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代 文 学 绪 论
一、明代文学的分期
明代文学是指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今1644年崇祯帝自缢于北京,这276年间发生的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新变的基础上,明代文学的发展受到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呈现沉寂、曲折、突进等复杂的趋势,犹如波浪,低谷与高潮并存。
前期:1368—1521(洪武—正德)或者1368—1487(洪武—弘治),前期是元代文学的余波,是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
后期:1522—1644(嘉靖—崇祯)或者1488—1644(正德—崇祯),后期的文学变革如狂飚突至,迅猛异常。
(一)、前期沉寂的原因
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作品有阳刚之气,作家有忧患意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南戏中兴、宋濂、刘基、高启诗文为代表。但这种繁华很快就遭到阻扼和摧残。
1、明初,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把自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朱元璋针对元代由于政治制度松懈思想统治的松懈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强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
①洪武13年制造左臣相胡惟庸私通蒙古和日本案,胡被凌迟处死,持续十年,诛杀三万人。洪武26年制造大将的蓝玉谋为不轨罪,蓝玉也被凌迟处死。这两个案子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英雄。
②废除实行了上千年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将军大政独揽于一身。
③至成宗永乐和宣宗宣德年间,建立内阁制度,削弱诸王权力。
④还设立锦衣卫、东西厂,对群臣和百姓进行监视,实行恐怖的特务统治。
2、思想文化上实行严格控制,对文人采取拉拢和高压双重手段。
①八股取士——要求士子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按照固定的程式、字数,绝不允许自由发挥,强化对文人思想的禁锢。
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却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即可“诛其身而没其家”。当时文人“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如高启因辞而被腰斩;苏州文人姚谟润、王谟被征不至而斩首抄家。
③大兴文字狱,制造大量的文字冤案以树立绝对的皇权。如朱元璋自幼为僧,参加过被称作贼的红巾军,文人在文章中用了“僧”、“贼”、“发”同音、叶音或有关的字“光”等,就被认为是讽刺而定罪斩首。如一些文人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字类,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
在这种淫威高压下,思想文化界呈现呈现了一派沉闷、压抑的气氛。、统治阶级这么做,是为了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3、明代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为了保持心态平衡,欣赏一种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美,明初文学创作呈现出贵族化、御用化特点,如台阁体诗垄断文坛100年之久,以及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
(二)后期繁荣的原因
主要是戏曲和小说的繁荣。
1、明代中叶以后,皇权的高度集中逐渐导致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政治上由盛转衰,出现了宦官专权,宦官专权与朝政腐败,又中加剧了党争,统治集团逐渐放松了政治思想的控制。
2、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宋元时代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初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受到了一些挫折。明代中期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松动,工商势力重新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争相崛起;手工业规模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日趋细密,隆庆后海禁一度解除,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景行镇压10万人口,从事陶业手工业人口即有数万,苏州一带从事丝织业的有数万人。
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商人们经济实力雄厚,生活奢靡,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羡慕,富埒吴中的巨商张冲,其衣服款式市民们争相模仿;商人们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们倾盖交欢”。文人们也改变了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乐意与商人、名公巧匠交游,越来越具有世俗平民化的特征。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与商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影响,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上、感情和艺术趣味的熏陶,并愿意为市民阶层服务的文人士子。如小说家凌蒙初、陆云龙等都兼营印刷业。唐寅、屠隆、汪道昆等人都出身商家。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使文学创作商品化。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
3、哲学思想上心学的发展创造着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在思想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思潮。
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继胡居仁、陈献章之后,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重要的哲学观点是“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提出了“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良知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他同时主张,“知行合一”对以往的对圣贤至理都要用“我的灵明”来检验,“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评:这种思想是主观唯心的,但它在客观由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之后,心学亦称王学,流布天下,在嘉靖、万历期间形成了多种派别。其中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从王艮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王学左派的兴起为明代掀起了弘扬个性、复苏人性的创作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明代中期,李梦阳、徐祯卿的创作开始重情,袁宏道响亮地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徐渭、李贽、汤显祖、屠隆也在理论与实践中肯定世俗人欲、肯定好货好色,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但是,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新的文学现象缺乏一种具有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未能冲垮沉重的封建枷锁和陈旧的文化观念。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势力还相当顽强,特别是到了晚明,随着各方面危机的加剧,1602年即万历三十,李贽被捕自杀于狱中,与李贽并称“二大教主”的达观禅师也于李贽自杀的次年被迫害致死。这标志着新思潮的退落。
二、明代文学的特征
1、俗文学的兴盛与雅俗文学的交融。
明代最为兴盛的文学类型是小说和戏曲,这两种文学类型从理论到实践在明代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俗文学的价值从李梦阳、何景明开始便明确得到肯定。李梦阳将《西厢记》与《离骚》并称,后来王慎中、唐顺之又把《水浒传》与《史记》并称。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和冯梦龙进一步为俗文学大声疾呼。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记》、《汉书》并提,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被称为四大奇书。戏曲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以《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以及汤显祖、沈景、屠隆、徐复祚、孟称舜等人的创作为代表。杂剧以徐渭的《四声猿》为代表。
2、戏曲小说的兴盛,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①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
明代文学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如汤显祖称,情之所有,理之所必无。李贽称《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冯梦龙编短篇小说集名之曰《情史》,提出“情教学”。
② 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
明以前文学理论,重诚、真、信、实,反对浮、夸、虚、幻。到了明代,随着小说戏曲的兴盛,文学家不仅在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而且对虚与实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论述。
叶昼:“《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起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李日华:“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帮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之然。”(《广谐史序》)
③关注人物性格的刻画。
宋元以前,由于长篇叙事作品不发达,故有关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比较缺乏。明戏曲小说繁荣,促使人们重视之。如谢肇制论《 金瓶梅》,认为其成功的关键是:“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统之。”叶昼论《水浒传》提出了刻画人物性格应在“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命题,说明明代文学批评中人物性格论已具相当深度。
④更加重视语言的通俗易懂。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张旗鼓的提倡语言的通俗化,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突出通俗。蒋大器序中认为“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才能使“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以后的小说论者及作家从各个角度证明了“俗近语”的重要意义。
3、明代文学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多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代有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以李东阳的茶陵派的文人,都是趣味相投,自相结合的,各文人集团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由“文章之贵践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而城市的发达,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也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由于空疏不学,往往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杀一切。以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结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明人流派观念的自觉。
明代文人集团的争讼本身存在着标新而故意立异,拉帮结派、不容异已的不良风气。但它又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反过来还推动了创作和流派的发展。如汤显祖与沈景之争,使人们认识到在戏曲创作中曲意与曲律的不可偏废。吕天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双美说”, “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而稍后的越中词派的一些剧作,则被认为在这两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一章 《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什么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有关问题:
1、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它的发展和定型是明代文学对中国文学作出的最为宝贵的贡献。
2、章回小说的发展:宋元讲史话本,宋元平话已分卷分目,王国维认为这是:“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不足:字数参差不齐。到了明代,目录文字已较精致,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刻本《三国演义》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个字,崇祯本的《金瓶梅》的回目已十分完美。
3、章回小说的特点: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连,将全书构成统一整体。它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如《三国演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用了长篇古风:“高祖提剑入咸阳”直到“后人凭吊空牢骚。”
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
什么是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第一节《三国演义》成书、作者与版本
一、成书:
《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在细节处多有虚构,形成“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面目。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是一个龙腾虎跃、风起云涌的时代。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北朝时期裴松之的注就包含着无数生动有故事,为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曹操樵水击蛟,刘备澶溪跃马。”晚唐时李商隐的诗《骄儿》:“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宋代“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而且说三国的艺术效果好,有明显的尊刘贬曹的倾向。金元时代,大量搬演三国戏。金院本《赤壁鏖兵》,元《西蜀梦》、《单刀会》等。
二、作者
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记载:罗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太原人,后流寓杭州。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推测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约在1315至1385年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约定为了1330至今1385年间。
三、版本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刊号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靖、庸愚子(蒋大器)的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张尚德)的引。以后多沿用此本。后来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其240则合并为了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清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对回目和正文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做了详细的评点。毛本正统道德色彩加厚,但在艺术上较大提高,评点文字也多精到的见解,故成为后来最为流行的本子。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一、《三国演义》的主旨
《三国演义》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巢起义(184年),终于西晋统一(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的近百年历史。“依史”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
主旨:作者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关于《三国演义》主题历来众说纷纭:
1、为蜀汉争正统说——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上。
2、描绘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说。——游国恩持此说
3、反分裂求统一说。——刘大杰持此说
4、歌颂理想英雄或讴歌封建贤才说——刘大杰
5、人才学说。——85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
7、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
8、反映民族心理意识说。
9、悲剧说。——我们民族雄伟历史的悲剧
10、赞美智慧说。
11、仁政说。
以上多种主题的说法说明,任何文学家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意义的取舍来进行价值建构,而不可能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来撰写历史小说。“一切历史必然是从当前的立场出发来撰写历史小说的。”(杜威)比如曹操:从历史主义看,曹操是一个伟人,他是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但从伦理主义看,他则是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及其局限性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作者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
(二)“拥刘反曹”思想的具体表现:、
1、帝蜀寇魏的历史正统观。
罗贯中创作这部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正统的,他的历史观价值取向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 通观《三国演义》,在蜀汉与曹魏孰为正统的选择上,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取向。
①皇位继承上的统绪合法性。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大致自朱熹《通鉴纲目》起,一般都奉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僭国(地位在下的冒用地位在上的名义)。又如当鲁肃向刘备求还荆州时,孔明变色曰:
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之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弟承兄业,有何不顺?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今倚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强争。(54回)
②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陈寿《三国志》)著称。又具有仁君道德风范,“仁义布于四海,况又汉室之胄。”(徐庶母亲之言)
③此外,还有民族情绪的影响。《东坡志林》中记载:小儿听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宗,符合大众接受心理。
2、追求仁政反对暴政的社会政治观。
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也为广大的百姓向往不已。罗氏在以蜀国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仁政的核心内涵:首先:“仁政”是建立在“不忍人之心”的情感原则和“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从而赋予其人道主义的我色彩和人性论的涵义。其次,这一仁政又是建立在以人民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在《孟子梁惠王上》中齐宣王问孟子:“德何如则可以王矣?”他回答:“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甚至做了如下的等级排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追求仁政的具体表现:
① 桃园结义,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第一回祭天地桃园结义)。
②刘备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如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中刘备被吕布打败,匹马逃命时,所到之处,村民闻刘豫州,皆急进饮食。猎户刘安,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
40、41回,作者不惜花费大段篇幅渲染他因基苦恋百姓而置生死于不顾的情景。曹操大举南下,竟有数十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情势万分危急,众将劝说:“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他说:“举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
③他爱民也爱才。待士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上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身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
④借诸葛亮临终前,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已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都寄托了作者追求仁政的理想。
⑤不论是哪个集团,只要是爱民惜民的行为,都照录不漏。如75回,吕蒙破荆州后,有令:“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小说忙里偷闲为我们写了这样一幅情景:
一日大雨,蒙上马引数骑点看四门。忽见一人取民间箬笠以盖铠甲,蒙喝左右执下问之,乃蒙之乡人也。蒙曰:“汝虽系我同乡,但汝号令已出,汝故犯之,当按军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湿官铠,故取遮盖,非为私用。乞将军念同乡之情!”蒙曰:“吾固知汝为覆官铠,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叱左右推下斩之。枭首传示毕,然后收其尸首泣而葬之。自是三军震肃。
反对暴政:为与刘备形成对比,罗氏又塑造了以曹操为代表的一系列残暴君主的形象。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
曹操亦是一人杰,“雄略冠时,智谋出众”(王粲语),有时为笼络人心,也略施权术,以示有“宽仁大德之心”。但在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暴政的表现,如:
①第四回,吕伯奢一家惨遭杀害。
②第十回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
③对部下阴险残酷:与袁绍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后的头来稳定军心。“王后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众怨如解。
④工权谋,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如梦中杀人;杀董承等五人家小七百余人;杀吉平时剁指、割舌;杀怀孕五个月的贵妃。
此外,如董卓、袁绍、袁术等,董卓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所以他杀人如麻,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街头。
总结:儒家企图使政治道德化,一再鼓吹民本思想,但从孔子游说各诸候国推行仁政思想的失败,以及在现实斗争中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未实现这一思想的事实说明,“仁政”只是一种理想,政治斗争本身充满血腥,治国安邦是要靠健全的法制来实现的。
3、尚忠义,恶奸诈的人格价值观。
《三国演义》在人格建构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叙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践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举例:
①诸葛亮的忠:诸葛亮的一生,连他的敌人都佩服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第四次伐魏时,形势大好,后主刘禅却听信谗言,将他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在正好建功与完善道德的两难之中,他还是为了维护忠的人格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
②黄盖的忠:为报吴侯三世厚恩,不顾自己年迈,亲自献上苦肉计,以成功地向曹操诈降。
③董承、王子服、吉平等人,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后事情败露后,全家老小,皆为曹操所杀。
④关羽的“义”:关羽死守下沛,决心为义而死。后来又从大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一旦得知刘备消息,即封金挂印,夺关斩将而去。在华容道上,为他曹操昔日之恩,不顾一切地放走曹操,也被称作“义重如山”。所以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一、回报与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了“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所以“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精神。如赵云所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
4、礼贤下士,任智使能、以道御之的礼才、重才、用才观。
礼贤下士是图王霸业的关键,在用人上,曹操谲而不正;刘备正而不谲,也体现出拥刘反曹的倾向。举例:
①第三十六至三十七回,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
②曹操礼遇关羽。
③在用才上,诸葛亮有将将之才,使张飞,依其勇;安关羽,溢其美;留魏延,用其猛。
拥刘反曹倾向的局限性:
所谓拥刘反曹是对人物道德行为和人格价值所做出的拥护和反对,即用道德的评价代替了历史的评价,这一伦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观照立场,自然会造成与客观的发展相矛盾的态势,从而引发出价值失落的忧患感和悲剧感。
如小说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和思维逻辑出发,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恰恰相反,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正义。全能全知、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无力回天,诸葛亮临终时哀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小说最后也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无可奈何地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为之。”强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谓“天数”与其说是肯定了客观历史进展的理则。倒不如说是流露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与痛苦。
所以一部《三国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传统文化精神进行着苦苦地追寻和呼唤。
三、《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分析
1、诸葛亮: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内圣是指自我修养极高;外王是指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才。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王者师的优秀凯模,是封建时代我民所幻想的贤相的典型工。他既有儒家的胸襟又有道家的风范,因而是一个儒道互补的复合式形象。他的军事谋略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因此经,他又是智慧的化身。举例:
①初出茅庐,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
②通晓天时地理,在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借东风,克敌如神。
③在深切掌握敌方心理特点的情况下,大胆运用心理战术,如空城计、陇上装神等。
④此外,如骄兵计、反间计、疑兵计、伏兵计等。
诸葛亮完人式的道德人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追求,以及他治国平天下的理政才干,使他成为直越了个体存在的文化符号,体现着作者的理想追求。他是小说精心创造、全力歌颂的中心人物,他未出山前的38回可看作是为他出场所作的铺垫,他死后的16回,可视作他神威的余波(姜维的战术就是按诸葛亮的计谋而行的)。他活动的27年,六十六回书,是全书着力描写、用心撰写的中心部分,是小说最吸引人的心的地方。诸葛亮的将将之才,使张飞,依其勇;安关羽,溢其美;留魏延,用其猛。又如,关羽对马超为“平西”大将军不满,欲入川与超决以高下,诸葛亮便给关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孟起虽雄烈过人,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关羽便摸着胡子笑了。
2、曹操:他是一奸雄的典型。又称作奸绝。奸是从伦理角度,就其德行而言;雄是从政治角度,就其智力而言。奸与雄在其身上是对立统一的,从而构成一个既是治国的能臣,又是乱世的奸贼的复合式形象。他的奸掩盖不住其雄的光辉,即使在使奸的行为中折射出的仍然是雄的胆略和才识;同时在其雄的行为中又浸透着奸的恶德,在他身上达到了“美丑泯灭,善恶浑一”的地步。
119回贾充说曹操:“操虽功盖华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奸是道德评价,奸的表现有:
①杀吕伯奢一家。②割发代首。③梦中杀人。④22回借王后头稳军心。“吾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
雄是历史的评价,他自己说“如国家无我一人,则不知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也如诸葛亮所说:“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曹操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他雄的表现有:
①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表现出他“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魄。”袁绍、袁术、刘表、孙策、刘璋等皆不在其眼中。
②曹操对关羽的敬仰,以及亲送关羽离去,“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并赠战袍。同时又有奸的一面,是做个“顺水人情”,关羽死后,“云长已死,吾夜眠贴席矣。”面对关的首级:“云长公,别来无恙乎?”
③48回,横槊赋诗的豪气,“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当吟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时,刘馥认为此不祥,操举一槊,刺死刘馥。次日,又以三公礼厚葬之。
④击败袁绍后,下令烧掉自已兵士私通袁绍的书信。
⑤对陈宫的留恋,陈宫弃官随操,后陈宫投吕布为操所抓。
⑥曹操临死:“圣人云:获罪于天,天所祷也。孤天命已尽,安可救乎?”死后设疑冢72座,“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耳。”
总结:曹操的性格是似大度则偏狭,表面豪爽实忌刻,似宽容实残忍,是一英雄却又有渺小,伟大而庸陋的形象。所以形成评价上的模糊性——谩骂与赞扬,否定与肯定并存。
3、关羽:是忠义的范本,神勇的典型。将其英雄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神化了,所以他是小说创造的人神合一的复合式形象。“刚而自矜”是其性格弱点中。
忠义:⑴身在曹营心在汉。“金银美女之赐不足以移之;偏将军汉寿侯之封,不足以动之;分廷抗礼,杯酒交欢之异数不足以夺之。”
⑵华容道义释曹操,报答曹操未杀他“败兵之将”之恩。
神勇:⑴温酒斩华雄。取颜良头如囊中取物,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⑵过五关斩六将。
小说在突出其义勇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缺点。如量大失荆州;败走麦城,不听王甫苦谏,最终身首异处。但是败也表现出他的义勇之气,死也死出了凛然正气。——“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关羽语)所以毛宗岗称其为“义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
第三节《三国演义》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一、艺术构思宏伟严整
1、清章学诚说《三国演义》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在虚实结合上很成功。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学理想进行艺术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
2、具有高超的叙事功能。——“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全书可归纳为五条线: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中间的主线是魏、蜀、吴三方的兴衰。这几条线此起彼伏,交互联络。魏蜀吴三条线中,以魏蜀两大集团斗争为全书主干;在写魏蜀双方时,又以蜀汉故事为重点,在写蜀汉时又以诸葛亮为中心。在写诸葛亮时又以隆中决策为关键。所以小说浓墨重彩所描绘的隆中决策是全书主脑。“其余枝节,皆从此生”(李渔)诸葛亮在小说开头所分析的形势,从董卓谈到曹操、孙权,实际是对前期38回情节内容的概括,而诸葛亮出山后的主要故事,是隆中决策内容的具体演绎。诸葛亮死后,姜维“九伐中原”则是“受丞相遗命,以继其志。”直至第120回,才写三国归晋以作结。看来头绪纷繁,却又脉络分明。
二、战争描写——“全景式的军事文学”
1、战争多。全书共写了四十多场战争,包括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战役。但都有个性绝少协同雷同。举例:
①以寡敌众:30回,官渡之战;49回,赤壁之战。
以强制弱:19回,下邳鏖战;53回,合淝会战。
②江上水战:45回,会战三江口;49回,赤壁之战。
陆上车攻:30回,霹雳车之战;西平关之战。
③火攻:39回,火烧博望坡;49回,赤壁之战;84回,彝陵之战。
水淹:19回,下邳鏖兵;30回,水淹冀州;74回,水淹樊城。
④强攻:
智取:75回,智取荆州;89回,三擒孟获;113回,祁山斗阵。
2、突出智斗,将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写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官渡之战写曹操与袁绍两大军事集团的斗争。赤壁之战: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智激周瑜,使孙吴为我所用,共同抗曹。
3、有张有弛,富有节奏感。
赤壁之战中,作者不吝笔墨,写诸葛亮鲁肃乘雾联舟、群英会蒋干中计、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所以《三国演义》的战争不仅歌颂了力而且赞美了智,传递了美。
三、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突出了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人物的观念成分太多,定性的特点突出,人物多在规定的善恶环境中活动,具有静态化、身份化、凝固化的特点,让人物在单一、稳定中呈现出单纯一、和谐、崇高的美。
1、出场定型。如刘备小时候“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他家东南有一棵大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他指着那棵树说:“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曰:“此儿非常人也!”而曹操幼时,便“有权谋多机变”,作中风诬陷叔父。使他父亲相信“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其罔耳。”曹嵩不再相信其叔父的话。
2、反复皴染。围绕人物主要性格,多层次、多角度强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如为了写曹操凶残,写了其梦中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粮官以欺全军。写其雄豪:棒责蹇硕之叔,献刀杀卓,矫诏讨卓,支持关羽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横槊赋诗等。写关羽既写他的义勇,也写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
3、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细节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①写关羽神勇:斩华雄时,“只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无两将交锋的描写,最后当关羽提头掷于地下时,酾下的酒“其酒尚温”。
②张飞在长坂坡上连吼三声,曹操自边的夏侯霸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兵“人如潮退,马似山崩。”溃
③24回,刘备要袁绍出兵,乘虚进攻许昌,袁绍却因“小儿生疥疮而拒绝出兵,细节“形容憔悴,衣冠不整,”整日叹息“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写出了袁绍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的懦夫性格特征。
④第103回司马懿在渭北打了败仗,拒绝再出战,诸葛亮送了妇人衣服,侮辱他以示挑历史一老奸巨滑、阴险的性格。
4、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
①对比:刘备与曹操。周瑜与诸葛亮。曹操(雄才大略、识见高超)与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毛宗岗:“譬如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
②烘托:诸葛亮出山一节,通过徐庶、司马徽等人的赞美、推荐“三顾茅庐”而两次不遇,一些亲友的歌呤谈吐,以及山林景色的幽雅清美,层层烘托了诸葛亮的同洁品格和绝世才能。又如:三请诸葛亮时刘备宽厚,张飞莽撞,关羽沉着。同为勇猛的战将,神勇的关羽,骁勇的张飞,智勇的赵云,英勇的马超。
人物描写的不足:人物性格缺少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造成了失真之感。鲁迅批评道:“欲显刘备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如42回写刘备摔阿斗,并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掷阿斗于地。多少有些做秀的成分。
四、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雅俗共赏的语体风格。
①叙述语言以粗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生动有力。
②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个性化。如《安喜张飞鞭督邮》中张飞:“此等害人贼,不打死做甚?”——快人快语。关羽:“兄长建下许多大功只得县尉之职,被督邮如此无礼。吾思枳棘丛中,非栖凤凰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心高气傲,思虑周全。刘备——“据汝贼、徒害民,当以杀之。吾有所不忍,还官印绶,吾已去矣。”——既是非分明,又心地善良。
第四节《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演义》出版后主要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三国演义》出现了“争相誊录,以便观看”的盛况,刺激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出版。今存明清历史演义一、二百种,出现了有特色的列国系统和隋唐系统。
二、《三国演义》是大众文化的百科全书,集历史知识、斗争智慧、做人道理、处世经验、领导科学、商战技术、人才学为一体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三、名播四海,明代时已传到朝鲜、英国;清代又到了日本、现在在英、法、俄、日、朝、印尼、越南均有译本。
第二章 《水浒传》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它有别于《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二者的共同点是:主要人物和题材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不同:
一、《水浒传》从宋元小说话本“说公案”、“发迹变泰”之类发展而来;《三国演义》从讲史话本演加急化而来。
二、《水浒传》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人物或英雄为重点,《三国》着眼描写一代兴废或几个朝代的历史。
三、《水浒传》主要出于虚构,《三国》则比较注重依傍史实。
以上不同使《水浒传》突破了历史事实的制约,跳出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圈子,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生活和普通的人。这一类英雄传奇继《水浒传》之后,还有《杨家府演义》等多部作品。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与作者
一、成书过程
《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侯蒙传》及其它一些史料都曾提及,大约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可见当时义军所向披靡,锐不可当的气势。关于起义结局,记载不一,1、被张叔夜设计招降。2、招降后被用于征方腊,并被封为节度使。
宋江故事从南宋起就在民间流传。
1、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结36人的姓名和绰号。
2、同时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已著录了如“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这是最早的独立的水浒故事。
3、《大宋宣和遗事》里记载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受封节度使。笔墨虽简单,但将水浒故事连缀起来,为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
元代出现了大量水浒戏,今存剧目33种(元明间),全存6种,对宋江、李逵形象刻画集中,有了寨名水浒,泊号梁山,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说法,说明宋元月以来的水浒故事丰富多彩并正在逐渐趋于统一,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水浒传》。
二、作者
明代有四种说法:
1、嘉靖间最早著此书的高儒《百川书志》中说“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亦持此种看法)。
2、稍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认为罗贯中作。
3、万历年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是施耐庵作。
4、明末清初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又提出了施作罗续说。认为施耐庵作《水浒正传》前七十回,后三十回是罗贯中作《续水浒传》。目前一般学者从第一种看法。
关于施耐庵,一致认为他生活时代较罗贯中为早;肯定他是杭州人,其他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
三、版本 `
版本相当复杂,今存7种不同回数的版本。从文字详略、描写的细密又有繁本、简本之别。
繁本有:71回、100回、120回三种。
简本有:102回、110回、115回、124回。
繁本系统中今知最早的是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为《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是繁本的祖本,这个本子是由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今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百回本是万历已丑年汪道昆做序的《忠义水浒传》。万历38年(1610年)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是较早和较有名的百回本。以上百回本在写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的故事,而没有平田虎和王庆的内容。繁本120回本增加了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也附有“李卓吾”评语,《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明末金圣叹将功赎罪120回本腰斩为70回本,砍去了大聚义后的内容,而以卢俊义一梦作结,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它保存了原书精华,在文字上作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除300年间最流行的本子。
值得注意的是:简本是繁本的节本,而不是由简本发展成繁本的。
较早而完整的简本是双峰堂刊《水浒志传评林》1、解放后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它以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把金本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并把噩梦内容删去,将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全传》是根据百回本天都外臣(汪道昆)序刻本作底本,并参照几种本子,可说是比较完整的本子。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未能“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却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招安后,这批“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英雄,仍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逼向了绝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因此经,总括而言,《水浒传》是一首忠义的悲歌。
一、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一历史史实。——起义的大背景。
作者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不忠不义的恶行。
上层:小说中第一个正式出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升为殿帅府太尉。以此人物为开端,有乱自上作的意味。 高俅 不孤独,手握朝纲的蔡京、童贯、杨戬均是其同类。
中层:有梁中书——仗着丈人蔡京的“泰山之恩,提携之才”在大名府搜刮民财,送到东京给丈人祝寿。高俅的螟蛉之了高衙内和其弟高廉,或在东京欺侮他人妻女;或在此高唐州无所不为。青州知府幕容彦达,是徽宗天子幕容贵妃之兄,“倚托妹妹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良友,无所不为。”江州知府蔡九。
下层:横行张里的西门庆,蒋门神、郑屠、毛太公、张都监,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
二、歌颂起义英雄救危扶困,报仇雪恨的正义行动。
人们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是因为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正义,歌颂了真诚。不少英雄都是勇和力的象征,当这种勇和力表现为为百姓抱不平、申正义时,更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
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是他性格中嫉恶如仇,救困扶危的生动写照。他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郑关西;在大相国寺与林冲虽是萍水相逢,痛恨高俅的险恶,便函大闯野猪林,粉碎了高俅的阴谋。他的座佑铭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
武冲——“我从来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理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仍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
此外,如阮氏兄弟、解珍解宝兄弟、张横、张顺、顾大嫂等都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因为现实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正常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们的正义行动正是他敢想而不敢做,想做而做不到的。因此,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很大的心理满足。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一类与报仇雪恨无关情节了,同样由于人物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
三、描写这支起义队伍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发生:开始是单个英雄对恶势力的斗争。如鲁智深、林冲、武松。
发展:由个人反抗进而小规模地联合起来反抗——智取生辰纲是联合斗争的萌芽,参加斗争的有渔民(阮氏三兄弟)、贫民(白胜)、下层文人(吴用)、道士(公孙胜)、地主(晁盖)。他们出于对当权者的仇恨,齐心协力夺取了不义之财。事后一起上了梁山。
壮大:清风寨报仇后,更多的好汉纷纷上了梁山,如花荣、秦明、王英、燕顺、郑天寿、黄信。梁山势力进一步壮大。接着宋江上山,他们神机妙算,出奇制胜,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寺,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的大胜利。
失败:接受招安的悲惨结局。被利用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之后,止剩下36人,而班师回京前,林冲、杨雄、时迁病死了,鲁智深坐化了,武松不愿受封留在了六和寺,燕青激流勇退隐居山野,李俊诈中风,与童威、童猛留在了苏州城外,等到京师,只剩下27人,卢俊义、宋江为四个奸臣毒死,李逵陪死,花荣、吴用自缢。
四、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的十公深刻: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有: 1、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
2、封建统治阶级投降。
3、起义领袖当了新皇帝,建立起新王朝。(朱元璋)接受招安正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接受招安的原因是复杂的:
1、起义领袖宋江至始至终所奉行的是忠义之理。即使饮了毒酒,死在旦夕,还在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盖棺论定,宋江是一个“忠义之烈”。而宋江的忠义思想的形式又是有着深层原因的。
2、梁山英雄里的大部分,上山的目的“只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他们的思想与宋江“忠君报国”、“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是合拍的。如卢俊义,向京师进发前,燕青私自劝他隐迹埋名,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卢俊义道出了真情:“俺弟兄们身经百战,最后勤劳不易,”“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
3、起义军中虽有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反对招安,但终究扭转不了大势所趋,所以象李逵叫嚷:“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是自个的想法而已。
作者对招安的态度是矛盾的:
从理智上,他对起义军被招安是持肯定、颂扬态度的。这从他一再称赞宋江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的即可看出。
从情感上,他对招安的结局是非常痛心的。比如他反复写李逵、鲁智深反招安、反投降,而且也写了义军的招安后的种种不测。使小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作者最终强调了一个悲剧事实: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的现实,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水浒传》的“忠义”与儒家传统文化中“忠义”的同与不同。“忠义”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流行。
忠:《全传本》55回:“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这个“忠”显然有忠君思想且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故难怪“士大夫亦不见黜”,同时这个“忠”中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尽贪官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
义:对义的强调,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十分重视维护宗族关系的基本规范“孝”。“孝”在《水浒传》中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李逵对母亲,宋江对父亲,不上梁山的重要理由便是要尽孝。但对于市民、商人等三教九流,他们离开土地,维护异性关系的基本规范“义”在日常生活显得更为重要。这个“义”以儒家的“义”为基础,但也融和了包括城市市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台湾学者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中认为:“《水浒传》的义是在江湖游民的文化心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带有浓郁的江湖文化色彩要。”“聚义”同心同德之人干“于法度上饶不得”的冒险勾当。
儒家文化强调“义利”之辨,,认为“利”对于“义”有所妨害,若“出义则入利”,若“出利则入义”,故主张“笃于义而薄于利,”“明其义而不计其利”。《水浒传》上“义利”则打成一片。如:
1、宋江仗义疏财,结交天下豪杰,武松、李逵在得了宋江银子后,一个慨叹“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一个自语“结识得这般兄弟,也不枉了。”
2、武松醉打蒋门神,替施恩夺回快活林,也是因为施恩曾施厚恩于他。
3、柴进因为花了很多银子结交江湖好汉,所以他罹难时,兄弟们都冒死去救他。聚义打动当然是为了“利”,如晁盖去劫生辰纲,为的就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凡此都在说明《水浒传》所崇尚的义,带有鲜明的功利性。
儒家“义”与仁爱、宽恕、恻隐之心紧密联系。
关羽华容道上放曹操时连带其手下之中军士和大将张辽一起放走,一是报恩,更主要的则是动了恻隐之心。而武松在鸳鸯楼杀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正身是应该的外,还多杀了多少无辜(16条人命);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抡着大斧只顾砍人,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砍到江里去了,黄文炳被抓住后,他亲自碎割黄文炳,取出其心肝与众头领做醒酒汤;打祝家庄时,将已经向梁山泊投降的扈太公一家杀得干干净净。
忠义不可分离,宋江损义全忠,一步步地将江湖好汉的“义”纳入忠君的思想意识,直到这个义被削解得无影无踪。。这一过程始于71回一百零八将在聚义后,他便要兄弟们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决不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否则,“天地行诛,神人共戳。”接着提出招安,遭到李逵、武松、鲁智深的反对,宋江愤怒地要杀了李逵。招安后,在陈桥驿,一军校容忍不了朝廷厢官的欺侮,杀了厢官,宋江为了向朝廷表忠心,顾不得兄弟之义,将军校斩首示众。宋江利用众兄弟对他的义气,征辽、征方腊,折损了大半兄弟性命。当他喝了御赐毒酒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悔悟,而是怕李逵得知此事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的名声”,所以急召来李逵,让他一同赴死。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一、《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的英雄形象。
金圣叹:“独有《水浒传》只是百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有夸张,但至少有几十个主要人物,的确是写得活龙活现。
1、官逼民反的形象。——林冲、武松
①林冲:落草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优越的生活环境,有贤惠美貌的妻子,他丝毫没有料到厄运的降临。高衙内开始调戏他妻子时,尽管有“大丈夫屈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肮脏气”的不平,但还是怕得罪上司,息事宁人了。恶势力没有就此住手,高俅诱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冠以他刺杀之罪,送开封府治罪。后又发配沧州,但他仍抱有幻想,希望挣扎回去,“重见天日。”林冲风雪山神庙一回,草料场被,陆谦的出现,才使他识破高俅的狠毒,积愤爆发,为手刃仇人,奔上了梁山。上梁山后又火并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为他和高俅有血海似的深仇,所以在招安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②武松: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对于社会上的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坚决斗争的精神。他对恶势力的认识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景阳冈打虎使他成为英雄,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一心想安安稳稳地做官。直至哥哥被害,告状不准,杀死凶手潘金莲和西门庆后却又到官府自首,一则说不明他光明磊落,一人做事一人当;一则也表示他们对官府仍有一定的幻想。醉打蒋门神之后,落入张都监的陷井,他为张的小恩小惠所感,以至差点儿送了命。他对统治阶级的真面目的认识逐渐加深,成为坚决反对招安的英雄之一,也是为数不多几个不愿受封的英雄之一。他的反抗在大闹飞云南浦、血溅鸳鸯楼中火爆出来。
2、主动斗争的形象——鲁智深
他是渭州经略府的一个提辖官,虽是下级军官,实际上却一无所有,既没有家庭又没有产业,他对社会的不平和压迫怀有强烈的愤懑,他对罪恶势力采取了主动挑战的态度。救金氏父女,打死郑屠,无处容身,只好出家当和尚。由于痛恨高俅的阴险,挺身而出,要让高俅吃他“三百禅仗”,大闹野猪林,搭救林冲。“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他行动的信条。他救金氏父女后,搬条板凳坐在店门口,只过了两个时辰,估计他们走远了才离去。鲁智深是个急性子,这时却很有耐心,可见他性格中有朴实,鲁莽的一面,但也蕴藏着智慧。(与武松可比较)。再如打死郑屠后,虚晃一招以为脱身之计。他对统治阶级不抱有幻想,因此,坚决反对招安,反招安失败后,虽然他参加了平辽平方腊,并且有幸活了下来,但他并没有为功名利禄所动,依然决定过出家生活,并获得了彻悟,圆寂坐化修成了正果。
鲁智深是《水浒传》中最有魅力的人物,智真长老的诗:逢夏而擒,(在万松林,活捉夏候成)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3、投降者的形象——宋江
宋江出身地主,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上。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发展。
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好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称为“及时雨”。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如从“义”出发,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救晁盖,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惜后,他辗转避难,就是不想上梁山,认为那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劝人落草时也希望人家牢记“如得朝廷招安,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劝要去二龙山的落草的武松时说)大闹清风寨后,宋江走投无路,才决定上梁山,但在重要时刻,他忽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竟撇下众好汉,回家奔丧。而当浔阳江题反诗,流露了他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被刺配江州牢城,途经梁山泊,刘唐等众好汉搭救宋江要杀两个公差,宋江:“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上梁山后,他三打祝家庄,夜打曾头市,除暴安良,伸张正义,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做了一定贡献。但他并没有忘记忠君思想。如晁盖去世后,他被立为梁山泊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轻描淡写,自做主张),在做寨主问题上,可以再三推辞,但这个问题决无商量余地。这可看作其初次试探。宋江在菊花会上的《满江红》,前半部分,唱出了义军的神威,后半部分却说:“望天王早招安,心方足。”引起武松、李逵的不满。这是其公开表露招安之心。太尉陈宗善奉旨招安,宋江在大喜,吴用等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例题宋江力排众议,让大家安排得“务要十分齐整”由于朝廷诏旨不明而未成功。后来他带领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但其目的却在于能够赢得朝廷的重视。所以,童贯逃命时“宋江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捉了高俅后“换上罗缎新衣,扶上正面坐,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卑躬屈膝请救高俅慈悯,“救拔深陷之人”——至此投降意图已完全明朗化。
宋江的悲剧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更是文化悲剧。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所以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认清了“文化悖论”给宋江带来的两难处境。但平心而论,百回本《水浒传》如实地叙写了文化悖论对宋江的影响,成功地刻画了宋江这样一位悲剧英雄。
二、塑造人物的艺术技巧
1、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明代批评家叶昼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李逵与鲁智深都是两个急性子,但在表现二者的急时,则一个鲁莽,一个是粗豪。二人都有精细的时候,李逵初见宋江怕被骗不肯下拜;下井救柴进时,他却突然担心别人不拉他上来,这种细不免带有几分幼稚,这正是李逵真率、老实的一面。而鲁智深的细却往往表现在紧要关头,比如救金氏父女;打死郑屠后的机智逃脱;暗地叶护送林冲途中眼光的锐利和行动的稳健。
在达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时,作者还常常故意创造类型相同的人物,描写冲突相似的情节,以犯中求避,相互映衬:如武松打虎后又写了李逵打虎,又写了二解争虎,不同的事件但都与虎有关,借虎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侧面。按照金圣叹的说法,写“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了朱仝雷横放宋江,正是故意要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
2、人物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
如林冲。举例:杨志: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失陷花石纲在逃,赦免后,回到东京,指望凭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不想遭到高俅的排斥,被迫卖祖上留下的宝刀,卖刀时,杀死了泼皮牛二,发配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在大名府得到梁中书的赏识,便早晚殷勤听候使唤。追求名利的欲望更加炽烈了,如在比武场上斗智逞能,护送生辰纲时兢兢业业。直到生辰纲被劫后,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
但从整体上看,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多数还是表现为半截子的,并不是贯穿始终,特别是大聚义后,人物大多失去了原有个性色彩要。但这种性格描写的流动性,还是体现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从注重特征化到走向个性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艺术结构——链式结构,一环套一环。
情节结构以单线纵向进行。上半部以人物为单元,下半部以时间为顺序,连环勾锁,层层推进。
前七十一回,往往集中几回写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将其上梁山前的业绩基本写完,然后引出另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而上一组人物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这样环环相扣,以聚义梁山为线索将一个个、一批批英雄串联起来。
七十一回后,以时间为顺序,写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征了辽国平方腊,以报效朝廷为主干,将故事贯穿始终。前半部如长江上游,百川汇聚,形成主干。下半部如长江主流奔腾而下,直泻东海。前半部连环列传体的结构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后半部情节松散、拖沓,多有雷同、失真之处。明叶昼说:“文字至此,都是强弩之末了,妙处还在前半截。”
四、语言——纯熟的古代白话
唐宋以来,建筑在口头叙事文学基础之上的变文,话本之类,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发轫,但多数写得文白相杂,简陋不畅。《三国演义》虽以通俗相标榜,但由于受到演义历史的制约我,仍显得半文不白,以致有人说它:“是白描浅说的文言,不是白话。至《水浒传》则能娴熟的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如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先生就称赞它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林冲心理感受,烘托了气氛。金圣叹:“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以第七回为例。
《水浒传》的白话语言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主体创作已经很成熟。
五、《水浒传》的影响
1、小说对农民起义有积极影响。
万历十四年山东发生农民起义,就用了“替天行道”的起义口号。
明末农民起义,《水浒传》口号广泛写在义旗上,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和绰号。清代义军,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统治阶级对它恨之入骨,诅咒作者“子孙三代皆哑。”
2、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李贽将它和《史记》、杜诗相提并列为宇宙内的“五大部文章”。它和《三国演义》一起确立了小说在文学领域应有的地位。奠定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它盛行以后,各种文学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如戏剧(明清传奇)、绘画、说唱艺术等。小说中《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后世的侠义小说《三侠五义》虽其命意另有所在,而源流仍出于水浒。(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以《水浒传》为典范,出现了《杨家府演义》等佳作。
3、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目前有数十个译本。日本1757年有《忠义水浒传》全译本。西方:1933年美国作家赛珍珠翻译出版了《四海之内兄弟》的七十回本。1978法国出版了120回全译本,18年英译百回本出版。国外评价甚高:《大英百科全书》:“最有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英译家杰克逊:“《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
第三章 《西游记》
明代后期,在通俗小说领域兴起了编著神怪小说的热潮。其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考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编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断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代表为《西游记》以生动形象,奇幻世界,诙谐笔调,怡神悦目,启迪心态,一直的题材被读者珍视。
第一节 《西游记》的题材演化及其作者
一、《西游记》题材演化过程——将历史的真实为断神化、幻化,最终以幻的形态定型。
《三国》、《水浒》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发生与虚构,是实与虚的结合,而以真的假象问世。
1、源于唐代贞观三年玄奘和尚取经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他为追求佛家真义,经历了百余国,费时17载,往天竺取回梵文大小乘经论律657部,这一非凡壮举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广阔天地。他回国后,口述所见所闻,门徒辨机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尽管“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但已染上神异色彩。弟子辨机慧立、彦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赞颂师父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用夸张、神化笔调穿插了一些离奇故事。
2、北宋年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致勾画了《西游记》基本框架,开始将取经历史故事文学化。出现了猴行者形象“花果山紫云南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是孙悟空的雏形。沙和尚——深沙神出现了一次,尚无猪八戒。
3、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四人取经故事在元代渐趋定型。猪八戒首次出现在元末明初人杨景贤杂剧《西游记》中此剧中深沙神也改称沙和尚。
4、至迟到元末明初,有一部故事比较完整的《西游记》问世,原书已佚,一段残文“梦斩泾河龙”约束力1200字,保存在永乐大典里,内容与吴氏《西游记》第九回基本相同。
5、古代朝鲜的汉朝语对照本《朴通事谚语解》中保存一段《车迟国斗圣》故事,内容相当于吴氏《西游记》46回,“外道弄了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中一部分。从此书可见《西游记》故事已经相当复杂,主要人物、情节、结构已大体定型,这为后来《西》打下坚实基础。
二、作者
1、最后写定者是谁,至今无定论。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请初刊《西游证道书》提出为元代道士邱处机作。后沿用。但一般认为是邱弟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相混的结果。
2、清乾隆吴玉搢《山阳志遗》首先提出作者是吴承恩,但未产生很大影响。本世纪20年代,经鲁迅、胡适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的说法就成了定论。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幼年即从文鸣于淮,但屡试不第,约四十余岁时,始补岁贡生。因母老家贫,出征长兴县丞两年,“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晚年放浪诗酒,终老于家。
四、版本:现存最早一般认为是万历20年即1592年,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本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解放后出版的《西游记》,以此本为标准,略有改动。
第二节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西游记》共一百回,从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一至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空。
八至的十二回写如来说法,魏征斩龙,唐僧了出世。
十三回到一百回,写孙悟空等三人保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前往西天取经的经过。三部分为一整体,前后两部分又各自独立完成民,中间部分只起情节过渡作用。
《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既不是直接地抒写现实的生活,又不同于始前原始神话,在它神幻奇异的故事中,诙谐滑稽的笔墨外,蕴含着某种深意和主旨。历来评论家经历了种种探讨,大致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
1、明清两代的评论家“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都承认它“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幻中有理
2、五四前后,与整个学术界与传统思想决裂的思潮有关,胡适等强调《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有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西游记考证》)鲁迅也一再说“此书则实出于游戏。”——幻中有趣
3、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意识的不断强化,人们习惯于用社会政治观点来解读小说。如有人用“农民起义的模式来解释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后来的投降。不定期有人民斗争说,诛奸尚贤说等。这些说法具有一个特征——强调幻中见实,认为幻即是实。
小说本身的确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支撑某一倾向的依据,但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的精神来看是“游戏中暗藏密谛。”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密谛即哲理——经过明代个性思想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
一、作家是想通过塑造孙悟空这个人物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1、心学的基本思想:求放心,致良心。即使受到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小说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宗教用语来比喻噪动的心灵,作为孙悟空的别称,这就清楚表明作者是把孙悟空当人心的幻相来刻画的。
2、再从全书内容的构架来看,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孙悟空大闹大宫;二、孙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三、西行取经修成正果。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这种喻意在小说中多有提示:如前七回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乾坤,即在回目上说他是“心何足”、“意未定”(第八回);第七回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就叫作“定心猿”,以后去西行取经,常称是“心猿归正”,(第十四回)、炼魔、(第五十一回)、道归根(第九十九回)等。
3、为了表现“心猿归正”的总体设计,作品还让孙悟直接向唐僧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如第三世界国家24回,唐问孙何时可听到西天雷音,孙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85回,悟空还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顿时唐明了了:“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正因为《西游记》在总体上是十分清楚地宣扬了与道家“修心养性”,佛家“明心见性”相融合的心学,故难怪早期的批评家都认同《西游记》隐喻着“魔以心生,亦以心摄”的思想主旨。
《西游记》作者在改造和加工传统的大闹天宫和取经的故事时,纳入了时尚的心学的框架,但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所以使《西游记》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突破、超越了这一预设的理性框架,并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倘若说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客观上倒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以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就是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的不断扫除邪恶的同时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了一个有个性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
当然,《西游记》作为一部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其整体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有总体性的寓意,也有局部性的象征,折射出现实的光芒。这涉及到人类两个基本的文学母题:人性的自由本质与不得不接受约制的矛盾处境;历险式的如《荷马史诗》、《奥得赛》人必须经历千难万险才能获得最终完善和幸福的意义。
在第10回写唐太宗至阴司时,带了魏征的一封信给判官,请私改生死薄,让太宗延寿,还魂阳世——判官崔珏是先帝老臣。在第29回宝象国国王问群臣谁去救百花公主“连问数声,更无一人敢答。”这批”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就真如李贽批评的当朝庸臣“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幻妄无当”的神魔小说确实与明代中后期的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西游记》的人物形象特征
1、孙悟空:他是藐视权威,反抗束缚,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是孙悟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
①放心:孙悟空出世不久,在花果山就不想“受才天之气”,独自为王,“享乐天真”,他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当想到还有个“阎王老子管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于是想方设法打到阴司,将猴属名字从生死薄上划去——叶昼评此行为“爽利,的是妙人。”
大闹天宫,原因:玉帝轻贤“这般藐视老孙”。第一次请他上天,只安排他做了个“弼马温”,他认为自己的个人尊严受到侮辱:“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认为自己“天生圣人”的价值没有得到承认;第二次,请他上天,只有给了他一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却是“有官无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尊重,于是他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甚至说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希望凭错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明朝个性思潮运动、人生价值观念转向的生动反映。
②定心:作者并不赞成悟空“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箴规,”不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当他叫嚷将天空让与我,如来佛易如反掌地将压在了五行山下,形象反映了封建等级社会是不可动摇的,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论你叫嚷“强者为尊”还是追求“自由自在”,都只能在适度范围内。
③修心:孙悟空的主要表现是伴唐僧去西天取经。经历了八十一难,它们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那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是用来作为修心过程中障碍的象征。 他在取经过程中仍然百桀骜不驯的个性。
第38回猪八戒评价他“我晓得你的尊性高傲。”如他从不轻易对人下拜,“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也只是唱个喏罢了。”但这时孙悟空已不同于齐天大圣,他已肩负着协助唐僧取经的崇高使命。取经本是一种事业,为了完成这一事业,他擒妖捉怪,从不考虑个人私利,甚至被人误解、被唐僧念紧箍咒,赶回花果山,还是“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30回),这种为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成了孙悟空取经路上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
在具体的八十一难中,孙悟空是作为一个解除魔难的英雄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善于斗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弄得敌人防不胜防,晕头转向,孙的这种大智大勇的英雄精神,与其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至多到底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光彩要。而事实上,孙悟空的那种英雄风彩,正是明代中后期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一种人性美。孙悟空就成了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
2、猪八戒:是小说中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在小说中猪八戒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复杂艺术典型。他集懒惰与勤劳,蠢笨与精明等矛盾的性格于一身,于诡计中显出老实,自私中露出憨直。最终形成猪八戒贪财好色却又纯朴真诚、憨厚懵直却又奸猾精细意志薄弱却又吃苦耐劳的复杂性格。
勤劳:18回给高太公家干活,“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如孙悟空所说:“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皆是他之力量。”又如八百里荆棘岭,仗他日夜兼程开道;七绝岭稀柿同,靠他顶着恶臭拱路。
懒惰:一有空倒头就睡。每次给他派活,他总是拈轻怕重。
愚蠢笨拙:常被妖怪骗过。
精细:他智激猴王。孙悟空打白骨精被逐回花果山,唐僧在宝象国被妖精捉住,危在旦夕。白龙马让他去请孙悟空,猪八戒思量:“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说妖怪骂孙:“若他来了,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孙果然暴跳如雷,立即跑去捉黄袍怪。
好色而又纯朴真诚:在高老庄;23回普贤、文殊、黎山老母、南海菩萨四圣,变成母女四人试禅心,要招唐赘僧四人,遭到拒绝,只有八戒有意,故意以放马为由,接近那老妇人,开口就叫娘,并自我吹嘘:“虽然人物丑,勤紧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钯,布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无风会唤风。”毁谤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中用。”
所以,猪八戒还是一个动物自然属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艺术形象。他突破了人物道德化、符号化的樊篱,作者以善意的揶揄揭示出人类在文明掩饰下的本来面目。猪八戒的意象是人的动物性的隐喻,象征着道德的堕落,使人沦为动物,而动物则是人的原始根性,原始根性不可能被全部压抑下去,而常常突破理性的防范和禁锢,造成颠覆性的回归。借猪八戒写出了人性的弱点,暴露出人类在道德心掩盖下的内在隐密和无意识领域,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
第二节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一、最大特色: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生死、神、人、物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境界。
环境:天上地下、龙宫冥府、仙地佛境、险山恶水。
形象:身奇貌异,似人似怪,神通广大,变化莫测。
故事:上天入地,翻江倒海,兴妖除怪。
奇境、奇事、奇人熔于一炉。现实的影子:富丽的天宫是人间在天上的造影。无能的仙卿是当朝昏庸的百官。妖魔则是恶势力的象征。神魔均有人情:铁扇公主失子之痛;牛魔王喜新厌旧;玉面公主在丈夫面前恃宠撒娇,吃醋使泼。李卓吾:神魔写得“极似世上人情。”极幻之文中含有极真之情,在极奇之事中,寓有极真之理。
二、塑造人物特色: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物性:作为某一动植物的精灵,保持其原有的形貌和习性。如蝎子精有毒刺,蛛精能吐丝,老鼠精胆小。
神性是指有神奇的本领,从真转化为幻。
人性:将人的七情六欲赋予他们,将妖魔鬼怪人化。如孙悟空一副猴相,具有机敏、好动的习性。他七十二变,神通广大,有勇有谋,积极乐观,但又心高气傲,容易冲动,具有凡人的优缺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神魔皆通人情,精魅亦通世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三、“以戏言寓诸幻笔”——中间穿插大量游戏笔墨,使全书充满着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
①有的信手拈来,无关作品主旨和人物性格刻画,只是为了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如42回悟空去问观音菩萨借净瓶,观音要他“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与我作当,”悟空不肯,观音说:“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给人以轻松一笑。
②有的对刻画性格、褒贬人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29回猪八戒在宝象国吹牛“第一会降妖的是我。”结果与妖怪战不上8、9个回合,撇下沙僧,撒谎“出恭”,一头扎进荆棘蒿草丛中,“毂辘睡倒,再也不敢出来。”
④游戏笔墨讽刺世态。44回车迟国国王迫害和尚,凡拿到和尚都有奖赏,所以都走不脱,并插进一句“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逃。”这也是对厂卫制度密布,特务横行的黑暗社会的控诉。
第三节 《西游记》的影响
《西游记》之后,至明末短短几十年间,涌现出近三十部内容各异,长短不同的神魔小说,迅速形成了与历史演义明显不同的小说流派。这派小说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西游记》的续书、仿作、节本。如明人的《续西游记》100回,《西游补》16回,《东游记》等。
二、为神仙立传型小说。如达摩、观世音、钟馗、关帝、二十四罗汉、八仙等。
三、与历史故事相交融的作品。如《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等。
第四章 《金瓶梅》及明代其它小说类型的归结
第一节明代及其之后的小说类型归结
1、历史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
2、英雄传奇——《水浒传》、《杨家府演义》。
3、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
4、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
5、才学小说——《镜花缘》。
6、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7、短篇小说——《三言二拍》
8、文言小说——《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
9、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刘鄂《老残游记》。
10、有不良倾向的小说——《荡寇志》、《绣榻野史》。
第二节 世情小说《金瓶梅》
一、关于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鲁迅认为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从鲁迅之后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被看作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二、《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
1、创作时代:《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它的成书与另外三种不同,并没有经过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第一次透露世上存在《金瓶梅》这样一部书是在万历24年即将1596年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因为董其昌对袁宏道说“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因此推断它成书于万历前中期——这个时代官商结合,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正崛起,人们在两极分化受到金钱和权势的猛烈冲击,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奢华淫逸之风弥漫了整个社会。
2、作者:《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所作的序称:“兰陵笑笑生作”古称“兰陵”之地有二:一个是山东峄县,另一个是江苏武进县,现在尚难考定何者为是。后世学者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考,如王世贞作、李开先作、屠隆作,汤显祖作等多种说法。
三、版本:
①最早刊本万历丁巳(1617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即“词话本”。
②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即“崇祯本”。
③清康熙张竹坡《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即“第一奇书本”或 “张评本”。
④民国15年(1926年)《真本金瓶梅》将秽笔删改。第一次以洁本出现。
⑤词话本最接近原作,它经日本株式会社和台湾联经公司出版的影印本为最佳。目前通行的是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的删节本。
第三节 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
《金瓶梅》的书名,由小说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故事开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演化而来,写潘氏、西门皆未被武松杀死。第10回至79回主要写西门庆的暴发、暴亡和以金、瓶为主的妻妾间的争宠妒恨。最后21回写众妾流散,一片“树倒猢狲散”的衰败景象。
一、深入细致地描摹世情——“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鲁迅)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金瓶梅》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由写西门一家,连带写了诸多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吴大舅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百夏提刑一家等等。这些家庭包括了清河县数得着的官员大户。又写他贿赂蔡京、结交蔡状元等一系列故事,从西门一家写及“天下国家”。概言之,上至朝廷,下至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使之众相毕露,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一一使人洞若观火。
描摹的目的在于暴露,它的暴露不但有广度,而且有深度,能在普遍的联系中把矛头集中到封建的统治集团和新兴的商人势力,既接触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二、不遗余力地抨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认为这部小说是“指斥时事”。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本是一小商人,他凭着“近来发迹有钱”靠勾结衙门,不法经商,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金钱贿赂官场,打通关节,官越攀越高。他在官商色结,权钱交易的世界里,肆无忌惮的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却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社会给予他发迹变泰的机会:“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是因为奸臣当道,而奸臣之所以能当道,是因为他们得到皇帝的宠信。如西门庆的官职“理刑副千户“就是从蔡京手中买来的,而它是朝廷钦赐给蔡京的(30回);曾御史弹劾西门庆的罪状“贪肆不职”条条确凿,却由于西门庆打点了蔡京,一道圣旨下来,曾受到处罚,西门庆则得到嘉奖。社会腐败的腐败的总后台就是皇帝,朝欢暮乐,爱色贪杯。《金瓶梅》产生的年代是明神宗时期,终年不见朝臣,日处深宫荒淫“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参考《明清史讲义》)
三、对新兴商人抱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加以暴露。
反:作者在传统道德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支配下,将西门庆作为新兴商人的代表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把他写成一个罪恶累累,欲壑难填、不得发好死的恶棍。
正:在新思潮的熏染,不自觉地将这个不顾传统道德,破坏封建秩序,蔑视朝廷法规,不信因果报应而一味追求女人和金钱,尽情享受人世快乐的商人,写得那样精明强干。如他是个开生药铺的,不仅靠勾结官府非法买卖而获利,而且也凭着不胆有识,善于经营而赚钱,竟拥有了当铺、绒线铺、缎子铺、绸缎铺、绸绢铺等五家商号,成了家资巨万的豪商。他财大气粗,地方官员纷纷前来屈尊俯就。“家里也有一百亩田,三四处房子”的秀才也受雇于这个文墨不通的商人。(温葵轩)饶有家财的孟玉楼改嫁时,不要“斯文诗书人家,又有庄田的举人”,却认为西门象个“男子汉”。李瓶儿也是一样。出身于“世代簪缨、先朝将相”之家的林太太,也认为他“轩昂出众”。
因此可以说,无情的现实证明,象征着农本、封建的的势力正在走向没落,而新兴商人正凭着诱人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作者写这个人物半是诅咒半是欣羡。西门庆的结局,让他转世为孝哥。以示“西门豪横难存嗣。”让孝哥出家反醒;一会儿又让他去东京“托生富户”,不离富贵,(100回)从情节错乱可看出作者在感情上游移不定,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评判这个新兴商人。
总结:西门庆这个16世纪的商人正当兴旺发达的时候,,却用恣意放纵断送了年轻生命,也断送了事业。作者在这里把冷冷的解剖刀指向了人性的弱点——食色性也,作者对财、色并非一味否定,这与晚明好货好色的人性思潮是合拍的,但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客观的描写表明仅仅以一种原始的动物本能去向禁欲主义挑战,其结果只能是理性的掩没,人性的的扭曲乃至自身的毁灭。西门庆、金、瓶、梅是肉欲生命原动力的象征,以此撞击封建礼教,在撞击中自己也步入了邪恶。所以《金额瓶梅》在更深层次告诫人们“兽性毕竟不等于人性。”
清人张潮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它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写出了封建专制集团的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以及日暮途穷。也写出了穷人们度日如年,卖儿鬻女,“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的残酷现实。而且也在于揭示16世纪商人的艰难崛起,在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不得不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丑态,也在于客观表明晚明涌动着的人性解放思潮,以纵欲的形式去冲击传统的禁欲主义是不可取的,因为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留给我们悲哀的结局——腐朽的正在走向死亡,而新兴的同样前途渺茫。
第四节 白话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它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寄意于时俗”(欣欣子序)当代的世俗社会。
题材转变:不是朝代兴废、,英雄争霸,而是家庭生活的琐事,人物由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到生活中的平凡人物。
立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立意在于歌颂。而《金瓶梅》的在于暴露。第33回写韩道国一无贬语,但这个无耻小人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表面吹牛与西门“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背地里却甘心让老婆与西门庆通奸,并关照老婆“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
二、人物塑造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1、重心从讲故事向写人物转移。
故事从传奇趋向平凡,节奏放慢,对人物的心理细节进行精雕细琢的描写。如一些平淡无奇的琐事,与情节发展无大关系,只是为了写心。第8回:潘金莲等西门庆不来,心里没好气,一会儿要洗澡,一会儿又要睡觉,一会儿又打相思卦,一会儿又要吃角儿;当发现角儿少了一个时便痛打迎儿二、三十鞭子;又叫迎儿扇,又用指甲在她脸上掐了两道血口子——写出了她无绪的心境和狠毒暴戾的性格。
2、多色调、立体地刻画人物性格。如如来旺妻子宋惠莲,俏丽聪慧,却又浅薄、淫荡,贪钱财,爱虚荣,不知天高地厚,和西门庆勾搭上后,便一心想爬上第七个老婆的位子。但一旦发现西门庆谋害自己的丈夫来旺,自己被欺骗时,大骂西门庆:“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有人劝阻她“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但她依然上吊了。西门庆也不是一味地恶人。吴典恩借钱,他把借据上“每日利钱五分”抹去,说日后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常时节交不上房钱,寻下房子要三十五两银子,他却拿出五十两,让剩下的开个小本铺儿;李瓶儿临死,潘道士特别告诫“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他不听,李瓶儿死后,他也不嫌,抱着身下有血渍的身子哭得死去活来。并非没有真感情,建立这种感情基础并不纯正,但这种感情的发展是合理的真实的。
三、结构——网状结构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用一条线将一个个故事串起来,每一个故事以时间为序纵向直线推进,且又相对独立。《金瓶梅》不是单线发展,在直线推进时又将时间顺序打破,作横向穿插以拓展空间,形成了一种网状结构。如14回至19回,写李瓶儿与西门偷情至娶嫁,穿插有李瓶儿给潘金莲拜寿,吴月娘为瓶儿作生日,陈经济带大姐来避祸,以及西门庆派来保去东京行贿等,名色人物、故事相互交叉,象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变。
四、语言——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欣欣子序)
张竹坡“一篇市井的文字”,“只是家常口头语,说来偏妙。”大量吸取了市民的方言,行语、谚语、歇后语、俏皮语等。总的风貌是:俚俗不失谈文采,铺张而又能摹神。《儒林外史》、《红楼梦》、《海上花列传》从不同角度受了《金瓶梅》的影响。
第五章 明代的短篇小说
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思想的不断解放、印刷业的繁荣,白话小说由编辑到创作,成绩斐然。其中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三言之前话本小说主要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又称《六十家小说》,大约选了六十篇小说,但现在只留存有二十四篇。是汇集宋元时期话本的总集)、“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明中叶以后,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上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样式而独立创作一些新的小说。这类白话小说称之为“拟话本”。这个称呼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提出,“话本”是指说话人用的底本,是供场上说的,“拟话本”是指模拟话本小说而创作的供案头阅读的白话小说。
三言二拍——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一、“三言”的作者及编著情况
冯梦龙: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才情跌涨宕,诗文丽藻”,一生功名不畅,做过知县等小官,清兵南下时,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卒。他是晚明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通俗文学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三言的编著。
“三言”包括:《喻世明言》编于是1621年天启元年,《警世通言》编于是1624年天启四年,《醒世恒言》编于是1627年天启七年。三言每集四十篇,共计120篇。有的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有的根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再创作而成。
二、“二拍”的作者及编著情况
凌蒙初:浙江吴兴人,科举一直不利,做过上海县丞,徐州通判,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逼徐州,忧愤而亡。
“二拍”基本上是个人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各40篇。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
它们主要篇幅和精彩部分是写世俗的人情百态。
(一)、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是市民的主要代表,成为小说的正面主人公。在传统观念中,士、农、工、商中“商”居其末。
1、三言中,经商买卖已被视作正当职业,商人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说 “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在百姓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
2、二拍中的重商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将商贾看作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其次。主人公程宰与海神女结良缘、发大财的故事也意味深长,文学作品中只有文人雅士,民间故事中勤劳诚实的农民才能有仙女钟情,如今却移情于商人,说明商人正在取代读书仕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
3、三言中商人形象——善良、正直、纯朴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布商吕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都是拾金不昧、心地善良的商人。
4、二拍中更注意描写商人逐“利”而不是求“义”,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破产商人出海经商致富,靠转运、冒险发财。而《叠居奇程客得助》经海神指点,囤积居奇而暴富。
二、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乔太守,公开主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莘瑶琴对秦重,莘瑶琴容颜娇丽,体态轻盈,是一代名妓,她对秦重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在莘感受到了秦忠厚老实和体贴入微的照顾后才突破“可惜是市井之辈”的偏见,看清不同于“豪华之辈、酒色之徒”,是个“知心知意”的“志诚君子”。才主动表示要嫁给他。秦重对莘瑶琴是以人的地位、人的爱情来对待她,秦重直到莘瑶琴发出了“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誓言时,两心才真正相通。
三言二拍描写爱情故事,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如用谅解、宽容的笔触对待妇女失节问题。这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对待王三巧的失身,《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中秀才对待娘子被骗失身可看出。
而且赞颂了女性为追求人格尊严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她不是以“从良”为生活目标,她追求的是一种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爱情。她用生命维护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和人格尊严。
三、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同时也反映了清官的市民化。
如《恶船家计赚假尸银》(二拍)“如今做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海大洋。”《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中朱熹这个理学大师,在小说中是个挟私报复、心灵卑鄙、行刑逼供、诬陷无辜的十足小人。即使塑造清官,也较多地带上了市民化的倾向。《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贤明青天在精明公正为民作主的过程中,也不忘捞点实惠;有的则不拘礼法,以官府为月老,去成全有情人的越礼行为,如乔太守等。不足的是:作品大讲因果报应忠孝节义。
艺术成就:“无奇这所以为奇”,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小说的传奇性。多采用误会巧合的手法,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珍珠衫、《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鸳鸯绦。
分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冯梦龙根据《负情侬传》而改编的。它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三言二拍》中成就最高的。是发生于万历二十年的故事。
一、杜十娘之死的悲剧意义
1、形式上是李甲和杜十娘的矛盾,实质上是杜十娘背后的礼教把杜十娘推出人的行列,最终粉碎了杜十娘的梦境,而李甲的负心和孙富的挑唆只是外在的导火索。
2、杜十娘的死是对自己尊严的确维护,她不愿意让李甲当作商品卖,为了保护自己的价格尊严只能死。
二、“百宝箱”的意义
百宝箱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和意义的符号,是一个复合的意象。
1、具有象征意义:
①身世的象征。诸般异宝是她遭受肉体折磨和精神蹂躏的双重交换物,是她沦落风尘,半世“困瘁”的命运写照,浓缩她悲惨的身世,若每一样珍宝都显示了她被扭曲的灵魂、异化的价值和践踏的人格。“百宝箱”以超语言的形式记录了杜十娘的地位、经历和命运。
②希望的寄托。百宝箱是她的“终身之寄”,是她做人的希望。百宝箱沉入江底,是她希望的破灭,也是她对旧人生的告别与对新的人生的彻底绝望。
2、具有线索的功能和意义:
百宝箱在小说中四次出现,代表着情节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次出现说它“封锁甚困”这是小说的隐线,后来是在上路时“打开,又很快关上”,显得很神秘。在小说发展的高潮,它被完全打开,诸般异宝呈现于读者眼前,但它很快就被沉入江底。它在小说中忽隐忽现,如神龙之宛游,若即若离,似蜻蜓之点水,如千丈游丝,有“萦花拈草之妙”。
对百宝箱的限知视角,可避免全知视角无所不知,制造悬念。并可以提供一种叙事方式,先合后开。
第六章 明代戏剧
明代戏剧主要由杂剧和传奇两大部分组成。但明杂剧的艺术地位和总体影响既不如蔚为主流的明传奇,与元杂剧相比也大为逊色。元杂剧在元末已衰微,但杂剧剧本作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学样式,还是以其文体的惯性在明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明杂剧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写下了杂剧史上相对低沉但又具备自身个性的新篇章。
第一节 明代杂剧
一、明代初叶的杂剧创作
明初杂剧创作较为单调,《御制大明律》专设《禁止搬做杂剧律令》凡艺人搬演杂剧不符规定的,要处以刑罚,严酷政策导致明初杂剧题材的偏狭。
在这种背景下宫廷派剧作家应运而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总体追求几乎垄断了杂剧剧坛。
明初杂剧创作的核心人物是皇子皇孙朱权和朱有敦。他们左右并影响着一批文人客,形成了宫廷杂剧创作的小群体。宫廷派创作的主要类型是: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
1、朱权是明太祖的第十七子,永乐前后,皇家同室操戈的情况再次出现,为了避祸求安,朱权便沉浸在戏剧、音乐和道家学说之中。所作杂剧院12种,今存《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和《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前者写冲漠子被吕纯阳等超度入道,东华帝君赐号丹丘真人,用得道之乐来自慰。《卓文君私奔相如》演才子佳人风流韵事,卓文君作为新寡妇,一不为亡夫守节,二不待父母之命,三不用媒妁之言,毅然与才子私奔,这由皇家子弟写在贞节观念愈演愈烈的明代,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他还兼戏曲史论和曲谱为一体,著有《太和正音谱》。
2、朱有敦: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之长子,即朱元璋之孙。他是明杂剧史上创作较多的作家。今存杂剧增31种。其中有喜庆剧《牡丹仙》,神仙剧《小桃红》,道德剧《香囊怨》等。他的杂剧语言质朴、音律谐和。
3、贾仲明、杨讷:前者善作宴会即景之作,后者善猜迷,二人双双得到了皇帝的欣赏。
总结:明初杂剧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作品缺乏元杂剧直面现实的基本抗争精神,而将元后期杂剧封建说教与风花雪月等倾向加以张扬,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粉饰太平的浓厚色彩。
二、明代中后期的杂剧转型
从弘治、嘉靖年间开始,以王九思、康海为代表的杂剧创作发生了新的转机,到了万历 后出现了以徐渭为代表的杂剧创作高潮,一大批境界不俗的作品脱颖而出。
从创作倾向上看:打破了风花雪月、伦理教化的神仙道化剧,弘扬个性、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和伦理反思剧不在少数。
成就:部分作品可以称为传世之作
1、王九思:属明“前七子”之列。《杜甫游春》,借杜甫城郊游春时四顾萧然,触景生情,对奸相李林甫罪恶深为不满,骂当世之黑暗,感个人之不遇。《中山狼》开辟了明代单折短剧的体制。
2、康海:代表作《中山狼》。写东郭先生救了一只被赵简子人马追杀的中山狼,不料事后中山狼竟要吃东郭先生。影射了官场尔虞我诈,是对官场弱肉强食的变形描摹,当时剧坛形成了以康海为代表的中山狼题材创作热。
3、徐复祚《一文钱》卢元外“财便是命,命便是财。”王衡《郁轮袍》,文痞王推挤掉王维的状元。
4、吕天成:《齐东绝倒》写舜帝之父犯了杀人之罪,但经舜帝疏通人情后,免了舜帝之父的罪.这部剧写了权比法大,情比权大,君主的脸面比国家利益大的社会弊端,这也是以权谋私,腐败堕落之风自上而下的渊薮,象这样大胆揭露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5、陈与郊、冯惟敏、李开先、汪道昆。
总结:明杂剧上不能与一代文学之冠元杂剧比肩,下不能与明传奇抗衡,最能显示出明发剧特征的是讽世杂剧。徐渭是其中的代表。
三、徐渭的杂剧创作及理论建树
(一)狂人徐渭:字文长,浙江绍兴人,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和戏剧等艺术领域纵横驰骋,迸发出离经叛道、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他一生坎坷,8次参加乡试,没能考中举人。在浙闽总督胡宗宪军中当幕僚屡出奇谋,后胡宗宪倒台,他也屡遭迫害,一度精神失常。他曾9番自杀未果,后因误杀后妻被捕,7年后出狱,益发放浪形骸。晚年靠卖画、卖字为生,困顿寥倒以终。死后四年,袁宏道才偶然从旧文集中发现他的光辉。称赞他诗、文、字、画、人“无之而不奇”。徐渭自称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其实他的杂剧创作在戏剧史上享有盛名。
(二)《四声猿》
“四声猿”语出郦道元的《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四声猿》包括四部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部短戏。
《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尽情戏弄。
《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是对女性的赞美,也是对人才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
简述四剧大意。王骥德《曲律》称“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徐渭的杂剧有名的还有《歌代啸》。
总结:他的杂剧呈现出陈规尽扫,独备一格的气度。 他的作品不避人间烟火与市井气息,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要。对所谓巍巍正统和赫赫权威勇于揭露,善于讥刺,开辟了讽刺杂剧的新路。他精通音律,《女状元》即全用南曲。凡此种种,使徐渭在杂剧剧坛独树一帜。从整个明代戏曲大势看,徐渭是明杂剧的代表作家,汤显祖是明代传奇的代表作家,这是公认不争的事实。在理论上,《南词录》是第一部研究宋元南戏和明初戏文的专著。
第二节 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明代戏曲的主体是传奇,它发源于宋元南戏,带有浓厚的南方戏曲特征,但也融合了北曲声腔和元杂剧精华。是明清两代的全国性大型戏曲。
一、明初传奇概述:
传奇的渊源:
①“传奇”一词最早指唐代短篇文言小说,宋元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
②元末明初学者也将元杂剧称“传奇”,原因不一,可能是因为许多唐传奇曾被元杂剧改编成剧本。如《西厢记》改自《莺莺传》,《倩女离魂》改自《离魂记》。
③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
④明初传奇的道学化和八股化。这与统治集团对程朱理学在大力推行息息相关。如朱元璋对标举风化,有益人心的《琵琶记》赞不绝口“《五书》《四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上有所好下必从焉,邱浚《五伦全备记》写伍子胥的传人伍伦全及异母弟弟伍伦备等人既是忠臣孝子,又夫妻和睦,兄弟友善、朋友信任的五伦典型。但缺乏艺术性,邵璨的《紫香囊》明人认为“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
⑤较少爱八股和道学气污染的《精忠记》、《千金记》、《连环记》等。
二、 明代中期三大传奇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明代传奇在嘉靖时期盛行起来,成为剧坛一主流艺术。作家创作更具战斗精神。社会政治的腐败、边境敌寇的骚扰,使作家们在剧发出沉重的呐喊。
1、李开先《宝剑记》抒发内心的愤懑,化解胸中垒块的有感之作。故事概述:写林冲但与小说不同。
2、梁辰鱼《浣纱记》第一部用新昆腔谱曲并演出的传奇剧本。这是一部极为苦涩的爱情悲剧,写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也是一部沉重的政治悲剧。“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
3、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的《鸣凤记》。揭露晋严嵩的罪恶。开辟政治悲剧现实化的道路。《鸣凤记》内在结构:通过揭露严嵩的旧罪,并不断演示其新罪而得以呈现。旧罪:内任党羽,外用军财,北置河套于沦陷之中,东使沿海遭倭寇之难。新罪:对先后历数其罪的确11位忠臣义士血腥镇压。被他陷害致死的有:老首辅夏言,兵部尚书曾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及其妻子,翰林学士郭希颜。吕天成《曲品》慨叹:“《鸣凤记》记诸事之恶,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
三、明代后期传奇的繁荣
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传奇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和繁荣期。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传奇作家,和以沈景为代表的吴江派为传奇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繁荣的表现:
1、涌现出了数百种较好的传奇作品,昆腔传奇一枝独秀。
2、最突出的创作倾向是弘扬了个性,批判了封建专制。如《牡丹亭》、《娇红记》、《玉簪记》、《红梅记》等。
对重要剧作的了解:
高濂的《玉簪记》是一部爱情喜剧:写南宋书生潘必下正和大家闺秀陈妙常在琴声和诗才的感召开下成其好事。
喜剧家孙钟龄的《东郭记》讽刺明末荒唐的吏治和黑暗的官场。
爱情悲剧《红梅记》作者周朝俊,两条爱情线索:裴舜卿与卢昭容的婚恋关系;李慧娘与裴舜卿的生死之爱。简述剧情。
3、沈景为领头人的吴江派曲学群体的形成
沈景: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万历二年进士,因科场舞弊案被牵连,于37岁告病返乡,后半生以“词隐生”自署,进行了长达成20年戏曲创作和研究。沈景创作的思想倾向偏于保守。倡导封建伦理道德的气息比较浓厚,所以他曲学主张比他的戏剧创作影响大。曲学主张:主张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本色论“鄙意僻好本色。”强调语言的通俗自然。声律论:是沈景曲论中影响最大的方面,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因律害意也在所不惜“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沈景、吕玉绳改编《牡丹亭》引起汤显祖极大不满,这是“汤沈之争”的由来。沈景用了江苏的昆曲音律去规范远在江西受弋阳腔影响的汤显祖,是妄自称尊的苛求。后人用昆腔演唱原本《牡丹亭》大获成功,这是沈景始料所不及的。
4、玉茗堂风格影响下的剧作家,两大戏剧流派的形成和竞争,是明代后期传奇繁荣的重大标志。其中以孟称舜的《娇红记》为代表。孟称舜是受汤显祖影响最深,成就也最大的传奇作家。剧情:王娇娘与申纯倾心相爱,王家却将娇娘许配给了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帅公子,致令娇娘与申纯先后抑郁而亡。这对情侣死后化为坟头的鸳鸯,向世人传哀示警。陈洪绶批点:“泪山血海,到此滴滴归源;昔人谓诗人善怨,此书真古今一部怨谱也。”
第七章 汤显祖
与元代剧坛诸家并立,各有千秋的创作局面不同,明代剧坛总体呈现出一峰独秀,群山环拱的气象。汤显祖是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中外学者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日本青木正儿说:“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士比亚之去世一年而卒,(莎士比亚1564—1616,汤显祖1550—1617)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中国的徐朔方、陈瘦竹亦撰文作过比较,认为二人在16世纪与此同时17世纪之交的东西方剧坛上,都作出了泽惠人类的卓越贡献。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与思想
一、坎坷的仁途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这正是趄廷腐败、社会动荡的明代中晚期。他出生于书香世家,承袭了四文的家风。5岁做对联,10岁学古文词,14岁补为诸生,21岁以排名第八中举人。但在全国性进士科考中屡考屡败,直到万历11年才中进士,原因是:他拒绝当朝张居士要求他为其儿子陪考,直到张病故,才得以跻身进士之列,后又因不与内阁要员张四维和申时行合作,不能官居要津。万历19年,因上本得罪神宗和申时行,被贬到广东徐闻。僚在官场颠簸15年后,长期屈沉下僚的汤显祖辞官,归隐于临川玉茗堂中,创作了《牡丹亭》(1598)、《南柯记》(1600)、《邯郸记》(1601)同以前写的《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剧中完整展现了他的至情论。
二、至情论的主要思想:
至情论源于泰州学派,也渗透着佛道的思想
1、对他影响至深的人:老师罗汝芳,是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提出“制欲非体仁”。李贽的个性解放思潮。达观禅师与汤有多年神交,他有生之年,几乎总在关注并奉劝着汤显祖,汤中举后,在南昌云峰塔题过两首诗,二十年后,达观初见汤显祖,还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这三个人在汤显祖思想与人格的形成中矗立起三座丰碑。
2、家族影响
祖父辈40岁隐居于乡村,劝儿孙弃科举而习道术,祖母对佛教经文诵读不倦。启蒙老师徐良傅罢官后对蓬莱仙境向往不已。
3、汤显祖的至情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从客观上看,世界是有情的世界,人生是有情的人生。世间之事,非理所能尽释,但一定都伴随着情感的旋律。即“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
②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牡丹亭》的《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是对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呼唤。
③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戏剧表演可使观众在戏剧审美活动中无故而喜,无故而悲,将旁观者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的状态调整过来,于戏剧的弦歌中,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汤显祖曾尝试以情施政,在县令任上创建其“至情”理想国。情之所致:除夕、元宵放犯人与家人团聚,节后无一人逃离。情之所感:当他辞官南下时,遂昌百姓代表在扬州苦苦挽留,汤显祖为百姓开办了相圃书院,百姓为离任的好县令建立了供奉的生祠。
总结:汤显祖的至情论充满着丰富与热情的人文关怀精神,它强调人的情感需要,肯定人的审美追求,这正是对程朱理学无视情感欲望的有力反拨,是对统治阶级所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的挣脱与释放。
第二节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
一、《牡丹亭》的题材渊源
采自《杜丽娘慕色还魂》的话本。内容:两个太守,一双儿女,终谐连理的喜剧。
二、《牡丹亭》故事情节简述
全剧55出,前28出以喜衬悲的悲剧,后27出是以悲衬喜的喜剧,王思任:“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则有泪,叹者真叹,叹则有气。”汤显祖于是1598年完成《牡丹亭还魂记》,一出现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三、人物性格分析
1、杜丽娘
杜丽娘的性格发展:她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才貌端妍,聪慧过人,(《四书》能逐一记诵,摹卫夫人书法几可乱真)对父母孝顺,对师傅尊敬(给师母绣寿鞋)。
但同时她又有对美和爱的强烈的追求,有酷爱自由和反叛束缚的精神。如在衣裙上绣上成双结对的美丽花鸟;认为《关睢》不是歌颂后妃之德,而是对自由相亲、浪漫结对的鸟儿和君子和淑女的礼赞。
游后花园,激起她的情感波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与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并使她喟然长叹:“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无可排谴的春情幽怨越积越多,她终于在昏然梦中,经由花神的指点,与书生柳梦梅相爱。当她感受到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情后,她有“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但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时她由唯唯喏喏的千金小姐发展到勇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方郎,这是杜丽娘性格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杜丽娘病死于寻梦觅爱的渴望中。 杜丽娘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能为情而死,还表现为在阎罗面前据理力争,身为鬼魂而对柳梦梅一往情深,最终历尽险阻为情而复生。与柳梦梅简陋成婚,这是杜丽娘性格的第二度发展与升华。
第三度发展表现为对历经劫难,终得团圆的胜利成果的悍卫与保护。而杜宝对状元夫君柳梦梅再三弹压,杜丽娘在朝堂上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情深一叙,终于感动皇上,亲自主婚,“敕赐团圆”。
2、柳梦梅:痴情——拾到美女像,以图像唤出真身。钟情:此前在梦中已与杜丽娘结合。纯情——与女鬼幽会,伴之起死回生,又对她忠心不二。
3、杜宝:顽固不化的封建统治阶级。
4、陈最良:陈腐迂阔的封建教化的代表。
他们不能理解女儿惊世骇俗的举动,杜宝说:“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什么七情六欲。他不许女儿闲昵。为杜丽娘延请教师,是为了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理父母光辉。”他官及人臣后,显得绝情绝义。为维护官场清誉,不仅不认柳梦梅为女婿,而且只恨没能把柳梦梅打死。得知女儿复生后,不仅不亲自勘验,反而再三奏本,请皇上下旨着人擒打妖女,不让亲生女儿痛陈原委。他宁可要一个贞节亡女,也不认一个不轨的活生生的杜丽娘。因为不洁的女儿会妨碍他官位的尊严。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说“杜宝抚摇头山东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片言难入。”
四、《牡丹亭》的文化意义:
1、以情反理,肯定和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
明代对妇女禁锢尤为严厉。一方面允许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纵欲无度;一方面对妇女高度防范。他们通过用太后、皇妃的《内则》、《女训》、《女鉴》教化妇女,同时树立贞节牌坊来压迫妇女。《明史烈女传》实收了308人。封建卫道士痛感:“此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
2、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
肯定了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以及生死相随的美满结合。启示和鼓舞止步不前的妇女们,勇敢地追求至情。
2、在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汤显祖没有象李贽、达观那样硬拼,但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的战场。
第三节“临川四梦”中另外三部戏
《紫钗记》是儿女风情戏,《南柯记》和《邯郸记》是政治问题戏,同时也在感叹人生的虚幻与无常。他一生得意处唯在《牡丹》,《牡丹亭》是四梦之翘楚。
让学生自学25分钟。
汤显祖的影响
一、汤显祖影响下的剧作家:
他们从立意构思到曲词风格,都刻意模仿汤显祖。戏曲史上称为“玉茗堂派”或者“临川派”。这些作家是吴炳、孟称舜、洪升和张坚。洪升的《长生殿》不仅在词采,更在全剧的情旨追求上模仿《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也处处可见汤氏渊源:“新词不让《长生殿》,幽韵全文玉茗堂。”
二、在同时代青年作家中激起巨大波澜,在中国戏剧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层层批注,深有所感,自伤身世于17岁就悲愤而亡。汤曾写《哭娄江女子二首有序》的悼诗。传说内江一女子读了《牡丹亭》,愿托终身于汤,因见其一老翁而投水身亡。焦循《剧说》中记载:冯小青的绝命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忧伤而亡。
三、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佳作
上演三百年长盛不衰。小说戏曲将《牡丹亭》引用在自己的情节发展中,如《红楼梦》用《牡丹亭》加深了宝黛二人的感情融合,进一步展示了黛玉的内心情感。因此经,《牡丹亭》已成为中华民族一笔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
第八章 明代诗文流派
明代的诗数目不少,但都以相袭为诗,独创的很少。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下面按时间顺序总结明代的主要诗文流派。
第一节 明代前期诗文
一、明初诗坛:
高启、杨基、袁凯:他们是活跃在明初诗坛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经历过元末动荡的战乱和明初整饰政策下的高压统治,作品大多表现明代创伤和作家个人的愁苦忧闷的心态和反思人生的内容。
《明史文苑传》中记载:“明初文学之士”“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刘基、袁凯以诗著。”而“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均为吴人,并称为“吴中四杰”。
重点了解高启:字季迪,号青丘子,江苏徐州人。《四库全书》称他“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据《明史》记载,后宫淫乱,启尝赋诗,有所讥刺,这为他招来杀身之祸。这首诗可能是《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诗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夜有谁来。加上后来他坚辞户部右侍郎,不为君用, 这是其公开的罪状。导火索是洪武五年,国子监祭酒魏观出任苏州知府,与启有旧,观修府第,启为撰《上梁文》,及观被诬有罪,启也获罪。于洪武七年腰斩于南京,年增长39岁。洪武十三年,子孙受胡惟庸案牵连均被杀。
高启代表作为《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结构跌宕有致,于雄豪奔放的气势中透露出几分苍凉的意味。《青丘子歌》写自己放达孤傲,不随时俗,甘愿当一位无拘无束的苦呤诗人,流露出较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
二、明初散文:宋濂、刘基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浙江人。文名甚著,朝廷“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他提倡“文以明道”,目的是要“文”贯穿一个“圣贤之道”的内核。所以他的文学观念洋溢着卫道气息, 同时创作注重生活基础和艺术技巧。代表作有《送东阳马生序》。
2、刘基:字伯温,浙江人与宋濂并称,《明史》载“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其作品寓言故事较有特点。散文集《郁离子》文采显著,是其归田后所著的一部寓言散文集,离在“八卦”中是火的意思,是文明之象,郁离则是盛世文明之治的意思,有政治教化之意,代表作有《卖柑者言》,讽刺了元末社会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达官贵人们。重点分析这篇文章。他于洪武四年归老于乡,“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时胡惟庸为相,使用吏讦基,基忧愤成疾,洪武八年病卒。
三、台阁体:台阁本指内阁与翰林院。后“台阁”成为对人的尊称。台阁体流行的时间是“明永乐年间至成化年间。代表人物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士奇有学术,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他们的诗文内容均为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雍容典雅,辞气安闲。台阁体流行的原因:与作家生活遭际有关。身居要职,处境优裕。相对封闭与狭窄的上层官僚生活,限制了其创作视野。永乐以来,经过初期的整休调治,政权相对稳定,国力渐趋强盛,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局面。“海内晏安,民物康阜。高压政策继续,明成祖朱棣上台后,抓紧政治文化上的限制,社会安定背后的压力给文人震慑。
四、茶陵派:这是一个以诗为主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李东阳,他是湖南茶陵人。在当时文坛有很高威望。他不满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要求在复古中反映现实。但他“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使他的文学作品依然保留着台阁体的痕迹,因为他本身就是内阁重臣。但其诗虽沿台阁余习而又不尽同于台阁体。
第二节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15世纪末以后,明代诗文领域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这变化的一个重特征是文学复古思潮日趋跃。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注意文学体制的建设,并给民俗文学以应有重视,但由于过分注重法度格调,陷入了拟古的巢臼而难以自拔。介于前后七子间的唐宋派以学习唐宋古文为旨归,并未在文坛上掀起更大的波澜。
五、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康海、边贡、徐祯卿、王廷相。他们的活动时间在弘治、正德年间,主张通过复古手段,而达到变革的目的。贬斥明初以来“尚理而不尚辞”的文学理学化的现象。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即主情论调。将民间创作与文人士子作品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不足的是:过于重视法度、格调。代表诗有李梦阳的《石将军战场歌》、何景明《岁晏行》等。
六、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李攀龙、宗臣、谢榛、吴国伦、徐中行、梁有誉等。前七子于嘉靖初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在文坛上举起了复古的大旗。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不足是: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如王世贞对篇法、句法、字法都有一板一眼的规定。
总结: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得失与影响,得:在复古的旗帜下,为文学寻求了一席独立存在的地位。打破了文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治经穷理的倾向。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如后七子重辞轻理,力图摆脱高高兴兴受道德说教束缚。前七子主张文学要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刻画真实人生。提出了“真诗在人间”,“宋无诗”,赋予了文学复古活动以深刻性和挑战性。失:过于强调法度即对辞采、句法、结构都有具体要求,比如篇法中规定“有起有束,有放有收,有唤有应,”字法要“有虚有实,有沉有响。” 这是一套有板有眼的艺术规则。另外陷入了复古、拟古的圈子,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模拟之作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水准。如王世贞《上邪》“上邪, 与君相知,譬彼结法之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套用汉乐府“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李攀龙的《陌上桑》除个别字句更改外,几乎是全文照抄汉乐府的《陌上桑》
影响:对文学领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清康熙、乾隆年间诗人沈德潜论诗主张从前后七子的文学论点中吸取内容,重新举起复古的旗帜,以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晚明袁宏道《答李子髯》诗中,对李梦阳、何景明文学活动加以肯定,赞赏民间传唱的,《打草竿》、《擘破玉》为“多真声”。这一论点与李的“真诗在人间”的说法神理相通。
七、唐宋派
代表人物: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提倡唐宋文风,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古文名家。各人趣味有所不同。王慎中、唐顺之将欧阳修、曾巩作为重点学习对象,茅坤学古不偏侠。采录韩、柳、王安石、欧阳、曾、苏氏三父子这八大家的作品,编成了《八大家文钞》将他们标为效法的正统。唐宋派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首推归有光,他的文章被称为“明文第一”。他学古更为宽泛,反对后七子“琢句为工”将王世贞视为“妄庸巨子”。他的散文学习既推崇《史记》又尊尚唐宋诸家。他散文善于捕捉日常生活国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回味无穷。王锡爵给他作的《墓志铭》中说其文“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情,溢于言语之外。”
和学生一起分析《项脊轩志》的优长。
第三节 晚明诗文
八、李贽的“童心说”
李贽是晚明杰出的思想家,他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肯定了人生活欲望的合理性,与“存天理,灭人欲”相背。他还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得也。”否定传统上至高无上的偶象,强调个体自身价值。文学观念亦有离经叛道之处。童心说——“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指不受道学等外在东西的干扰和蔽障。真即指人故有的私欲。主张:文章应真实坦率地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赞刘谐》、《自赞》、《高洁说》将自己描写成个性鲜明的狂士。
九、公安派
代表: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宏道成就最为突出。因为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称公安派。
口号: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感情的重要性,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
成就:诗歌、散文(游记、传记)多有佳作。
作品:袁宏道《徐文长记》。
不足:追求随意而出,信乎而成的写作风格,一些作品因过于率直、浅俗,加上作者不经意的创作态度,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
如袁宏道的《渐渐诗戏题壁上》“明月渐渐高,青山渐渐卑;花枝渐渐红年,春色渐渐亏;禄食渐渐之多,牙齿渐渐之稀;姬妾渐渐之广,颜色渐渐之衰。这样使诗作无诗意可言,不能不说是败笔。
十、竟陵派:
代表人物是钟惺、谭元春。二人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为竟陵派。他们是对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继承和变异。他们也提倡独抒性灵,但是具体主张与公安派有区别:1、公安派反对仿古蹈袭,重视作家自己创造,而竟陵派则看重向古人学习。2、竟陵派追求“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一味信奉幽情单绪的文学审美情趣。评价:竟陵派较为敏锐地认识到公安派末流俚俗浮浅的创作弊端,企图另辟蹊径,具有一定胆识但竟陵派并未真正找准文学发展的路子,他们把“幽情单绪”“孤行静寄”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到上了奇辟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视野。
十一、复社
代表人物是张溥、张采。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他们重新打起前后七子复古的旗帜,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为口号,目的是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十一、几社:代表人物是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夏完淳等。张溥死后,陈子龙成为两社的领袖。他们企图从文化复兴中恢复传统精神,挽救明王朝。代表作品有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狱中上母书》,夏完淳是夏允彝之子。他被俘后在狱中给母亲写下了绝别书,时年只有十七岁。其中有句了非常感人:“哀哀八口,何以为生”的牵恋与母亲恩情未报的遗恨“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壮心未泯。
晚明小品文成就颇高,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晚明小品文的体制短小精炼,体裁不拘一格,如序、记、跋、传、铭、赞等文体都可运用。内容题材上显著特点是趋向生活化、个人化。代表作家是张岱。代表作品有《柳敬亭说书》、《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这些作品是追忆之作,摹绘西湖游人的情态,烘托繁丽的生活气氛,在层层白描文字中夹杂着作者醉恋于昔日“繁华靡丽”生活的怀旧情绪。周作人评张岱:“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林语堂从公安派宏道文风中品味出“幽默闲适的趣尚”而加以提倡。
重要作品分析:
一、刘基《卖柑者言》结尾为什么是画龙点睛之笔?
1、立言之本义,即表达自己愤世嫉俗之情,揭露社会现实,对现实不满。
2、强调自己是托柑以讽,柑子已被符号化,柑子在文章中可作为抽象之物,也可作为象征,即思想之荷,载物的。
3、语言犀利、生动有力。
二、归有光《项脊轩志》的感人魅力是如何营造的?
1、情真——作者感情真挚(每于琐细中见出情致)。
2、话真——作者所引亲人的话真切可信。
3、结构安排玲珑有致,结尾又突出妻子手植的枇杷树这一有我之境。
归纳:从心理上感人,所记是平平淡淡人之常情,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如王世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方苞:“不俟修辞而情辞并得。”从形象上感人,细节选择具有特征性,人物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从形象上给人具体可感的基础。结构特色:结构巧妙,形散而神不散,神气凝聚,以项脊轩前后变化为经,以对亲人怀念为纬,经纬交织在一起,从而在时空上凝聚。
三、宗臣《报刘一丈书》结尾是否有“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
无。反而体现了作者独立的人格和对自己人格的维护。这是一篇形象化的官场现形记。艺术上形象的勾勒漫画化。细节选取典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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