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

 【 内容 提要】以小农 经济 为主体的宋朝 社会 ，出现了农产品大量商品化的新经济特征，这一新特征的形成是宋朝制度变迁的结果：宋朝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由赋税供给型向政府采购型转变的财政制度、制定有利于工商业 发展 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消费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仅激发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降低了农户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易费用，使小农通过市场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小农的农产品供给行为由过去的自给自足型向自我供给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双重供给行为转化，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性农产品。

宋朝是 中国 古代经济社会的繁盛时期，宋朝经济的发展，有别于以往朝代的重要特点是商品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进入流通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多，商品的品种类别日益多样化，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农产品，如《宋史·食货志》记载的属于农（副）产品的商品有：茶、谷、麦、菽、糯米、青稞、糙米、刍粮、瓜、水果、蔬菜、木材、薪、炭、竹、牛、羊、鸡、鸭、鱼、橐驼……等，其中粮食和茶叶的市场流通量很大，是这一时期市场上的大宗商品。
一、小农经济 理论 
我国学者郑风田博士在研究了以上两种理论的缺陷，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认为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有异质性，完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是家庭效用为最高；在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小农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而在半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小农既为家庭生产又为社会生产，此时的农民理性行为具有双重性，不同制度变迁的结果使小农的理性行为也发生变化（注：郑风田：《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
二、宋代制度变迁与小农生产经营行为调整
（一）土地制度变迁与小农的经济行为。
由于均田制下买卖条件十分苛刻，并且规定农户拥有土地总量（无论是购买获得还是分配获得）不能超过应受田之数。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你积累了很多财富，也不可能转化为土地投资，其他投资途径如投向手 工业 、商业更不现实，因为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手工业、商业不发达，从事这方面经营也被人们轻视。投资渠道的不通畅使广大自耕农失去了以更多劳动付出获得农业产出增长，以此取得更多财富收入的期望，转而以满足家庭生活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因此，均田制的制度安排使广大小农将其生产目标确定为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并略有盈余，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符合柴雅诺夫对小农经济的描述。
由于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土地，谁就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正好为人们财富力量的转化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通道。于是，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土地的经营者都具有增加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促进土地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自耕农希望多产粮食，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多有积蓄，将来购买土地上升为地主阶层；地主希望多产粮食多得分成，增长财富，壮大农业；佃农希望多产粮食多有留成，改善家庭生活和为将来购买土地转化为自耕农做准备。这时的小农经济行为已经从自给自足型向剩余产品商品型转变，并且有多生产农产品多向市场提供剩余产品的自主要求。
（二）其他制度变迁与小农的经济行为。
因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是理性的生产经营者，其生产经营活动，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从而更符合自己的经济利益。
1.城市急剧扩张，大城市人口剧增，中小城市发展也非常快，非生产性消费增长迅速，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每人按日食2升 计算 ，150万人的城市每天需要消耗3万石粮食，一年需要消耗1095万石粮食。开封和杭州作为 政治 中心，有大批受国家供俸的皇室官僚和军队，他们的粮食消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付（在政府拨付的粮食中有一部分来源于两税，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和籴，和籴的粮食属于商品粮），根据李晓的研究，政府直接拨付的供应能力仅为汴京城市消费需求的59％，其余41％需要通过市场取得；在杭州，政府供给粮食则更少（注：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其它一些重要城市如扬州、潭州、福州、广州、建康等城市的人口也迅速增长，商业活动也繁荣，消费需求十分旺盛，为农村剩余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提供了市场，如繁华程度仅次于杭州的建康府南京，"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众，生之者寡，岁仰籴客贩。长江天险，舟至不时，价辄翔踊"（注：刘宰：《漫塘集》卷22《建康平止仓免回税记》。），可见城市对商品粮的依存度非常大。
宋朝实行雇佣兵制度，常年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形成了巨大而稳定的非生产性消费群体。庞大的军需消费单纯依靠政府两税收入难以满足，于是宋政府大量向百姓和籴和买粮食、布帛及其他物资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农产品需求市场，使大量剩余农产品转化为市场，甚至在某些地方政府的强制性购买中，部分必要产品也转化为商品。在丰收年间，政府大量收购剩余粮食，如建隆年间："河北谷贱，添散籴以惠贫民。自出后诸道丰稔，必诏诸道漕司增价和籴。"（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边境急需， 即使是歉收年成，也不得不向百姓和籴。元丰元年，王安石上奏："河东十三州二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和籴数八十二万四千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以税轻，军储不可阙故也。"（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蔡襄《论兵十事》一文中也统计了宋英宗治平年间粮食、帛绢、草料的二税的直接收入与购买数额，其中粮食二税收入18073940石，购买所得收入为8869635石，绢帛二税收入2763592匹，购买所得5981943匹（注：蔡襄：《蔡中惠集》卷22《论兵十事》。）。
3、宋代对商人的政策放松以及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 商业行为的不断规范，促进了商业活动。
为了促进民间商业的发展，宋朝政府还制定法规限制垄断，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宋刑统》规定，"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较为专略其利，固为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旁高下其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注：《宋刑统》卷26《杂律》。）宣和四年，有司奏请，"其四方商旅村户，时暂将物色入市货卖，许与买人从便交易，行户不得障固；如违，依强市法科罪。"（注：《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4。）……政府的这些规定，有利于创造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保护小商人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促进商业的发展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入唐以来，饮茶逐渐成为社会 时尚 ，到宋代这种时尚之风更为普及，上层人士以品茗为高雅，"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镪金，啜英咀华，较筐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注：赵佶：《大观茶论》。）普通百姓也"夫茶之为用，等于盐米，不可一日以无。"（注：王安石：《临川集》卷70《议茶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则因其肉食乳酪为主要饮食结构，对茶有特殊的需要，以至于"恃茶为命"（注：罗愿：《新安志》卷7《洪尚书》。），"日不可缺"， （注：《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75。）因此，茶叶的消费需求十分巨大。
（三）制度变迁下宋朝小农生产经营行为的新特点。
1、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剩余粮食大量商品化。
精耕细作的结果必然促进粮食产出量的提高，这样使土地所有者的农业收益在满足自我消费的同时，有更多的剩余产品投向市场获取经济利益。和籴是剩余粮食商品化的重要渠道，据有关资料记载，元丰元年，和籴82.4万石（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绍兴二十九年，和籴230万石（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乾道元年，和籴108万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0、41（计算得出）。）；乾道五年，和籴130万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 开庆元年，和籴550万石（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咸淳五年，和籴168万石（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可见农户出售的粮食的数量是十分巨大的。
绝对利益理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如果各国各地区都按照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将会使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但是，绝对利益理论的运用有一个前提条件--双方可以自由的交易他们的产品，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没有商品的自由流通，就不可能获得地域分工带来的益处。
3、农户的流动性增加。
总之，正是由于宋代出现了以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创造了农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在需求的拉动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已经不再是以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广大农户在生产中不仅要获得家庭生活必需品，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生产剩余产品，通过出售农产品来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推动家庭可持续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出现更是农业商品生产的集中体现。当然，由于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只是在少数发达的南方地区出现，以提供剩余产品的农户的商业性生产也有不稳定性和追求风险最小化的特点，对宋代农业生产出现的这些变化不能完全看作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小农的纯市场行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农户追求农业生产的经济利益，他们的生产经营行为部分地受到市场的驱动或左右。因此，宋代的小农经济有别于以前朝代的小农经济，我们可以将宋代小农经济界定为受市场影响下的具有自我供给和市场供给双重供给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