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 英文 标题】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the Cities in South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 内容 提要】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布局越来越密集，城市 经济 功能不断增强。市场商业经济普遍繁荣，商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城市服务性行业也蓬勃兴起。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人数众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 影响 较大。江南城市对周围 农村 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唐代中后期，苏州、越州、杭州、宣州等城市经济 发展 较快。至五代，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为明显的经济中心。 

【英文摘要】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ities in South China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centrated and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was growing increasingly stronger.As the market economy was flourishing,the scop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was bEIng enlarged.Exchange of commodities at night could be found everywhere in some relatively developed cities in South China.Urban service trades were springing up.In some big cities,large groups of consumers appeared.They consisted of numerous people and possessed abundant financial resources,thus making a notable impact on the economy of the cities in South China.As these cities influenced the surrounding rural economy deeply,peasant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developed close relations with tnem.In the middle and latter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the economy of some cities such as Suzhou,Yuezhou,Hangzhou and Xuanzhou developed quickly.It was not until in the Five Dynasties that Yuezhou and Xuanzhou declined and that Suzhou,Hangzhou and jinling became three distinctly developed economic centres.

【关 键 词】唐五代/江南/城市经济/中心城市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South China/urban economy/central city 

【 正 文】 
  
  
  
城市的产生， 自然 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由杭州经浙江向南进入岭南和福建的江南重要水陆线 交通 线横穿这里，可以想见衢州城的设立与这一地区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池州的设立与当时刚平定农民起义相关，带有浓厚的军事因素，但此后池州的发展表明这个城市的兴旺主要依靠了长江这一重要水上通道，州城能够一直设立下去而且带动沿江地区的开发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至此，江南城市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以后的几个封建朝代，江南大体上不再增设新城市，这也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布局的相对合理性。 
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注：《太平寰宇记》卷90《昇州》。）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昇州东邻润州，西邻宣州，位处经济发达地区。昇州本是南朝首都，隋亡陈后，一度遭到有意识的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后，经济地位更有所下降，但商业经营并没有停止。杜牧曾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注：《樊川文集》卷4《夜泊秦淮七绝》。）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注：《全唐诗》卷743沈彬《金陵杂题》。）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常州位于"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便利处，早在武则天长安间就被称为"毗陵大藩"。（注：《全唐文》卷207姚崇《兖州都督于知微碑》。）常州城市经济作用比较重大，"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江东之州，常州为大"，（注：《全唐文》卷409崔佑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毗陵集》卷5独孤及《谢常州刺史表》。）商业十分繁荣。时人曾说："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注：《全唐文》卷522梁肃《独孤公行状》。）据笔者推测，常州城内最多时有十三、四万人。 
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注：《金石萃编》卷119《镇东军墙隍庙记》。）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注：《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行商坐贾，热闹繁盛。杭州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沿海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由于占有交通便利的条件，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注：《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文苑英华》卷811罗隐《杭州罗城记》。）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注：《旧五代史》卷133《世袭列传》；《清异录》卷上"地上天宫"条。）是江南最大的城市，城周七十里，有二十多万人口。 
明州城虽设立于开元年间，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适应了中唐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实力大增，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唐代宗时就有人说："浙右巨镇，甬东孤城"。（注：《毗陵集》卷19独孤及《为明州独孤使君祭员郎中文》。）九世纪以后中日之间的交通大多通过明州来完成的。朝鲜与吴越国之间的交通，也常经明州至杭州。宋人 总结 了明州自唐五代以来的经济功能后，对明州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勾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也东南之要会也。"（注：《乾道四明图经》卷1《分野》。） 
此外，湖州、歙州、婺州、温州、台州、池州、睦州、处州、衢州等一批新老城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的商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如湖州是"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城中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春桥垂酒幔，夜栅集茶墙"。（注：《全唐诗》卷527引杜牧诗句。）歙州，韩愈云："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注：《韩昌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衢州，贞元间曾被称为"浙东大郡"。温州和台州也成了唐末至五代沿海的对外二个重要港口，"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沃壤，一巨都会"（注：《唐会要》卷54《给事中》；《明一统志》卷48《温州府》。）。这些城市，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市场商业经济的普遍繁荣。 
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新的经商场所不时涌现。湖州贞元时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门前的运河上，元和时刺史辛秘建了一座人依桥。之后，随着水陆交通的方便，这儿遂"集商为市"，成了一个自发的商品经营场所，而这一切都是与官员的努力有关。（注：《嘉泰吴兴志》卷19《桥》；《浙江通志》卷35《关梁三》引《万历湖州府志》。）越州靠近海边，"暮雪连峰近，春江海市长"，这个海市的形成主要与海上运输的便利和海上渔业有关。（注：《全唐诗》卷244韩翃《送张渚赴越州》。）润州紧逼长江，遂形成了"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江市的出现与江上来船经营密切相连。（注：郑文宝：《江表志》卷1。）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注：《嘉定建康志》卷14《五代润州刺守》。）这些列肆显然也不是在市中。杜荀鹤谈到苏州"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注：《唐风集》卷1《送人宰吴县》。）也知小商品的出售在城区内并不受到严格的地域限制。 
从总体上说，商业经营并不仅仅局限于市中，新的经营场所不断出现，甚至这种新场所是地方官员设立的，这在江南北部的一些城市中比较多见。夜间经营也主要出现在北部交通要道旁的金陵、苏州等城内。这种夜间营业也一直是允许的，从不见地方官员出面进行干涉。看来，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市的商业发展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遂成了合理合法的。这种变化，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后的必然趋势。 
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 工业 工人来为他们服务，所以城区内生活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如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来制造，大量的木匠遂出现在城市各坊中。如温州城内有木工李彦等人在劳作，建康城内也有木工在做家具。有人送给建康人杜鲁宾三根木棒，杜"命工人剖之"。（注：《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稽神录》卷5"破木有肉"条：《稽神录》拾遗"杜鲁宾"条。）大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能就是保养河道之类的工人。南唐周则，年轻时专以制造雨伞为业，李后主曾问及其事，周则说："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注：《清异录》卷下"高密侯"条。）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注：《全唐诗》卷608《吴中苦雨因书-百韵寄鲁望》。）城市还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吏对他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注：《太平广记》卷350引《篡异记》"浮梁张令"条。）这个脚力就是宣州的自由劳动力。而在延陵县，陈生欲"求人负担药物"，到佣作坊中寻找人帮忙，（注：《太平广记》卷74引《逸史》"陈生"条。）想来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中都是存在的。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江南城市中，服务性商业主要有饮食业、服装业、房产业等。 
各种饮食摊店遍布江南城市。吴县朱自劝死后，其女人寺为尼，大历三年，"令往市买胡饼，充斋撰物"，（注：《太平广记》卷338引《广异集》"朱自幼"条。）可知市内有专门出售饼类的商店。"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注：《稽神录》卷3"池州民"。）鲊是用鱼、肉酿制成的熟食，是人们特别喜爱而在市场上供应较多的一种食品。江南许多城市靠近江湖，水产品制成的熟食成了当地的特产。湖州仪凤桥南有鱼脯楼，吴越国时在此专门曝鱼脯上贡，但"春月尤多，作以供盘饤"，"今乡土鱼脯甚美"。上贡用不了这么多，就用来出售，因此鱼脯楼十分有名。（注：《嘉泰吴兴志》卷18《食用故事》。） 
城市中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也是服务性商业的一个重要行业。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种各样的裁衣肆，专门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时在大城市中也出现了销售衣帽的行业。刘茂忠为刺史时，有一女养在金陵，"及金陵城陷，为兵人所掠在师，茂忠使女仆入诸营部，托鬻衣而窃求之"，（注：《江南野史》卷10《刘茂忠传》。）可知出售衣服在城内是比较常见的。 
药材业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业，为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作出的贡献不小。上引《续仙传》谈到苏州人王可交在明州卖药，而金陵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开有一个药肆，有豫章客人"恒来市药"。（注：《稽神录》拾遗"杜鲁宾"条。）湖州僧道闲善药术，刺史崔玄亮向他求药，道闲"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注：《太平广记》卷73引《唐年补录》"崔玄亮"条。）汞应该是放在药铺中出售的。 
中唐以后，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阶层。在 中国 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起奢侈生活。由于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方移民来到江南，"避地衣冠尽向南"，其中的富人有许多寄居在城市，使得城市富豪大增，成了消费的生力军（注：《全唐诗》卷248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苏州是北方士大夫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注：《李白集校注》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全唐文》卷519梁肃《吴县令厅壁记》。）吴松弟先生认为苏州经济文化发达，北方移民以其作为重要聚居地，在他的统计中移民数占江南各州第一。润州、常州也不例外，"必然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金陵是吸引移民的中心，唐末五代实际移民数量大大多于其他州。杭州是重要的移民迁入区，仅次于苏州和昇州。到越州的士大夫也不少，"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注：《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宣、歙、池地区也有大量移民流入。（注：《中国移民史》第三册第270至27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振鹤先生认为安史乱后的移民在南方共形成三道波痕，第二道集中于长江沿线，苏南浙北、皖南是这条波痕的一部分，这道彼痕"集了最多数量的移民"。（注：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7期。） 
文人也大量寓居江南各城市。刘邺父刘三复尝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刘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注：《册府元龟》卷729《幕府部·辟置四》。）泉州人儒学康仁杰"易儒服至金陵"。南唐开科举，举子云集金陵，宣城士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怀所业献于吏部侍郎韩熙载"。邱旭"随计金陵，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注：舒雅传，邱旭传：十国春秋卷31《康仁杰传》。） 
大城市中消费阶层的逐渐庞大，必然对城市经济有所要求，对社会风气会产生较大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炫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注：《全唐文》卷631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应该说，这是对江南出现城市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对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外部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注：《太平广记》卷251引《抒情诗》"冯衮"条。）想尽办法寻找一点刺激。在城市消费阶层的推动下，在一些达贵官员的带领下，中唐以后，江南社会风气已发生变化，就像时人所说的那样："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注：《成化重修毗陵志》卷40。） 
城市经济作用的扩大，对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建康人杜鲁宾家"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也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注：《稽神录》拾遗"杜鲁宾"条。）相信在建康造房子的人也是进城的农民，而卖砖瓦之人与卖土之人一样，都是农民出身，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大城市的日常生活用品有许多是从农村运入的，陆龟蒙有诗云："吾江善编蓬，圆者柄为伞。"苏州近郊百姓编织蓬伞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城市烧饭用的柴火也要靠附近农村提供，苏州近郊就有人"以出卖薪木为业"；歙州许宣平也"负薪以卖"。（注：童养年辑《全唐诗续补遗》卷6，载《全唐诗补编》第三编；《甫里集》卷16陆龟蒙《送小鸡山樵人序》；沈汾《续仙传》卷中"许宣平"条。）农民还为城市大量提供副食品，可举肉食来说明。其时肉食主要有猪、鸡鸭鹅、牛等。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注：《太平广记》卷439引《集异记》"李汾"条。）南唐陈乔在金陵追求的生活十分奢侈，"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注：《南部新书》卷戊。）猪肉是当时最多见的肉食，但供应者必定都是近郊农民。鸡鸭鹅小家禽大多是靠农民养殖，一部分进了城市。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注：《朝野佥载》卷4。）吴越胡进思年轻时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忠逊王也因此知道了官吏在瞎胡弄。（注：《十国春秋》卷88《胡进思传》。）肉类提供这般，其它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见，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城市经济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浙西地区的一些城市，苏州、金陵、杭州无论是商业的发展还是城市商业服务性能的加强、消费阶层的活跃等几个方面，都最为突出，具备了宋代以后城市发展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其次常州、润州、湖州商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浙东地区城市经济功能最强的当是越州，宣歙地区以宣州比较明显。其它城市经济功能也有一定的表现，但限于资料，所见并不突出，与以前的城市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