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政治学6

第六章   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很多成就，也产生了一些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把它当作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寻找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有弄清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才能真正认识社会主义，也才能更好的寻找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来。因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等人的探索是以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为起始的。在探索实践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探索者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有过成功，也发生了严重失误。这一探索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的正确发展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是探索的曲折发展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探索陷入歧途的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和理论成果 （难点）

1、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

1956年，国内外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为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客观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

①从国内情况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么搞，这是整个国际共运中尚未很好地解决的问题。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方式方法上，毛泽东等人大胆地创造性地开拓出了一条带有中国色彩的成功的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上和早期的经济建设中(例如“一五”计划等)，基本上仍然是把苏联的经验奉为圭臬。毛泽东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②从国际上看，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不但冲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观念，也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

正是在这个国际、国内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慎重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于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新任务，被及时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2、改革开放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党的八大前后在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有坚持下去，但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源泉。

探索的正确发展阶段取得的成果归纳起来有：   

①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②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及发展动力理论；

③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④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⑤提出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新思路；

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根本方针；

⑦制定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等等。

总的看来，党在八大前后所进行的探索，起步迅速、方向正确、成绩显著，具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闪光的思想，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进行的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个阶段（1956年4月～1957年2月）的探索被称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前奏曲”。

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阶段（难点）

这个阶段是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约8年半时间。所谓“曲折发展”，是探索既遭到了挫折，却又在向前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两个趋向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比较正确的趋向，即八大趋向的继续；一个是错误的趋向。

比较正确的趋向：这一阶段，党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经济调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①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

②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周恩来）

③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④综合平衡，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⑤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毛泽东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⑥对工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若干有益的尝试；

⑦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和措施等。

错误的发展趋向：党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行为活动。一方面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升级；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左”的错误，用所谓的“三面红旗”取代了八大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

上述两个趋向的主要表现，实际上说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正面经验；错误的发展趋向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反面教训。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是党的精神财富，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条件与理论渊源。为邓小平领导的伟大改革指引了道路。

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陷入歧途阶段

这个阶段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

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指导思想上犯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组织上犯了个人专断和过火斗争的错误、经济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  

十年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

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

党和人民的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

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其危害影响之深远，至今尚难消弭。从根本上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深刻的时期。邓小平总结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恰当的评价和最全面、最辩证的认识。正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剧痛，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至今的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

总之，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各行各业受内乱的冲击和影响，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本来已开始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国错失了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难得机遇和大好时光。然而，从1956年到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虽然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

从以上说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才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

四、总结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失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反对照搬照抄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过去的成功就在于他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后来的失误恰恰在于他偏离了这个正确原则，把马克思针对在发达国家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结论，照搬到中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这难免会发生失误。

第二，必须尊重科学知识，遵循客观规律，反对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民主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战争胜利，需要尊重军事科学知识，遵循革命战争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更需要尊重各种科学知识，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任何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

第三，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避免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战胜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要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是一项十分艰巨和长期的历史任务。既无现成的答案可供选择，也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任何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不仅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反而打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滥用。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思想影响的国家，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滥用，就必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时，犯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一个领袖或政党来说，没有一种适当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纠错机制，既不能有效地防止错误于发生之前，又不能及时地纠正错误于发生之后。这正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历史悲剧所在。要防止毛泽东晚年历史悲剧的重演，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总而言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我们今天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