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一页，值得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多维度、多层次地进行深刻反思。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看，由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误导，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把握失当，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失策，最终导致思想教育在指导思想、领导体制、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上出现了根本性、全局性的错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大肆宣扬唯心史观，鼓吹“突出政治”，取消党的领导，煽动无政府主义，歪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基础。同时，制造“个人崇拜”与“现代迷信”，使思想政治教育丧失了理论自觉。大搞“革命大批判”、“否定一切”、“假、大、空’’和形式主义，引起了党内思想混乱，使思想政治教育丧失了正确方向，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惨重教训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要健康发展，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理论基础；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科学的内容和正确的方法；必须避免把思想政治教育同经济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分割开来，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坚实的价值基础；必须坚持和改善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可靠的组织保障；必须建立和完善良好的运行和监督机制，防止思想政治教育的错误倾向；必须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自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导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在明确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场“特殊的内乱”，这场内乱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主观主义估计的结果。1957年前后，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和国际上的波匈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认识，把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同时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被提到“基本路线”的高度加以系统化、理论化。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通知》和《决定》中提出的一整套“左”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1967年11月6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看作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这一理论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党内和政府、军队、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修正主义的政治、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针对这一现状，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变革。同时，《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虽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为六个要点，但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走资派；二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运用“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党的阴暗面。

    这一理论有十分明显的错误：其一，把已经解决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完全错误的判断。其二，它把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根本不提发展生产力，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其三，它对革命对象和革命性质的错误规定，从根本上抹杀了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后革命性质的根本区别，而将阶级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党内，又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被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错误的理论指导下，被纳入到为扩大化、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服务的轨道，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颠倒是非、混淆敌我，把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和政策，当成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左”倾错误论点，当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把误解和机械照搬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个别言论·，当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在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到处有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造成人人自危、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紧张关系，这种做法，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了全局性的失误。

(一)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误导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一定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而党的中心任务的确定又基于对一定时期所面I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如果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则会从源头上误导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如何正确认识国内的主要矛盾，却是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重大课题。在中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召开的中共八大，曾非常正确地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实际上都深刻阐述过这一问题。既然党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就是要教育和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健康顺利地发展。

    应当说，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贯彻下去，毛泽东基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而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与理论，把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描述得异常尖锐，似乎党和国家已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时时讲、处处讲，阶级斗争依然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随着这一理论在党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被彻底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也随之发生了严重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和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利用一切舆论阵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

(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把握的失当误导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一条基本原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这两大矛盾的存在及其辩证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夯实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阶级基础，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使之更加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就在于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树立起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试图在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技术基础落后的基础上建造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大厦。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丧失了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反而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忽视了其价值主体的生命意义。一次次政治运动，一场场使每个人都卷入其中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使人的阶级归属成了现实生活中左右自身命运的唯一力量，人们在现实中看不清自己的社会角色、权利和义务，在对政治不切实际的迷信和恐惧中，人们违背自己的本性，在扭曲和虚幻的氛围中迷失了自我价值。这种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误导产生了极为严重的结果，它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需要相背离，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脱节，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中难以根除的“两张皮”现象，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与抵触情绪，其“生命线”意义被淡化，甚至在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其学术价值和地位还在受到众多质疑。

    (三)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失策误导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本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科学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两类矛盾的区分，科学地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完全违反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并错误地提出“走资派”理论，从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选择的根本错误。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7日，会议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章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倒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直指刘少奇，并指出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全会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这一文件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运用“四大”武器，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向“走资派”夺权。这一文件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科学界定什么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是左派，中间派、右派。只要手中有权，又主张走一条与“左”倾社会主义道路不同的道路的人，就被定为“走资派”，只要发表了与“左”倾错误观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的知识分子，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完全凭个人好恶进行主观臆断，完全是一种没有任何正确标准的批判，这就势必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分歧当作阶级立场的对立，把学术观点的差异当作阶级利益的斗争，“整党内的走资派”，实际上是整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

    “走资派”理论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混淆，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一，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全面混乱。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主题，进行国情教育；不是以宪法为主题，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不是以无产阶级价值观为核心，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而是以大批判开路，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事事连着纲和线”等“左”倾思想，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私批修”，无限上纲，乱批乱斗，打倒党内走资派，号召全面夺权，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等领域，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沉渣泛起，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空前泛滥，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誉，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其二，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错误。严重混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把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应当选择批评教育、比较鉴别、积极引导等方法，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是“文化大革命”却采取了“四大”的方法，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且错误地把“四大”的方法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大民主”，毛泽东对这一方法十分赞赏，把它称之为是对过去民主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他认为，过去的农村斗争、工厂斗争、文化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所以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和方法，公开地、全面地发动人民群众白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而“四大”的方法正是这样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毛泽东决定使用“四大”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在江青、康生的怂恿和授意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从此，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学校、机关、工厂、农村络绎不绝地派人到北京取经，进行大串连。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他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达1 100万人。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而毛泽东却加以肯定，以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于是全国范围内的夺权运动不断升级，揪、斗、打、砸、抢、抓等恶性行为肆无忌惮，大批党政干部、专家学者遭受摧残和凌辱，甚至被迫害致死，全国陷入了“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四大”的方法貌似是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在思想上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它要求对持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不是同志式的批评、教育与引导。根本不能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理论上，它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的主导作用，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实践上，它削弱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抛弃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侵犯了人们的民主权利，破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环境。因此，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邓小平在1980年曾深刻指出：实现民主与法制，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

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挫折固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误导的结果，但更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全面破坏密切相关。

    (一)宣扬唯心史观，篡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教育人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使命。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混淆物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大肆制造个人崇拜与现代迷信，鼓吹“顶峰”论，“天才”论，妄图用唯心史观取代唯物史观，用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来取代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首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鼓吹“顶峰”论，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以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肢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在军队内首先宣扬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党共讨之”。

    其次，在对毛泽东思想制造“顶峰论”的同时，林彪、江青又对毛泽东本人极力宣扬“天才论”。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上提出了“四个伟大”，即毛泽东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9月18日，在《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12月16日，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写《再版前言》中，称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两次鼓吹“天才论”，陈伯达密切配合，抛出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  

    “顶峰论”与“天才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公然篡改，具有显而易见的理论错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早就告诉人们，人们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先验地存在的，而是在客观外界环境影响和主观能动调节的交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这一理论揭示了人的思想产生的规律，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但是，“顶峰论”则将主观能动性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阶段上的发展成果当作终极真理加以顶礼膜拜，似乎只要迷信伟人就可以使一切思想问题迎刃而解；而“天才论”则否认了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似乎人的思想是先天固有的。林彪、江青一伙散布的唯心史观，篡改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混淆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界限，毒害了一大批有革命热情，但缺乏理论识别能力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产生了严重危害，主要表现为：

    第一，将学习毛泽东著作引向“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实用主义”的歧途。在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被极端地推向形式化、简单化、庸俗化，甚至出现了宗教崇拜的愚忠的形式，大小集会开始必须手挥《毛主席语录》，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会前必须集体诵读“最高指示”，每天要向毛泽东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到处张贴毛主席语录，书写颂扬毛主席的口号，悬挂毛泽东画像，佩戴毛主席像章，“大树特树”的个人迷信活动取代了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他又提出了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随后他又提倡“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要求人们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在林彪不遗余力地大搞“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气氛下，一些报刊大量刊登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文章，说什么只有用“忠’’字铸成的长城，才是真正的长城，伟大的长城，钢铁的长城，资产阶级腐蚀不了的长城。要人人做到脑子里要印上忠字，心坎上要刻有忠字，口里要宣传忠字，行动上要体现忠字，让忠字统帅生活的每一分钟，让忠字指挥我们的一切行动。在这种有组织、有领导的强大社会舆论下，社会上迅速形成了一股极不正常的“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歪风邪气。

    第二，扭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精神。“文化大革命”的掀起，一个重要的舆论途径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行狂热煽动的结果，林彪总是挖空心思吹捧毛泽东，并把一系列“左”倾方针和个人崇拜的原则贯彻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等方面。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确认了林彪的观点，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完全离开了党的七大会议所作的科学表述，重新作出了宣扬个人崇拜的评价。从此，个人崇拜在党内恶性泛滥，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生活完全丧失了民主，只有集中，如果提到民主集中制，也只是强调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下的民主与集中。

    第三，败坏了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但是，由于“顶峰论”、“天才论”所造成的“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加之林彪大肆宣扬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方法，在两条政治路线的残酷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被彻底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学风。

  应当指出，林彪、江青一伙的低劣做法，遭到了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1966年，叶剑英同志说：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重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变成了教条。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历史唯心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顶峰论”、“天才论”等错误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坏。

    (二)鼓吹“突出政治”，歪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决定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既指导经济，又为经济服务。恩格斯也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①经济与政治的这种辩证关系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和经济业务建设的关系，是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作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指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和各项业务工作密切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前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其“生命线”的意义。但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鼓吹“突出政治论”、“政治冲击论”，完全歪曲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曲解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科学含义，片面夸大政治的作用，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经济业务工作的对立，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

    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竭力推行极“左”路线。1964年，他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系统地论述了要“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965年，林彪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把政治工作同军事业务对立起来。1966年1月，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他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年2月至4月，在林彪的授意下，《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七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在这些社论中，他们肆意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意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着重视精神对物质反作用的旗号，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说什么“突出政治”是最厉害的“精神原示弹”，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政治工作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冲击一切。这种“时时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处处突政治”的做法，在军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l页。

 

中不仅“冲击”了其他工作，而且使政治工作产生了脱离实际讲空话、讲大话的不良倾向。

    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把这种错误的做法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对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不良后果。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粮食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这些都是“突出政治论”，“政治冲击论”的产物和表现。在这种“突出政治”的氛围中，当时许多主张政治工作要结合具体工作去做，政治工作要落实到各项业务工作中去的同志，统统被指责为“单纯业务观点”，“单纯生产观点”，“唯生产力论”，从而造成业务干部不敢抓业务，技术干部不敢抓技术，生产干部不敢抓生产的严重局面，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的开展。在这种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财政收入锐减，人民生活下降，社会动荡不安。思想政治教育不但没有成为经济建设的坚强保证，政治建设必要条件，思想建设的精神支柱，文化建设的主导因素，人力资源开发的强大动力，反而搞乱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削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扭曲了自身的价值基础。

    (三)取消党的领导，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

    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是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组织保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赞赏与支持，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最终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帮代党，严重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许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党委领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与做法也被破坏殆尽，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陷入了瘫痪和半瘫痪的深刻危机之中。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控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完全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江青等人采取突然袭击等手段，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打下去，靠边站，夺取了处理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在中央领导核心层开创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先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的地位骤然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不久被宣布为中央的唯一副主席，成为当然的接班人。林彪在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这是林彪发出的冲击党组织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明确信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设立和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体制改变的突出标志，它使党的领导失控，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和工作队伍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导致了大批判、大夺权、大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氛围中，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常组织、领导功能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支配下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非常赞赏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称红卫兵运动是“革命运动”，是对一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造反派有理。林彪、江青趁机对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煽风点火，林彪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大震动”，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反复鼓励红卫兵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的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煽动下，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被林彪、江青一伙加以利用，成为实现其政治阴谋与野心的工具。1966年10月，林彪又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谬论，他指责各级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得力，不认真，10月5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宣布取消部队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的规定，取消“不在军队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为在更大范围“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依据。到1966年年底，全国除解放军野战部队外，各级党政机构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基层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实际上已被取消。

    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掀起了篡夺各级党政大权的高潮。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掀起所谓“一月风暴”。到1968年9月，除台湾省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军、干、群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样，宪法规定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既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又未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就在“夺权”的风暴中被改变了。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了我党建设和政权建设史上奇特而罕见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日益膨胀的派系斗争，在取消破坏党组织领导的同时，实现以派代党，以派性取代党性的组织路线，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造成相当多的单位长期两派对立，局势持续动荡，党组织严重不纯，党内生活相当混乱。从1967年起，毛泽东多次提出整党建党的问题，10月27日，他提出后来被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整党建党的50字方针。11月5日，毛泽东又作了“吐故纳新”的指示。林彪、江青趁机利用毛泽东提出的“左”倾建党理论与方针，以“重新建党”为目的，大搞“吐故纳新”，不断扩大他们在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各个单位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吐一批、纳一批、挂一批，大搞形式主义，并以“开门整党”为方式。吸收群众进行“一学二批三吐四纳”。一学是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和“左”倾的整党建党学说；二批主要是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各种违反“左”倾思潮的“错误倾向”；三吐主要是清洗所谓“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等不合格党员出党，吐出“废料”；四纳主要是从造反派、“革命左派”中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增加新鲜血液。这种“整党建党”运动不仅没有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反而吐了大量的精华，纳了不少的糟粕。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江青一伙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培植自己的帮派势力，就打着“批判经验主义”的口号，攻击老干部，散布宗派主义思想，将一些在打、砸、抢中起家的造反分子和帮派分子突击发展入党，突击提干，使“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急剧膨胀，一些派系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的老干部与年轻的新干部之间的宗派矛盾重新激化，进一步加剧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被更加削弱。

    (四)“否定一切”、“革命大批判”引起了党内外思想混乱，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正确的方针与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要求，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鼓吹“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极左思潮，对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不是采取说服教育和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解决，鼓吹“斗争哲学”，声称“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这就使思想政治教育完全丧失了正确的方针原则。

    “文化大革命”的基调就是否定建国17年以来的一切，认为建国以来的17年，是刘少奇利用自己窃取党政要职，变本加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17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形势已十分严峻，因此，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睡在身边的人物，全面地造建国17年的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一笔抹杀建国17年来我国思想文化路线的成就与主流，说这些文化领域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是“黑线统治”，都是“毒草丛生，坏人当道”，于是层层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随后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公告中，对建国17年的否定从思想文化路线扩展到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公检法的否定以及对经济建设的否定。

    这种对建国17年的全面否定本来已经使广大党员很难理解，引起了党内思想的混乱，而与“否定一切”相伴随的就是“革命大批判”和“全面内战”，进一步使全国人民的思想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混乱之中。1967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所谓“批判”文章，不点名地给刘少奇扣上了“假革命”、“反革命”等罪名，从此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旗帜》的文章，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批判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月8日，在《红旗》、《人民日报》联合抛出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指出：“《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作”，“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为了使“大批判”向纵深发展，9月8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批判文章，对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两书，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说它们是“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是黑《修养》的姊妹篇”。在这种“大批判”的背景下，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为了肃清刘少奇的影响，10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转载了《红旗》杂志的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文中第一次提出要批判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这种“大批判”捏造罪行，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搞乱党的历史，助长了“左”倾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使广大人民的思想陷入了极端混乱之中，给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与危害。

    应当指出，理论上的“否定一切”必然导致在行动中要“打倒一切”，“文攻”与“武斗”也就成了“革命大批判”的两种工具和手段。为了否定一切，林彪于1966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打倒一切”，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指使下，红卫兵运动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到处张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批“黑帮”，抓“牛鬼蛇神”，捣毁寺院，破坏古迹，焚烧书画，砸烂文物，私抢档案，抄家游街，私设公堂，滥用酷刑，打人致死。9月，湖南的造反派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炮打九级司令部”(“九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没有逃脱被“炮轰”的厄运。12月，江青、张春桥等指使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包围中南海，并出动广播车狂呼“打倒刘少奇”。

    林彪、江青利用舆论工具为“革命造反精神”造势，展开文斗的同时，1966年底，王洪文在上海首开武斗先例，从此，全国真正开始陷入“文攻武斗”的“革命大批判”的“全面内战”之中。1967年3月，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的恶风，群众组织任意推倒党组织曾对在白区工作过和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甚至刑讯逼供，长期监禁、迫害革命老前辈。7月20日，武汉又发生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林彪、江青借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枪支弹药。7月22日至9月5日，在江青“文攻武斗”口号的影响下，郑州、长沙、武汉、成都、柳州等地相继出现了真枪实弹的武斗事件。在“文攻武斗”的“大批判”中，解放军总政治部被砸烂，实行军事管制，公安、检察、法院等国家政法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外交部的工作也陷入混乱。在这种“全面内战”中，林彪、江青残酷无情地打倒一切阻碍他们篡党夺权的各级领导干部，据统计，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部长和副省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而刘少奇则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迫害致死，许多老工人、老党员、老劳模和知识分子被打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凌辱和迫害。这种试图“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革命大批判”不但破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引起了党内外思想的混乱，而且扭曲了人的政治人格与道德人格，损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来面目，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

    (五)大搞形式主义和“假、大、空”，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长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积淀了许多真而不假，实而不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力地保障了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完成。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所鼓吹的形式主义与“假、大、空”，严重败坏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林彪是一个典型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和野心家。他通过大力颂扬和神化毛泽东，成为了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朋友”、“最可靠的接班人”。当上接班人后，林彪一方面网罗党羽，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又“韬光养晦”，一再提醒自己要忍耐，他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中赞扬刘备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耳，随机应变信如神。”为了把林彪装扮得对毛泽东最忠诚，叶群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送文件、打电话都要提醒(林彪)言不离主席”，“首长参加外事活动也要提醒”。

    林彪、江青搞“假、大、空”的另一表现，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大树假典型。比如“白卷英雄”张铁生，就因江青称赞他“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最后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了“闹而优则仕”的假典型。再比如，1973年12月28日，根据姚文元的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将一个批评班主任的小学生黄帅吹捧为“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

    大搞“假、大、空”，必然导致形式主义泛滥。“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文章、报告、讲演都是千篇一律，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大量引用语录，形成了新的“帮八股”，空话连篇，大话不断，假话一串。此外，还大量制作毛泽东像章，搞“忠字化”运动，以“献忠心”代替思想教育，以大颂扬代替理论学习，以个人崇拜取代思想觉悟，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不讲了，民主平等、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不见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不要了，这种形式主义，“假、大、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盛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六)对教育的直接破坏，背离了教育事业的基本目标，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文教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和突破口，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各项教育活动尤其是德育活动受到直接冲击，德育机构瘫痪，德育队伍受到打击，德育目标被篡改，德育方针被践踏，整个高校德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深知教育部门的重要性，江青说：“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好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张春桥说：“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因此，他们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蹿到各大专院校煽风点火，煽动经验不足的学生批斗教师、教授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彻底砸烂所谓的“旧教育”，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全国大、中、小学校完全被冲垮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路线被污蔑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广大命的知识分子被污蔑为“臭老九”，在“知识分子中就是资产阶级多，反革命多，特务多，进口货多”。学校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出身好、懂业务的党员知识分子被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重大危险”。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即使全国成为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宁肯少读两年书，也别让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在他们看来，学校是一个“修正主义大染缸”，教师队伍里没有什么“好人”，应该统统下放“劳动改造”。这样，全国高校都开始关门、停课‘‘‘闹革命”了。但长期停课“闹革命”，使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服务业停滞，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这就给家长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短短五年的时间，全国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达600多万，其年龄大多在16～20岁左右，这些知识青年固然为农村、边疆的建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他们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这对个人和国家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968年，毛泽东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校试点，恢复招生，招生办法由原来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的对象为“工农兵学员”，学制为二至三年，其学习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革掉了学校教育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命，学生成了管理者、改造者，教师成了被管理、被改造的对象，而学生入学的成绩和基础差，取消了很多文化课，导致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张春桥、迟群一伙的严密控制下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曾指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但张春桥一伙封锁毛泽东关于“估计17年教育工作不要过分”的指示，公开抵制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张春桥说，17年教育路线“领导权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这样，会议通过了全面否定建国17年教育工作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E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纪要》和“两个估计”全面否定了，建国17年来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全面否定了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全面否定了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全面否定了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劳动，为林彪、江青一伙大整、大批、大斗知识分子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严重背离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两大教育的基本目标，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肆意破坏，思想政治教育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应当指出，这一时期，尽管“左”倾错误占了主导地位，但正确与错误、正义与反动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比如，面对林彪制造的军队的混乱与失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质问与批评，在当时能有那种大义凛然的精神确实是令人钦佩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忍辱负重，不顾疾病折磨，排除江青的层层干扰和破坏，为消除林彪及反革命集团在各条战线上的严重恶果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他强调学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批判“左”倾思潮，要求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初次出现转机。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坚决果断地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同时，对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极左思潮、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进行坚决抵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再次出现转机。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曾同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他多次批评王、张、江、姚，要他们“不要搞‘四人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力求恢复党的正确领导，纠正以帮代党的错误倾向。高校教师和德育工作尽管受尽了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们对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念没有动摇。他们顶住压力，坚守岗位，顽强斗争，勇于制止各种形式的打、砸、抢行为和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保证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保护学校的教学设施，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这都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深人人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经受风险和挫折的能力。虽然“文化大革命’’在短期内造成了“浮云蔽日”的状况，但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吸取“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将更加稳健地恢复其固有的生机与活力。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教训

    “文化大革命”就其本身而言，是党和国家的一场严重的灾难，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意义。然而，它又以惨重的代价唤醒人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反思。只有以史为镜，科学历史地总结经验，客观全面地认识现实，才能与时俱进，努力开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一)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与提高是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则是一定时期内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依据，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时期的目标、任务、方向、道路。如果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从根本、从源头、从全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歧途。

    “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教育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们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越来越脱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轨道，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左”倾错误观点不断系统化、理论化，最终形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一被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错误理论指导下，1969年的中共九大通过了一条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搞经济建设，只强调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这一路线把思想政治教育又完全纳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轨道，完全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应然的目标、任务、方针与原则，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全局性的失误。

    同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伟大成果，搞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削弱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又错误地发动了对所谓“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洋奴哲学”等的批判，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逐渐走上了实用主义的轨道，大搞学语录、背警句，“走捷径”，结果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严重割裂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这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反马克思主义，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以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才能有力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加强对形形色色错误

思潮、理论的分析、批评与引导，归根到底，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力、创造力、战斗力，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保持理论自觉，实现科学性与价

值性的统一。    

    (二)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科学的内容和正确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内容和正确方法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来源于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正确处理。从主要矛盾来看，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阶级矛盾尽管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但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跃升为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其科学的内容应当是教育和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向前顺利、持续、健康地发展，而不应当把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私批修”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阶段既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围绕政权问题而产生的阶级矛盾，又存在人民群众内部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产生的思想分歧与争论，显然对于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样完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也采取革命战争年代对付阶级敌人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大批判、大斗争”，其结果必然会伤害、迫害不少优秀的同志，同时也使少数混进党内的阴谋家的野心得逞。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真正体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必须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对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正确方法。

    (三)必须避免把思想政治教育同经济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分割开来，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坚实的价值基础

    江泽民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这一论断清楚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经济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激励、凝聚，否则就会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深入经济、业务工作，与经济业务工作结合着一道去做，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才具有自己坚实的价值基础，才能使人们真实地在理论和实践上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从而树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越是发展经济，越是改革开放，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价值基础就越坚实，就越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又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决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所鼓吹的那样可以抬高到“冲击一切”的地位。表面上看，他们宣扬的“精神万能论”，“精神决定论”，“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捧到了天上，但实际上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业务工作的对立，把政治工作摔到了地下，使思想政治教育假话盛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简单化、庸俗化、虚伪化到了极点。这种虚伪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产生动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怀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失去信任。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事业中的“生命线”作用，就是要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引导、服务和保证的价值，即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保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安定团结，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显然，这一切价值的实现都必须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避免形成“两张皮”的恶性局面。

    (四)必须建立和完善良好的运行与监督机制，防止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之所以能错误地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滋长了党内的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现象，使党和国家也就难于防范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发展。在缺乏良好的运行与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毛泽东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集体意志之上，思想政治教育在狂热的“个人崇拜”的影响下只能跟着毛泽东的意志走，而这种以领导人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思想政治教育又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以利用，作为煽动群众斗群众，乱党乱国，阴谋篡权的工具，在“九大”、“十大”上，林彪、王洪文两大阴谋家又相继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一大批“打、砸、抢、抄、抓”的造反派头头当选为“九大”、“十大”代表。这样必然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目中形成错误的观点和评价标准，使人们对善恶美丑的评价失去了客观事实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是混淆是非，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遭到批判，错误的思想与方法却大行其道。事实表明，毛泽东的“天下大乱”并未到达“天下大治”，其结果是“乱而不治”，因此，必须有良好的运行与监督机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形成“民主法制”的良好氛围，才能防止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种种错误倾向。

（五）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的方针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正确的方针原则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提炼与沉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一贯坚持的疏导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既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工作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只有坚持而不背离这些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产生巨大威力。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针、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大搞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大批判”开路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中形而上学泛滥，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誉。这些从反面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原则是不能违背的。

    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都要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学会在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上都遵循和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原则。同时，要不断创造出适合新时期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活泼，更加富有成效。

    (六)必须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改善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思想政治教育保持无产阶级党性，沿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轨道健康发展的保证。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取消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削弱放弃党的领导地位，以“文化革命小组”、“革命委员会”等不正常的机构取代各级党组织，以帮派统治取代党的政治领导，同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在思想上，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助长宁“左”勿“右”的糊涂观点；在组织上，严重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形成家长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党的作风上，煽动既破坏纪律又破坏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实行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宗派主义。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文化太革命”中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党的领导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再次昭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不断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上改善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制订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要以完整、准确、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指导全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并教育和引导群众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在组织上，要加强党内民主和制度建设，切实改革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领导，就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恒久的号召力、感染力和战斗力。在作风建设上，要坚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不断保持和发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不断以新的姿态展示思想政治教育旺盛的生命力。总之，只有“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①，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具有坚实的可靠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保障，才能在时代变迁的宏大历程中不断演绎出其“生命线”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