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日本文化

　一

　　"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是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时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工具。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在这种再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日本人合成的观念、解说也同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二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 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推古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者，鞍作福利为翻译前往隋朝，并从第二次的遣隋使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往学习佛教等。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圣德太子主持制定的的《十七条宪法》作为政治准则，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而且文字上多处取材于《周易》、《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孝经》、《礼记》、《庄子》、《史记》、《昭明文选》等中国古典文献。

　　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还在唐朝参加了科举考试，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在唐朝作了高官。他以出色的文学艺术才能与唐朝著名文学家王维、李白、储光羲等人展开了密切的交往。阿倍最终客死长安，他是8世纪时日本如饥似渴地摄取唐朝先进文化侧面的缩影，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随同前来的学问僧中有著名的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等人，他们归国后成为645年推翻苏我氏豪族政权、建设以唐朝律令制为典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革新运动大化改新的积极推动者。

　　历任的遣唐大使都是国内最知名的学者，随行的学问僧和留学生也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之外，还带回了诸如《唐礼》、《大衍历经》、《乐书要录》等大量的珍贵书籍和美术工艺作品，当时求取书籍和佛经甚至成为日本人入唐留学的主要目的。据藤原佐世编于9世纪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的汉籍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相对照，可以统计出日本国内流传的汉籍已经占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左右。

　　日本在701年设立太学，设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六科，学生约400人，教授内容以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易经》、《孟子》、《尚书》为主，并模仿唐朝也把孔子加封为文宣王。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后任教于太学，开始讲授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九世纪时又增加了汉诗写作。人们争相阅读中国的古典诗文集《文选》、《白氏文集》等，以天皇为首的贵族官僚也以吟唱写作汉诗文为时尚。在九世纪初叶仅仅十二三年的时间里就编辑了《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等多部敕选汉诗集。日本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编于天平胜宝三年（751年），受中国六朝文学《文选》、《玉台新咏》的启发和影响，文风华丽，但是以模仿为主，还未确立日本独自的风格。

　　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来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894年遣唐使被废止，但是中日民间的商船往来仍然很频繁，主要是中国船来到日本，据记载宋船仅见于史书的就有70次之多。在日本沿海的博多、敦贺等地区有很多宋朝商人居住，仅1151年中国商人居住在博多地区的就有1600余家。宋船带来了大量的中国锦缎、药材、瓷器、香料和书籍绘画等商品，频繁的日中贸易为汉籍东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禅宗僧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的入宋僧来到中国朝山拜佛，并与中国僧侣进行教义上的切磋，德高望重的僧人甚至被宋朝皇帝授予大师称号。入宋僧中稍有名气的就多达六十多人，其中以禅僧居多，也有中国僧人来到日本传教的。来到中国的日本禅僧多请求中国政府赐给书籍，或自行购买、搜集大量珍贵图书，经过唐、宋、元、明、清历代汉籍东传，从室町时代开始日本逐渐形成了两大著名藏书机构，一为足利学校，一为金泽文库，所藏书籍珍本颇多，泽惠后代。

　　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唐末五代之乱造成典籍散佚颇多，有些传到日本，后来又有很多流传到日本的古版本和佛教经典由日本入宋僧再次带回中国，以补中国典籍之缺。例如953年吴越王钱椒曾以黄金500两在日本访求《天台论疏》〈皇朝类苑〉的抄本；983年东大寺僧周然向宋太宗献上流传于日本的《郑氏注孝经》一卷和《越王孝经新义》一卷，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周然归国时又带回一部宋太宗赠送的印本大藏经，这对于当时的宗教界来说是一个具有震撼性的消息。大藏经总共有一千多卷，是奉宋太祖之命用了12年时间才在四川刻版印刷完成的，这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壮举。这部印本经书通称为"开宝敕版大藏经"，藏于京都法成寺，后因该寺屡遭火灾，大藏经可能也化为灰烬了。

　　日本与中国明朝从倭寇（秘密走私贸易阶段）转变为伴随使节团往来的以朝贡为名的特许贸易，可以说室町时期的日本是属于明朝的市场和交通圈的。在明朝的大约三百多年里，前往中国的日本僧人为数众多，仅知名的就有一百多人，他们与中国文人有诗文往来唱酬，并把中国的文学艺术传到了日本。来到日本的中国僧人多是名僧，在归化日本后，往往在日明外交场面上担任翻译。著名的有明禅僧隐元隆琦东渡日本，创建黄辟宗，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遗民朱舜水不食清禄，避难来到日本，并最终客死异乡。在日本他受到了正准备编纂《大日本史》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器重，在水户藩教授中国儒家典籍《孝经》、《小学》、《大学》和《论语》等书的正确句读以及祭孔的方法、中国的文物风俗等知识，并在建筑、农业技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近世以前日本社会虽然积极地输入、引进中国典籍和中国先进文化，但是译书事业并不发达，因为日本知识分子的教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他们用汉语吟诗属文，抒发情怀，连政府公牍也多以汉文撰写。当时无论是中央的大学寮还是地方的国学、私学等各级教育机关，教学内容都以中国儒学经典为主，而教授经典的方法是?" 素读"后"讲义"。素读就是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讲义是以法定注释解说经文，不言而喻当时只有具备了相当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修养的日本人，才能阅读汉文的经典，这就使汉文化的传播局限于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的阶层。

　　十四世纪初日本五山禅僧歧阳方秀、桂庵玄树为《四书集注》作了和训，他们创立的汉籍训读法成为中世以后阅读中国文献的新方法。其基本特点是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个字的训诂意义，标注上日文假名，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汉文直读"变成"汉文译读"，从而使汉文程度不高的人也能大致理解原著的内容，是日本汉文化普及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日本人教授、讲解经典时多采用这种把汉文加以"训读"的方法，就是把汉文颠倒过来，按照日语的语序来读，加上" "或"一、二、三、四""上、中、下""甲、乙、丙"的符号，这叫做"返 点"；训读的时候还要加上" "等日语的助词，这叫做"送 假名"，"返点"和"送 假名"统称为"训点"。

　　如果把汉文训读也算做一种广义的翻译的话，其数量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过训读虽然从语序上是日语，但是词句仍保留着汉语的形态，令现代汉文学修养不高的一般日本人颇感难解，只能算是未完全消化的半翻译。

　　其实早在江户时代就有日本学者认识到了汉文训读的局限性，古文辞学派的创立者荻生徂徕（1666--1728）就猛烈地批判训读虽然对于汉文化的普及有功，但读者根据和训者的义释去理解文献的意思，往往会背离原著的本意。他说："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取诸训诂之义，其实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也……是以和训回环之读，虽若可通，实为牵强" 。所以他提出应该采用汉文直读的方法来读解中国文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为了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荻生徂徕与同好者们组成了研究中国语文和中日翻译技巧的学术团体--译社，定期活动，互相切磋。

　　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竹内好、吉川幸次郎、实藤惠秀等也都曾经指出由汉文训读法产生的种种内容理解上的谬误。很多日本人以为训读与汉文原著完全一致，因而在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囫囵吞枣、含糊暧昧，也是训读给日本人造成的中日文化之间同文万能的错觉所导致的。但是汉文训读法在日本文化史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是不容否认的。

　　江户时代（1600--1867）不但使日本结束了连绵数百年的战乱，而且使日本社会逐渐进入了以都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时代。十八世纪初，日本拥有居民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有金泽、名古屋，四十万以上的城市有大坂和京都，而首都江户的人口达一百万以上，超过同时期的伦敦和巴黎。

　　由于传统贵族社会解体，新的市民阶级--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町人阶层兴起，教育逐渐普及。十八世纪初，日本有270多间地方公立"藩校"，1400多间普通程度的"私塾"，为平民子弟启蒙而设的"寺子屋"到十九世纪中期超过一万间。明治维新前后，能读书写字、具有初等教育程度的成年女子占人口15%，男子则高达40--50%，识字率与同时期工业发达的大英帝国不相上下。

　　由于新兴的町人市民阶层在文化口味上寻求官能的刺激，重视金钱和享乐，使小说、滩唱和浮世绘等文艺形式大为流行。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也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白话小说这种俗语文学恰恰是不适宜训读的，非翻译不可。中国明清俗语文学与町人读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媒介，最重要的就是汉语白话（俗语）翻译的发达。

　　虽然江户时代幕府继续执行锁国政策，自1633年起禁止日本人出境，也禁止外国人入境。但自1636年起，允许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在长崎港靠岸进行贸易。再加上十八世纪以来的海上走私贸易，长崎成为中国文化的集散地。中国大陆由于民族、政治上的矛盾和迫害，到日本来避难的知识分子也多停留在这里。许多中国人居住在长崎以及筑前、博多，加入日本籍，精通中日语言，所以在长崎地方首先出现了专门从事把中国语口译成日语的翻译--唐通事这一职业群体，后来在西日本的其他地区以及京都、关东等地方也陆续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以明清小说、传奇为代表的中国俗语文学在日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翻译，例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肉蒲团》、《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一译再译。其中《水浒》译本达11种之多，并产生了大批诸如《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俳谐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等的模拟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日本后，被浅井了意翻译改编，并据此创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张子》等假名草子，可以说对中国俗语文学的翻译促进了江户时代庶民文化与文学的繁荣。

　　逐字译、逐句译等特殊形式的翻译应运而生，注释汉文典籍的活动更加发达。不仅"训读"、"训译"、"通俗书"等半翻译或准翻译大行其道， 还出现了面向民众、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抄物"、"谚解"、"俚谚抄"、"首书"、"鳌头""标注"、"国字解""俗语解"等翻译形式，颇受大众欢迎。

　　比如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间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满足广大日本医药学界的阅读需求，日本人便不断地以"和谈"、" 和名"、"倭名"等注释加翻译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诸如《图画国语本草纲目》、《广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纲目启蒙》等"本草系列"。虽还不能称为严格的翻译，但用日语谈论和介绍《本草纲目》的内容，在各种药材品名下均附日语名称，或附以编译者若干解释说明，以适应日本读者的阅读需要。

　　由于日本知识分子仍然以汉文为必修素养，所以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日本人用汉语写作的以日本人为读者对象的书籍，比如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丹波元坚的《伤寒广要》、北山友松的《北山医案》，还有普及西洋知识的冈本监辅的《西学探源》等。

　　清船带来了大批的书籍等商品，幕府在长崎设置了书籍鉴定的专门机构，负责检查鉴别输入的中国书籍。幕府把输入的书籍以官版翻刻，同时还奖励大名翻刻。汉籍和刻事业可以追溯到八世纪，770年日本刻印了《百万塔陀罗尼经》，成为和刻汉籍的开端。从此时起到江户时代，汉籍和刻事业不断发展，皇室、僧侣、学者、武士、商人等都先后参与，使中国文化通过这一途径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日本社会。可以说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在诸如政治、儒学、文学、医学、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三

　　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足利时代，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1549年西班牙宣教师带来了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施行医术，并讲授天动说时代的天文、地理知识，不过详细内容已不可考。1590年日本少年赴欧洲学习天主教，此时西方印刷术传到日本，日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版书籍，有《教理问答书》、《伊索寓言》、《拉葡日对译词典》、《倭汉朗咏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学、语言学方面近100种书籍。

　　德川幕府认为天主教有颠覆现行政权的危险性，便推行以禁教为目的的锁国政策，于1630（宽永7年）开始禁止西方书籍、包括汉译西书的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被排斥在门外。但是由于继续保持着与清朝和荷兰的贸易关系， 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明通过直接、间接两种渠道进入日本，逐渐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

　　首先所谓间接的渠道就是通过中国明清时代的一些关于世界史地和西洋法政的汉译西书介绍西方的知识，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802年）、南怀人的《坤舆外纪》（1852）等。最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该书成书于1842年，是记述西洋情势的地理书，分论西洋近代各国国情，兼说近代武备、产业、外交等富国强兵之道。虽然嘉永6年以后才流传到日本，但对于当时如饥似渴地吸收海外知识的日本人来说无异于福音书，立即受到热烈欢迎。魏源的理论使日本幕末志士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安井息轩、桥本左内、吉田松荫等人大为折服，在日本多次被翻译、训点，备受重视。

　　所谓直接的渠道是指经过被允许进入日本的荷兰人以及荷兰语书籍，获得西方的学问和知识，这就是所谓"兰学"。具体地说兰学是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后于17世纪初来到日本、在整个锁国时代垄断日本对欧贸易的荷兰所带来的西方学问，但因为其内容包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学说，意味着近代欧洲的科学技术知识，所以在广义上也属?"洋学"范畴。"兰学"并非仅指荷兰的学问，而是经荷兰移入的近代西方学问的总称。

　　1720年（享保5年）除宗教关系以外的洋书输入解禁，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兰学就是翻译的学问，幕府儒官青木昆阳（1698--1769）和野吕元丈（1693--1761）受八代将军吉宗的命令学习荷兰语，分别撰写和翻译了《和兰话译》和《阿兰陀本草和解》等，为此后兰学的发展准备了语言知识基础。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荷兰语，1783年大规玄泽著《兰学阶梯》，深受读者欢迎，对兰学普及起了很大作用。1785年前野良泽作《兰日辞典》， 1798年稻村三伯等作《兰日对译辞书》，为荷兰语书籍的翻译提供了更多语言学上的帮助和条件。

　　原来兰学书籍主要由江户的医生和翻译来进行研究，属于个人的业余爱好，学术水平低，而且缺乏系统性。直到前野良泽（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于1774年将荷兰语版人体解剖学著作《解剖图谱》译成日文，书名《解体新书》，才首次开辟了直接根据原典的自觉进行西方学术移植和研究的道路。作为第一本西书译本（或谓应为著名兰学大师本木良永（1735--1794）所译《天地二球用法》，二书同出版于1774年8月），不仅通过医学论证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优越性，而且标志着兰学在日本的形成。

　　继外科的发展之后，1793年宇田川玄随（1755--1795）翻译出版了《西说内科撰要》，这是日本人翻译的最早的西医内科著作。另外医药学、植物学方面的译著也相继问世，也促进了日本近代医学的成立和发展。由于兰学最主要的学科是医学，所以最初的译作以医学书籍为多。

　　1815年杉田玄白作〈兰学事始〉，生动地描述了当年他翻译荷兰解剖学著作时的情景，并总结出三大翻译方法论，即对译（相当于直译）、直译（相当于音译）和义译。"对译"就是使用汉字直接翻译，比如脑、心、胃、血等?"直译"就是无法用汉字直译或意译者使用汉字或假名来记其音，比如说，音译作机里尔，后来被玄白弟子大规玄泽（1757--1827）意译作滤胞，早田川玄真（1769--1834）在〈医范提纲〉中作国字 "腺"，一直使用到今日。"义译"就是本来没有相应的汉语词汇，日本人使用汉字来译其意，比如神经、软骨等词。日本人还创出了很多类似的合成语，比如可以分解为骨 和膜 ，便由此造出了骨膜一词，其他还有十二指肠等词语。在其他学科方面还有诸如重力=重 + 力 ；焦点=燃烧 +点等词，一直沿用到今日，在日本人发明复合语、合成语上汉语的造语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

　　兰学的另一重要学科领域是天文学。本来日本以中国天文学为宗，一贯采用中国历法。虽然在江户时代前期曾经接触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南蛮流天文学，但是随着幕府对切支丹 的迫害，其学没有流传开来。1725年中国天文学家梅文鼎的《历算全书》被训译，1798年志筑忠雄编译了《历象新书》，介绍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将牛顿的力学体系介绍到日本。

　　随着以医学为中心的兰学的发展，作为医学的基础的物理学和化学也开始被日本人所注意。他们掀起了西洋科学书籍的翻译高潮，物理学有《气海观澜》（1827），植物学有《植物启原》（1833），化学有《舍密开宗》（1837），数学有《洋算用法》（1857）等译著相继问世。

　　兰学是日本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产生的新的学术体系，兰学奠定了医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学科在日本的发展基础。兰学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跳出中世纪的思想藩篱，开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们从传统上以道德实践为主的儒学者逐渐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幕府逐渐认识到兰学作为科学技术的实用性，想加以利用，但又惧怕兰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会对现行政权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和批判，便企图把它限制在科学技术的范围内。1811年幕府设立兰书翻译局，网罗了社会上的众多一流兰学家，命学者翻译了一系列有关当时国际情势的译著，比如根据法国切美尔编纂的百科全书荷兰译本翻译成《厚生新编》等等。这标志着幕府对兰学的统制和垄断，把兰学当作巩固和加强政权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幕末的翻译本来都是译自荷兰语，即使是德国或英国的书籍，也是荷兰语的重译，这是一大特色。但是自从1792年（宽政4年）俄国船来到日本根室要求通商以来，幕府迫于外交上的紧迫形势，不得不令人学习俄语，翻译有关俄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反映日俄关系的外交文件。1808年（文化5年）英国船进入长崎港，挑起事端，幕府又不得不命人学习英语，可见但是的国际情势已经发展到仅仅依靠荷兰语已经不足以应付新的外交问题的地步了。

　　幕末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海上挑衅，民族危机感开始笼罩日本，高唱日本至上主义的国学兴起，与西方近代文明相对抗。然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日本在震惊之余，不得不寻求克服民族危机的切实有效的新对策。1853年在美国大炮的威逼下，日本被迫开国了。开国后，不仅兰学，英、法、德、美诸国的学术和思想也涌入日本，当时总称为"洋学"。这时的洋学已经不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

　　1856年幕府在兰书译局的基础上建立了"藩书调所"，翻译西方书籍，研究海防所需要的知识和学问，培养对抗外压的人才。后又改名"开成所"， 在"东洋道德加西洋艺术"的口号下，反对以往的所谓"虚学（如儒学），主张实学，即通过翻译欧美科学技术书籍，移植并研究欧洲思想和先进技术，由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1867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也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开端。"文明开化"政策的提出、制定和全面贯彻执行，是日本长期以来兰学、洋学和科技文明新兴的必然结果，其目标是学习和赶超欧美等资本主义文明大国，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批判、取代封建的观念和旧习俗，从而使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文明开化"的中心内容是推动近代启蒙运动和兴办近代教育，具体步骤是派出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实地考察，并重金聘请欧美技术专家和教师，引入和提倡西方生活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