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文献概述

 二十世纪20年代结构经济学诞生，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便是对经济结构进行研究的先驱，他最早提出产业结构的理论学说，并且第一次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阶段，经济中制造业的生产在工业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比重则越来越高，直到最后阶段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指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移动规律，出现劳动力移动的原因是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差距，他们共同成就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旧结构经济学派是二战后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该学派大都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将结构变化的缺乏归为市场失灵，建议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其中最主要的战略是进口替代[1]。发展中国家多次对进口替代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它们的目标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背离；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往往不具备自生能力；它们的投资和持续经营更多的是通过依赖政府进行多种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保护和补贴来实现的。
　　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思想浪潮。在经济界普遍关注世界经济如何稳步复苏，以及国内新一轮增长应注重拉动内需之时，他"不合时宜"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四年世界银行经历的"毕业论文"[2]。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华盛顿共识之后，华盛顿共识是主张发展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之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出的政策改革的结构调整方案，此方案主张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消除市场扭曲，彻底改革社会计划，避免使用产业政策，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最小的参与，因而更多体现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华盛顿共识同样未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3]。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而比较优势又是由该时间点的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来决定。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约束，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来提高基础设施条件以便于比较优势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它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且这种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可以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林毅夫同时为实践提出了两轨六步法，依次是选择正确目标，消除约束障碍以利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吸引全球的投资者，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企业壮大规模，用工业园模式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不足，政府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措施。
　　国内外同样出现了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反对论点。国内刘海影提出政府本身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利益考量。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滥用，其资金的来源将挤占民间资金的利益。他还提出，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他认为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和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胜军同样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政府主导往往逃脱不了腐败，同时，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根本的发展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提出："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型超越，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来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理论。张夏准与林毅夫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然而只是一个基线，国家想要产业升级，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的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违背他的比较优势，并在他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前进入这个产业。
　　国外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点也很多。世界银行凯闻提出，中国式的经济决策方式需要政府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和适应能力，但是这要求政府有善意有能力且不腐败。中国社会严重的"信任赤字"可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与初衷相违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较为困难，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很大的扭曲，并且林毅夫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4]。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林毅夫推荐的政府政策旨在抵消市场扭曲，然而预期效果则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事实上，政府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他基本同意林毅夫的观点，只是在某些细节有争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加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又不有效。他与林的重大分歧在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增加，即技术的革新。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帕克认为，林提出的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甄选出比较优势产业是有问题的，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可能是因为扭曲性的政策产生的，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可能会超越政府的能力。
　　综上，反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大都表现为对政府能力的不信任，对当今腐败状况下政府作为的堪忧。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旧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理论，依然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