论兵，曾注《孙子》一书。
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但两人诗风有明显不同，李商隐七律成就最高，杜牧七绝写得最好，李商隐无题诗（爱情诗）最著名，杜牧则咏史诗最著名（李咏史也写得好）。从风格看，李商隐诗朦胧含蕴，词采华美，深情绵邈，杜牧诗豪健跌宕，词采清丽，雄姿英发，刘熙载讲：“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或者讲，杜牧诗俊俏，李商隐诗美丽（李美杜俊），他们那美丽俊俏的诗歌是唐诗星天的一株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由于时代的原因，情感上总免不了伤感。
从内容上看，李商隐有首诗赠杜牧：“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伤春、伤别构成了杜诗的内容。（实际也是李诗，晚唐诗的内容），伤春，不只是伤春天逝去，而且是伤华年凋谢，伤王朝的衰颓，伤别，不只是伤男女离别，也伤离乡去国，转徒异乡。所以杜牧的诗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咏史诗，借古讽今，也有一些直接咏时事的，如《早雁》等，一类抒情写景诗，包括写景诗与爱情诗，而以咏史诗与写景抒情诗最著名，这类诗往往以七绝形式写作。
他的咏史诗善于选择最典型的事件加以形象的刻划，如《过华清宫三绝句》，或者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等于是论史绝句，这种体制常为后人仿效。
他的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词采清丽，画面鲜明，在这些美丽的画面中，都包含有他特有的爽朗俊逸的情调，有时微有哀伤，如《泊秦淮》。
[作品]               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似乎是一幅金碧山水画，色调明丽，千里之内莺鸟鸣啭，柳绿掩映着桃红，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而山郭水村里临风招展的是酒旗，在这山明水秀之中，还有南朝遗留下来的四百八十座即数以百计的佛寺，多少宏伟的楼台峙立在烟雨朦胧之中，形象化地描绘了当时江南的春色。　　
关于这首诗争论很激烈。明杨慎《升庵诗话》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的说法明显不能为人接受，大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认识，不懂得艺术的夸张，想象。所以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反驳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
其实，这首诗还有几个字眼没能为人注意，为何要提“南朝”，为何要有“多少”的感慨？读后两句总有一种无尽的感慨在，实际写景与咏史也不能截然分开，南朝皇帝荒淫误国的史实历来是诗人咏史的题材，杜牧抓住南朝统治者的迷信佛教，大修寺庙着笔，四百八十寺的楼台仍然竚立烟雨之中，供后人凭吊，而修建南朝寺庙的统治者呢？早已灰飞烟灭了，“多少”一词凝聚着多少感慨，慨古是为了叹今，杜牧的时代又是一个佞佛的时代，对人民的危害并不下于南朝，而且也将导致自己的灭亡，诗人在感叹南朝覆灭之中，分明有对当时统治者的劝谏在里面，这种弦外之音，不细读是看不出来的。
又：千里莺啼绿映红，其实是中国古代诗词的写意表现，前面讲了许多，如青海长云暗雪山，黄河之水天上来，王维画雪中芭蕉等，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绘画讲究散点透视，西方定点透视，散点透视不断选择视点，故能画出山外之山，还有万里长江入画图的，西方不可能，从散点透视看，十里莺啼，千里莺啼都是可以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