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供给分析

 1 制度变迁的供给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变迁是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制度重新安排或制度结构的重新调整，是一种社会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制度变迁的供给实际是基于制度变迁收益高于成本的背景，由新制度的"生产者"设计与推动制度变迁的活动。 
　　制度变迁供给过程中，并非所有的成本与收益都是可计量和公开的。有一些成本和收益是无法计量甚至隐蔽的；有些带有"经济利益"，有些只有"社会效益"。就社会制度而言，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政府是社会制度的最大供给者。政府行为同样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政府要提供促进经济活动的公共物品或基础设施，力求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的供给分析 
　　2.1 高等职业教育制度的供给成本与收益 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细分为五项内容：一是规划设计；二是组织实施的费用；三是清除旧制度的费用；四是消除变迁阻力的费用；五是制度变迁导致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随机成本。教育制度属于社会制度。 
　　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可分为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收益是个人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是人力资本形成并最终获得的经济收入。社会收益表现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整个社会提供的人力资源，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等。 
　　2.2 影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分析 
　　2.2.1 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家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提高。[1] 
　　我国的宪法作为教育法的渊源，为教育法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也为教育教学提供了基本法律规范。我国从1980年初建立职业大学到现在，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次把高等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制度及有关各方的权力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高职教育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律指导。 
　　2.2.2 制度设计的成本和实施新制度的预期成本 制度变迁供给的基本原则是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因此，在制度变迁的收益已定的情况下，制度变迁的成本就包括了制度设计的成本和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戴维·菲尼认为：制度设计的成本主要取决于设计新制度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2]外生制度在执行时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验证成本。这个验证过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 
　　每一项教育制度从规划设计开始，到整个的验证过程，直至正式实施和正常维护，就伴随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出与流失。 
　　2.2.3 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制度选择集的变化 纵观历史，社会知识使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得以增进，主要是通过成功先例的逐渐积累或者作为行政与管理知识与经验的副产品来实现的。其目标之一是为了在社会科学研究资源的配置中实现更高的效率。制度选择集合的概念是由学者林毅夫定义的，他认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从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3]知识经济时代，高职教育必须注重自身适应市场和社会的机制建设，注重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2.2.4 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 上层决策者和政治家的净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函数自变量之一，对制度变迁供给的影响很大。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各方利益相互碰撞，甚至产生冲突的利益预期、利益诉求和行为取向，在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及其制度规范被逐渐确定下来。 
　　3 制度变迁供给分析给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改革的启示 
　　3.1 在宪法和文化准则的框架下健全规范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涉及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的相关法律为基础，以国家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为主体。法律层面上的制度供给不足，使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制缺乏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只能依附于其他教育法和相关政策性文件。这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容易带来教育管理与自身运行的空间差异性和随意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