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介绍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① 五四运动的背景：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发展；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政治基础：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统治促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思想基础：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直接导火线：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和会在英，法、美、意的操纵下，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

②５月４日下午，北京大学等１３所大专学校３０００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5月4日～6月初：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学生为先锋；6月5日后：运动的中心在上海并迅速波及全国，工人阶级为主力；结果：取得初步胜利（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职务，拒签和约。

③ 五四运动的意义：性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特点（各阶层作用）：青年学生—先锋，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办学校、建工会；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科学，民主。

中共两位奠基人

1、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回国，在上海编《国民日报》。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都致力于先进思想的启蒙与宣传，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人就都是思想界的明星了。他们两人的声望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峰，陈独秀还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时有诗盛赞他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独秀孤松（李大钊笔名）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可见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并被比拟为“悬照古今”、被一代人仰承的“日月星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说：“五四运动中，有中国的最觉悟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并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封建文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还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

李大钊{zhāo} （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1907年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3年赴日本，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报》主编。1918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3月，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作为社会中的先进人群，知识分子历来被看作追求真理的精神符号，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旗帜。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知识分子是指“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文化的符号性法则，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

（三）、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活动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

共产国际的帮助：维经斯基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 。

同年秋到l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张申府、赵世炎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四）、中共一大的召开

时间、地点：1921年7月23日一30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持续了8天。

内容：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为什么选择国共合作

中共选择国民党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来,国民党为了救国救民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而且国民党也是中国当时有纲领、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遍布全国的大党。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国民党的合作。　　2、服从共产国际的利益，中共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　　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服务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国民党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明显抱有非自愿性与非自觉性的抵触情绪。

2、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威信，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从1894年起，孙中山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国民党本身虽然是一个纪律比较松散的政党，但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仅在南方有着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其党的活动，甚至当时的各省督军中也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员，再加上国民党在广东有一块根据地，还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后，由于国民党的积极参与，使得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共产国际也更看重国民党，认为其是一个进步的党派。1923年2月，发生了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于是在党内统一了思想，接受“党内合作”，决定全党加入国民党，借助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和势力，到国民党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来壮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3、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

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4、利用国民党在民众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5、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合作是出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更多的军事经济支援，强大自己力量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利用国民党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战略利益需要；苏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维护新政权，想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向它发起进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从实质上看,无疑又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三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这三个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上两两迥异的主体会走向合作呢?一句话,是“战略利益”这根链条把国民党、中共和苏俄三方捆到了一起。

黄埔军校的建立

（1）．建立：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1924年建立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2）．特色：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

（3）、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7、国共合作的失败（集美大学学报02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人们曾端茶送水迎来送往的北伐军突然变脸，微笑换成狰狞。昨日之友变成今日之敌。

“4.12”让人们记住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和血腥。但广大北伐军将士何以蒋介石变脸便跟着变脸？仅仅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蔡元培先生不是军人，何以公开支持蒋的剿共，并撰檄文痛斥共产党？

徐可纯：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原因的再思考

（1）、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地位平等，国民党有强烈的大党意识。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领导中国命几十年，他自己也以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自认为只有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责任。

他说： “ 国民革命，唯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效力。 ”归根结底，孙中山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已包含了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容，因此他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中心来容纳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他的说法是 “ 容共”而不是 “ 联共” 。可以说孙中山的主人意识极强，他唯一能够接受的两党合作形式就是党内合作，他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向他宣誓效忠才可加入国民党，目的就是让年轻的共产党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为其所用，但是要与之 “ 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 ”他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对他批评，更绝对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他曾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这也就是说在中共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才和共产党合作。

（2）、中共不可能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并没有也不可能把真正的权利交给共产党人，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共产党人占3人不到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中央党部七个部有两个部的部长 （ 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是共产党人，但在国民党当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孙中山是牢牢抓住的，他不允许任何人或党派去触动他的权威。1924 年，国共合作之后，陈独秀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依靠军阀打军阀的做法，希望他走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此十分恼怒，甚至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后虽没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但还是决定利用当时国民党右派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党团的问题而掀起的反共高潮，压一下陈独秀，于是，孙中山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右派对共产党的弹劾案，在随后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孙中山采纳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控制中共问题，要求中共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

（3）、党内合作极大地妨碍了中共掌握武装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还不需要有自己的军队。这就使共产党人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独立领导和指挥的武装，这就使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实力始终有限，争取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始终没有能力与拥有强大军队的国民党相抗衡。

但“4.12”前,中共领导的农会在农村的一系列做法及杀戳,是不是也同样幼稚呢?起码你的一系列做法为蒋发动“4.12”提供了口实.而且对中共的做法恨之入骨的也绝非蒋一个人.

其实,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共也远非人们所说的不懂得拥有自己的武装.从合作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黄埔军校也是先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后有“孙文主义学会”.“以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抽调黄埔军校中共党员为骨干，组建的两千人多人的独立团，并获苏联装备最精良武器，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不是发展武装吗?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军队,会让另一政党在自己的党内组党,在自已的军队里发展另一支军队吗?（军队国家化除外）

 孙中山活着时是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但孙中山联俄、联共是要你苏联的军火和钱.你在他的党内大肆活动,他也不干.孙中山未死时对此己有不满和批评责备,死的早而己.

 国共第一次合作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怪胎,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是蒋介石,就会允许有人借联合之机在共产党内大肆发展国民党吗?即使陈独秀会,毛泽东会吗?

 除了如上分析,中共当时在农村的一系列做法也极左得厉害.

 1925年至1926年,湖南农民暴动此起彼伏,高潮时湖南农会号称有618万人。北伐军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中共一些人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

 当时不仅很多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中共党内高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对当时湖南农会的一些做法持批评态度.下令撤回包围长沙的十万农会会员.

 农民长期受压迫,反抗心理可以理解.然而,这种以血还血,以暴制暴是需要适度引导的,当时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是北洋军阀,中国并未统一,南方需要稳定,尤其是涉及到北伐军在农村的家属更需要谨慎处理.

然而,激愤的农民没有被适度引导,在毛泽东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娇枉必须过正”的鼓动下,“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国民革命军35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并将其折磨致死。甚至连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不能幸免。李父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明令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回乡居住，农会还是将他杀害了。湖南一个大知识分子，只因为写了一首讽刺农会的打油诗，即被农会公审，就地枪决，当时的湖南农村一片红色恐怖。”

 1927年3月毛泽东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

 当时中共党内不仅毛泽东如此,另一“农民王”彭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彭湃在1927年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反动的就杀，……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光’。他效法张献忠发布‘七杀令’，还下达了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号召：‘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一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白鑫的表弟就是在彭湃乱杀中被处决的。）”

 而这些,都发生在“4.12”前.这些过左的做法难道不是蒋介石清党打压中共的口实吗?不是蒋一翻脸便有大量军人支持的原因吗?

 可以说,1927年“4.12”前,湖南和海陆丰农运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根本不是“好的很”而是“糟得很”.它在一系列其它政治原因之外,为蒋介石清党提供了又一个借口.

三、土地革命时期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南昌起义：

2、秋收起义：

3、井冈山会师

4、中共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

中央领导核心移至苏区产生的权力之争问题

留苏派”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是非恩怨

一是项英取代毛泽东

1931年1月，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

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至此，从理论上来看，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但很快项英和毛泽东在对待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的性质上产生了分歧。

周恩来在处理分歧上倾向毛泽东的。（他比较早地知道毛的军事才华，自知军事才能不及毛。项英，更是缺少军事领导的能力。李德进入苏区后，周认定毛的军事主张，明显比李德高明，所以对毛一向迁就。周虽是顶了毛的位置，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却以“军事第一”的理由，基本在前线处理军务，党的许多事放由别人去管），（国民党中统对不掌中共军权的留俄书生王明、博古、洛甫等完全看不上眼。在“中统”的眼里，开辟苏区的毛“自始至终”都是共区的“最高领导者”，“对于匪区一切重要设施，毛泽东显然有决定之权力”。国民党看重毛，不仅仅因为毛握有枪杆子，还在于毛有“主义”和“理论”。除了毛以外，国民党不认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有何“理论”，国民党认为，中共所有理论都来源于共产国际，只有毛才有自己的东西）。

同年5月24日，在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下，重新恢复了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

二是因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方面，毛泽东曾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和《井冈山土地法》。在1930年2月7日制定的《土地法》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规中不适合革命实际的条款，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酌情分与田地”。

 但1930年后，随着苏联反对富农斗争的深入，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对富农问题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任弼时等留苏派在这种极“左”的土地政策的思想指导下，于1931年8月21日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宣布今后“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坏田”。

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先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再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指挥作战。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才勉强接受周的建议。毛泽东再次复出。

三是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

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而在前线的毛泽东、朱德等认为行不通

苏区中央局于10月在宁都召开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把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任弼时、项英等指责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

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选举博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五是遵义会议上

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毛泽东被彻底“丢在一边”。然而这种优势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因为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中央苏区岌岌可危，而博古等留苏派不能打破反“围剿”，不能在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上取得成功。因而这种优势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新站到了决策岗位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纵观遵义会议的全过程，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周恩来在作了副报告、听取了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283页)。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军事指挥，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三、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1935年8月3日，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行动。8月19日，鉴于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可以说，“沙窝换帅”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

当年国民党眼中的博、毛、周

　　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狠”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后，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倾”有批评，但又看重毛的军事才华，毛随时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

　　周恩来，掌军权，在党、军都有雄厚基础，性情和善，无领袖欲，甘做辅助，对毛、博皆亲善，在博、毛之间，无论倾向哪边，都会影响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发号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汉献帝”，只能拱手交权。

“毛张周”领导体制形成大事记

1934年5月下旬，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这给毛张王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其间他们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毛影响了张，张又影响了王，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

 

1935年3月10日，“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上的争论，使毛泽东认识到，红军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多人集体讨论，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很赞成毛的意见，于3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军事。

1935年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19日因周病倒，张决定由毛代替周统管军事，这是“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第二章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及其最后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一举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耻辱，是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了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经历过两次革命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人民的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解放区人民政权。总之，当时的中国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是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虽然不能说抗日战争是单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历史上进步时代的主要代表，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讲将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抗战中流砥柱这一主题，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第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起进攻，第29军奋起反抗，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指导方针。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努力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卢沟桥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两党关于和平谈判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的表现不是很积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到华北抗战前线，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出了较大的主动性。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份按战时序列改为第18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后来改称正副总司令）。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当时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很多指战员思想认识搞不通，他们认为红军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过去与国民党进行的十年血战白打了。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当时，朱德、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向指战员做思想说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师举行的抗日誓师大会上，朱德就明确指出，红军改编，同志们思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国红军必须绝对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贺龙也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过去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和国民党打了十年，但是现在是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红军才实行改编。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经过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一民族传统在民族危机现实之下的再次复活，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提出这样一个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自始至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一共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预先埋伏的部队的围剿、袭击，除2000多人突围以外，其余大部分牺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将破裂，内战有扩大的危险。但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重庆，周恩来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他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变”的爆发，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当时宋庆龄、何香凝就致函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围剿新四军。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剿灭，“政府”方面实难挽回对人们的信赖，在国际社会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这样形势的发展就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是坚持抗日作战的，这样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就输了理，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却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后来更加证明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的柱石。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其发展，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现他面对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这就注定了他灭亡中国的美梦最终必将破灭。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在如何坚持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形成了两条对日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路线和方针。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而且想在抗战结束以后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因而采取了片面的抗战路线，也就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依靠政府和军队来进行抗战。不注意给人民以抗日民主自由各方面的权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表现的抗日态度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发展民众运动增加了很多限制。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其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中包括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良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维护抗日民族团结等十个方面。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

　　毛泽东明确提出，目前急需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别。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对日抗战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样的路线。1939年7月，是抗战两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对时局的宣言，其中再次重申我们的路线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一条政治路线，也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于这条政治路线，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指的是人民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指的是指挥官、司令官；“打败日本侵略者”，指的是敌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指的是目标。他说这是一条“总路线”。他还说“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这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全面抗战的路线。

　　可以说，两条路线、两个前途。坚持和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独立自由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会取得抗战胜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并组织了像淞沪、忻口、南京等会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最后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屠杀我国军民30多万人，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国民党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国民党的首府就迁到武汉，最后又迁至重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样作战状况，就使得全国人民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阵营里一直就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面抗争爆发以后，“再战必亡”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速胜论也有相当的市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妄想通过或者依靠国际援助来迅速地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特别是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军队，在山东峄县附近的台儿庄取得了歼敌二万多人的大捷，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速胜论的观点又抬头。但是不久，日军南北对进夹击，军事重镇徐州陷落，这样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又再次受挫。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十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一论著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解答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中日战争的历史方位问题，他说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一历史方位上，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它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还科学的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第二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换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由弱转强的力量，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起来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清晰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于抗战的历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证明，在中国人民陷入对抗战前途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当政的国民党并没有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答案和说法。但是，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预测是那样准确，使人深为佩服。对这一点，1945年4月，在我们党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过程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不管战局如何变化，如何复杂，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也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我方反攻阶段。

　　综上所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会战中，共歼灭日军25万人，国民党也遭受了重大伤亡，最后节节败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和华南的一些战略要地落入敌手，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插入敌后，展开广泛的人民战争，发动起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创建了令世人瞩目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是从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拉开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山西平型关附近设伏，击毙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整个战争的进程来看，平型关的战役不算大战，但它却意义深远，影响全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参加了忻口作战，会战失利以后，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策应友军撤退。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沦陷以后，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在敌后展开了全面的对敌作战。当时115师一部挺进以恒山为依托的晋察冀地区，主力则进至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120师进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北地区，129师及八路军总部挺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八路军完成了战略展开以后，迅速地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战争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这样，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就在华北大地上建立起来。在华中，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随后新四军展开对日作战，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地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首府延安成为全国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就使得日军腹背受敌。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共对敌作战1500多次，毙敌5万多人，牵制日军兵力30万人，八路军由不到5万人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2.5万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敌后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包括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就逐渐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而以其主要的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此以后，日军的对华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从这时起一直到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逐渐以主要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

　　随着人民武装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比较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对此，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到1940年，在三年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共收回县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8%和全部的伪军，人数达到70万人。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亿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百团大战”使得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就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在于中共。所以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面对日军这种残酷进攻，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和水上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术，充实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与敌人的顽强斗争中，敌后军民不怕牺牲，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对敌作战英勇顽强，日军就把马母当作人质，要马母逼迫马本斋投降，但马母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还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迹。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寇合围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牺牲的最高将领。

　　在敌后军民的牺牲坚持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断胜利，到1943年解放区战场形势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1944年根据地军民还展开了局部的对日反攻作战。到1945年初，解放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一切被敌人占领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作战，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中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当时全国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成为对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基地。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哪里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区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这时却遭到了可耻的溃败。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叫“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在8个多月作战中，国民党丧失兵力五六十万人，并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6千万人民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山城重庆，这震惊了山城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八年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全民抗战，日本侵略者就会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线作战，并可充分利用占领区的资源来维持这种战争的路线，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果真那样，抗日战争的局面将是另一番情景。对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的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这种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那么日军必然继续会长期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还明确指出，他说任何人如果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解放区英勇战斗的9千万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错误，那是一定的。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八年作战中逐渐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坚持持久战的台柱子，争取胜利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兴旺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来看，我们的责任更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确以民族责任为己任，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团结统一的模范，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民心的砝码不断加在共产党一面，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共产党方面倾斜，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成熟完善。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便集中精力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毛泽东选集四选中有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像著名的《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深刻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精辟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发展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一理论创新，符合中国的实际，完整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体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45年4月到6月，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做了一个总结，特别是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会议决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我们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最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这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代表着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举行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大的主题是，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且积极的准备内战，妄图独享抗战的胜利果实。可以说与中共七大相比，国民党的六大是一次代表着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加强队伍建设。抗战爆发以后，大批的革命者纷纷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8年底，中共党员的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由于当时的新党员大多是充满着爱国热情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富有爱国激情，抗日热情很高，但是又有组织散漫、不服从纪律的特点。为了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创办了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为《共产党人》题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并且指出这是一项伟大工程。至此，“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为了团结全党完成民族抗战的神圣使命，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我们党认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通过这次整风，总结了历史经验。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的根源，使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就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民主，其主要的标志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提出和实践。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任务，“三三制”简单地来说，就是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产党员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外人士像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是有职有权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选举中，党外人士、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就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副主席，他当选副主席后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对这一政策，中共中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亲自写了一篇《一个极其重要政策》的社论来宣传“精兵简政”，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名篇当中，毛泽东就这样说：他说“精兵简政”这个意见，就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提得对，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精兵简政”这一政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和选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真正实现普遍的选举，根据农民当时文盲占多数的情况，各根据地普遍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实现形式，像投豆法、画圈法、画杠法、烧香燃洞法这样的选举方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鄂皖边区访问的时候，亲眼看到当地的群众用手中的黄豆、绿豆、豌豆、蚕豆等作为选票，选出自己中意候选人的情况。他感慨，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各种力量都在争取知识分子。但是结果确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难万阻奔赴延安，他们来到延安，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工作学习，还要参加生产劳动，有的甚至还要拿起武器到前线作战，他们为什么这么向往延安？ 就是因为延安有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民主氛围。

　　除政治上追求民主以外，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应该说我们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兼顾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改善农民的生活结合起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生产也就得到了发展。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以后，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渡过经济困难，根据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像我们上面提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个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开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等纷纷垦荒开田，纺纱织布。由王震率领的359旅开赴延安以南的南泥湾，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一个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应该说“大生产”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使得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大为减轻，使得根据地居民生活大为改善，一方面改变了我们党工作的作风，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除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以外，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科学技术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些工作当中，根据地的群众与我们党结成了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军队。正如当时一首歌唱得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样和谐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对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抗战，直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应该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0年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比较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生活状况以后，就断言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在共产党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同时，我们来反观一下国民党在干什么呢？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方面是继续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另外一方面是压制民主。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国民党方面极其尴尬，既然中国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享有人权自由，为什么还要忍受国民党一党独裁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话语权，1943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请人捉刀写了一部《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大谈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彻全国，深入人心。在军事上，《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不久，国民党就在军事上，在正面战场上遭到了豫湘桂战役的可耻的大溃败。对此，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就贯以这样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在经济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负担。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各级党政官员以“接收”为名，贪污腐化，大发国难才，搞所谓的五子登科，哪五子呢？一是票子，二是房子，三是车子，四是位子，五是女子。这样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国民党是威信扫地，就连原来拥护他的中间党派也逐渐远离它，而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中国共产党逐渐就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三个方面的表现。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取得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中国递交了投降书，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