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边城》研读

 

《边城》研读 

 

一、 作者自述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摘自沈从文：《 < 边城 > 题记》，《大公报·文艺》 1934 年 4 月 25 日。 

 

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摘自沈从文：《 < 从文小说习作选 > 代序》，《国闻周报》 1936 年，第 13 卷第 1 期。 

 

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故事中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这一切其所以能转移到纸上，倒可说全是从两年来海上阳光得来的能力。这样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摘自沈从文：《水云》，《文学创作》 1943 年 1 月 15 日、 2 月 15 日，第 1 卷第 4 、 5 期。 

 

二、 重要评价观点 

 

《边城》便是这样一部 idyllic 杰作。这里一切是和谐，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付可口的良药。 

 

摘自刘西渭：《 < 边城 > 与 < 八骏图 > 》，《文学季刊》 1935 年 9 月 16 日，第 2 卷第 3 期。 

 

《边城》充满了悲剧，但其中没有道德堕落的人物。沈从文宣称他的小说解释了“爱”，我们可以肯定他指的不仅仅是浪漫的爱情，因为故事围绕着一个渡船公和他孙女的关系展开。不管描写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还是体现他的理想，沈从文坚持信仰美的力量，认为他在为社会的改善作出贡献。他以一种方式贡献了知识（军队生活和湘西摘自他的独特范围），以另一种方式推进了社会和道德的上升。 

 

摘自 [ 美 ]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 

 

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第 801 页。 

 

提起《边城》和沈先生的许多其它作品，人们往往愿意和“牧歌”这个词联在一起。这有一半是误解。沈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牧歌的调子。所写的多涉及自然美和爱情，这也有点近似牧歌。但就本质来说，和中世纪的田园诗不是一回事，不是那样恬静无为。有人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更全部是误解（沈先生在《桃源与沅州》中就把来到桃源县访幽探胜的“风雅”人狠狠地嘲笑了一下）。《边城》（和沈先生的其他作品）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民族品德会回来么？ 

 

摘自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读书》， 1984 年第 4 期。 

 

先以歌咏田园诗般的散文笔调缓缓地展开对湘西人纯朴风情的细致描述，最后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一下子打断前面的歌咏，把你推入对人生无常的强烈预感之中：这就是沈从文个人文体的最显著的形式特征。……不消说，这种文体的最出色的体现就是《边城》，甚至可以说它是沈从文在文体上各种追求的集大成者。 

 

摘自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潜流与漩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22 — 123 页。 

 

《边城》内蕴的苗族文化内涵，却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戌边之边。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 

 

摘自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 2002 年第 6 期。 

 

三、 作品简析 

 

《边城》发表于《国闻周报》第 11 卷 1 、 2 （ 1934 年 1 月 1 日）、 4 期（ 1 月 15 日），十至 16 期（ 1934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23 日）。 

 

1934 年当沈从文 32 岁时，他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十多年之久的湘西故家。在此之前，他的作品大都“抒发怀旧之情，再现他无忧无虑了的童年岁月以及他在军队中受到的磨炼，几乎没有领悟到社会的崩溃瓦解已为时不远。小说《边城》恰好可以作为这段时期的结束。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标志着他已走到了写作的‘分界线'，是他离开湘西 10 年来写的最后一部作品”（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 1990 年，第 222 页。）这部作品与受相同经历感发而于日后产生的长篇小说《长河》不同，作家对人事“常”与“变”的感慨和参悟也同样被记述在表现这段经历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中。在《 < 长河 > 题记》里，沈从文把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作了比照：“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边城》讲述的正是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在“时代大力”的胁迫下终于保全了它的自足与幻美。 

 

《边城》是一个颂扬爱与美的和谐的故事。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翠翠的长成依赖着湘西边地自然的润泽；人世间的生活也是和谐的，风俗的淳朴与人伦的宽厚使人们在平和中生存，虽有不幸，也只是自然造化的结果，毫无人力的作为。翠翠的爱情遭遇是她自然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部分，只有这场不凡的经历才能锻养她的成长历程，使她能真正成为一个个体而独立生存。老船夫的死亡与翠翠的生长是一个相反的向度，当第一个端午节翠翠面对成长的初步经验时，她脑子里却忽然起了一个“古怪的想头”：“假若爷爷死了？”生与死作为人生所要面对的最基本的二元命题贯穿在《边城》的故事里，不管是天保的意外，还是老船夫的寿终，带来的都不是大恸的悲哀而是冷静的承受。顺顺对于儿子的死似乎并无多少怨言，而老船夫临终对翠翠所说的“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似乎正暗示着人应该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即使面对死亡也不必恐惧，因为这是自然分派给人的应得的一份，遵循着自然去生活才能拥有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关于翠翠的故事背后，小说的叙述者，小说中的人物（老船夫、杨马兵）还在不断地提醒着另一桩不幸的情事。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军人相爱，军人因为违背了自己的职责而服毒自杀，母亲在生下翠翠后“故意吃了许多冷水”也死去。那个杨马兵曾经像天保一样追求过翠翠的母亲，后来也退却了。于是，在母亲、父亲、杨马兵；翠翠、傩送、天保之间形成了冥冥之中的某种对应，祖父一直害怕翠翠有朝一日也走上她母亲的道路。在边城人的心中，这母女两代人的故事回荡着人间虽不断重复但又永远令人神往的美丽情愫，历史就在这样的人生中循环往复，呈现着它和谐的自然本色。《边城》的自然和谐之美当然迥异于现代文化的激进形态，但与传统文化中老庄式的纯然退守又并不完全等同，沈从文到底是一个现代人，《边城》也是现代人对抗世俗堕落的一种方式，因此仍有它有为的一面。自然是治愈病态的良方，在一个“乡下人”或者“土绅士”的眼中，唯有乡间的自然乐土才可平衡都市的人为纷争。《边城》营造出的优美意境与自然情调就是用来起平衡作用的。 

 

然而“美丽总使人忧愁”（沈从文：《水云》），欣赏《边城》不能忽略它“背后隐伏的悲痛”（沈从文：《 < 从文小说习作选 > 代序》）。《边城》是一出悲剧，这不光在于它叙述了不完满的爱情故事，也在于它制造悲剧的方式。李健吾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力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刘西渭：《 < 边城 > 与 < 八骏图 > 》）善良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这是构成悲剧的一个层面；“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在平静中蕴涵的悲哀，能够扩展成“永久的原则”，这是构成悲剧的更深层面。为了使故事的悲剧性能够在平静的形态下展现，小说用了一个小小的预设技巧——伏笔。小说开始，叙述者在描述茶峒的风貌时，就已经作出了某种提示：“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被“除了”的“不幸”事件正是小说将要讲述的，而小说人物自身也有着对悲剧的种种预感。翠翠“假若爷爷死了”的古怪想法，已经为最后老船夫的谢世作了铺陈。她还念诵过这样的谣谚：“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此后不久，天保的船果真在茨滩遇了难。人物对于不幸的预感，就仿佛“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使他们在面对不幸的到来时反能保持一份较为平和的心境。平静中的悲哀作为《边城》的构成要素，同样也是与世俗故事中大悲大恸式的爽利的悲剧效应相对照的。《边城》的悲剧不是人为的结果，而全是自然不可抗力的操纵，生存在自然中的人们只有学会“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边城》的抒情之处全在于叙事上的娓娓道来。翠翠的故事开始于只有傩送参加赛龙船的那个端午节，然而小说却把这事荡漾开去，叙述此前两个端午翠翠初识傩送和天保的情形。故事不在乎它的情节进展，只在乎它所能营造的意境。往事给翠翠带来甜美的回忆，那美好是定格在人生中的，正如一场爱情的风波过后，故事又回到叙述的起始状态，永远定格成一幅少女摆渡的美丽图景。抒情就包容在这种叙事的回复结构中，在淡化故事进展的同时突显了它情绪的静态之美。故事情节的淡化使小说呈现出散文的某些文体特征，例如大量地运用概述手法，“把个体还原到类，从现象发现规律，把特殊提升到普遍，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演化成习惯、风俗、文化，达到永恒”（刘洪涛：《 < 边城 > 与牧歌情调》）。这样的叙事方式在三十年代遭到了批判，穆木天就曾指责过：“‘小说之随笔化'的倾向，其中是含着退避的要素的。”（穆木天：《随笔与小说》，《申报·自由谈》，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247 页。）京派作家于社会情势之外另求一种文学样式的创造确实含有“退避”的姿态，但是在三十年代文化的强制下他们能够固守艺术品格之纯正，又是难能可贵的。《边城》不仅寄寓着沈从文的人生理想，也为文坛的健全、文学的完整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潘旭澜：《重读<边城>》，《小说界》，1981年第1期。 

 

2、凌宇：《从<边城>到<长河>》，《花城》，1981年第2期。 

 

3、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芙蓉》，1981年第2期。 

 

4、[美]金介甫撰，爱黎译：《沈从文的<边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5、许子东：《我看<边城>的心理描写》，《书林》，1984年第1期。 

 

6、宋耀良：《略谈<边城>的民族性》，《书林》，1984年第1期。 

 

7、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读书》， 1984 年第 4 期。 

 

8 、白甘：《对小说 < 边城 > 的不同看法》，《作品与争鸣》， 1984 年第 4 期。 

 

9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 1986 年第 6 期。 

 

10 、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版。 

 

11 、汪曾祺：《又读 < 边城 > 》，赵园主编：《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 

 

12、吴蕴东：《 新时期以来 <边城>研究述评》，《吉首大学学报》 ， 1995 年第 3 期。 

 

13 、 朴宰范：《 沈从文 < 边城 > 的原型与表现技法》，《国外社会科学》， 1998 年第 3 期。 

 

14 、 刘洪涛：《 < 边城 > 与牧歌情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年第 1 期。 

 

15 、 王俊峰： 《 < 边城 > ：两种文化景观中的人生形式》，《甘肃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2 期。 

 

16 、 刘洪涛： 《 < 边城 > ：牧歌与中国形象》，《文学评论》， 2002 年第 1 期。 

 

17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 2002 年第 6 期。 

 

( 张蕾 ) 

 

五、名师导评 

 

《边城》是沈从文浓郁的怀乡情结的艺术结晶，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他深情地说过：“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边城》正是以作者“家乡所在”的湘西为背景，满含审美理想地展示了“这个朴野边僻地方”未被都市文明所扭曲的“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一种素朴正直的人情美。

关于这篇小说的这一创作动机，沈从文说得很明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湘西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线索。在小说中，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的边城茶峒，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秀丽的自然风光教化着茶峒白塔下两个相依为命的摆渡人。外公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翠翠情窦初开，善良而清纯。他们依着绿水，伴着黄狗，守着渡船，既呼吸着青山碧水的灵异气息，又向来往船客展示着边城乡民的古道热肠。小说在古朴而又绚丽的风俗画卷中，铺衍了一个美丽而又凄清的爱情故事。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与外公失散，幸得夺魁少年、当地船总顺顺的小儿子、被人誉为“岳云”的美少年傩送相助，顺利返回渡口。英俊潇洒而富有情义的傩送在翠翠灵秀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挚的印象，从此她平添了一件不能明言也无法明言的心事。而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而虔诚地派人说媒。此时，傩送也被王团总看上，他情愿以碾坊为女儿的陪嫁而与船总结为亲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傩送不要碾坊要渡船，与哥哥天保相约唱歌让翠翠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也为了成全弟弟，遂外出闯滩，不幸遇难。傩送因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恋儿女之情也驾舟出走、远去桃源了。疼爱着翠翠并为她的未来担忧的外公终于经不住如此打击，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溘然长逝，留下了孤独的翠翠。虽然好心的顺顺欲接她回家，但翠翠不愿名分未正便搬进船总家，她与杨马兵留在溪边，守着渡船，深情地等待着那个用歌声把她的灵魂载浮起来的年轻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借这一爱情故事所欲表现的是一种审美理想、一种健全的人性形式。作者无意开掘这一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审美理想化的田园牧歌。作者以诗情洋溢的语言和灵气飘逸的画面勾画出的新奇独特的“边城”，是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世界。他将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有机结合和交融起来，在边城明净的底色中，把自我饱满的情绪投注到边城子民身上，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着重塑造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形象。翠翠在茶峒的青山绿水中长大，大自然既赋予了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他何时回来，也不管他能不能回来。翠翠人性的光华，在对爱情理想的探寻和坚守中显得分外娇艳灿烂。结尾处所状白塔下绿水旁翠翠伫立远望的身影，闪发出熠熠动人的人格力量。翠翠这一纯美动人的艺术形象显然溶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他本人的“一个玲珑的灵魂”，她与作者其他作品中所刻画的小女子（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一样，都是作者理想中的爱和美的化身；而与作者都市题材作品（如《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中的女性形象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品中其他人物如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专情，顺顺的豪爽慷慨，作为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从某一方面展现了理想人生形式的内涵。就是当年向翠翠母亲求爱而遭拒绝的杨马兵也是那样热诚质朴，在老船工去世以后，主动承担起照应翠翠的责任，品性显得非常高洁。他们虽然个性有别，但却“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是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在那里，善良厚道的人们的关系也是非常简单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爱字，其中包括两性之爱、祖孙之爱、父子之爱、邻里之爱，而没有任何的机心、阴谋、私欲和倾轧。

作为这些人物的活动背景，作者还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茶峒民性的淳厚：这里的人们无不轻利重义、守信自约；酒家屠户，来往渡客，人人均有君子之风；“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总之，这里的“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俨然是一派桃源仙境。沈从文之所以对边城人性美和人情美作理想化的表现，其意就在于从人性视角出发，为湘西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并观照民族性格重造的未来走向。他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他期待着将这种理想化的人性形式“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去重造我们民族的性格。作者的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联系沈从文全部小说来看，与《边城》相对立的，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

    古拙的湘西风情既是健全的人性形式借以寄托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又是这一理想本身有机的组成部分。小说开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风物景观和风俗习惯。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河里上下行的船只、河边的吊脚楼、原始古朴的碾场等湘西特有的山水风物，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环境；而端午赛龙舟、捉鸭子比赛和高山丛林中男女对歌定情等民俗事象，以及边地所特有的婚嫁礼仪、信仰习俗，都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浸透的古风犹存的边城的文化氛围。它们既为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刻画作了铺垫，使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展示有了一个相应的环境，又使边城茶峒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小说整整三章介绍湘西风情，而没有进入情节叙事，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边地的安静和平、淳朴浑厚的文化氛围。在作了充分的静态描述之后，才在整体谐和的文化氛围中，较为集中地描写了一个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爱情故事。面的渲染与点的凸现，故事的推进与情感的浓化，画面的组接与意境的转换以及对朴拙的古语和流利的水上语言的使用，共同推动着《边城》走进圆熟静穆、完美和谐的审美境地。《边城》是一颗晶莹圆润的艺术之珠，其人性美与艺术美珠玉生辉，浑然一致。

                                               （秦林芳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