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随笔 小辑

 为热情一辩 　　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从格利维策到克拉科夫，从克拉科夫到柏林（两年时间）；然后，到巴黎，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从那里，到休斯敦，每年待上四个月；最后，回到克拉科夫。我的第一迁移是非自愿的，受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一份国际协议。第二次迁移，只是普通的渴望受教育的结果（那时，年轻的波兰人认为，只有在古老的克拉科夫才能获得一种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还寻求的话）。第三次迁移背后的冲动，是由于不同的、对于西方世界的好奇心驱使。第四次的动机，则是基于我想谨慎名之的"个人性质的原因"。最后，第五次（到休斯敦），既有好奇心（对美国的好奇）的刺激，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需要。 
　　在一百多年里，利沃夫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个省加利西亚的首府。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收了来西欧与东欧的文化影响（虽然东欧文化的影响在这里远不如在维尔诺，甚至不如在华沙）。格利维策曾经是普鲁士王国一个地方省的要塞小城，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将它割让给了波兰。在学校里，我学习过俄语和拉丁语；我也上过英语和德语的私人课程。我的家庭，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被迫的迁徙是一个征兆，预示了巨大的改变。虽然在1945年，我的国家实际上隶属那个东方帝国，却诡异地西移了：这种移动的后果不久之后就会浮现出来。 
　　我的祖父精通两种语言；波兰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因为他是由他已故母亲讲德语的家庭养大的。但是，在纳粹占领时期，他却从未有过要求取得德国侨民身份的念头。年轻时，他发布过关于阿尔布莱克・冯・哈勒①的博士论文，世纪之交，曾以德语在斯特拉斯堡出版。 
　　在克拉科夫，我感到了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那是波兰传统里最好的东西：留在建筑艺术和博物馆展品里的文艺复兴的遥远的记忆，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那段时期的活力，当时出现不久的民主反对派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期，打动我的西柏林，是一个普鲁士的首府与一个着迷于曼哈顿、前卫派的轻浮城市的独特结合体（有时我怀疑，当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视柏林墙为马塞尔・杜尚的另一件作品）。在巴黎，我没有遇到那些伟大的智力特殊的人，伟大的法兰西文明的主宰者――我来得太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了巴黎的美，作为少数几个欧洲大都市之一，它永葆青春的秘密（即使奥斯曼②男爵的野蛮主义，也没有破坏这座城市的生命的连续性）。最后，在简单所列的这一系列城市之后，我到了休斯敦，一个铺展在平原上，没有历史的城市，只有常青的橡树、计算机、高速公路和石油的城市（当然，还有极好的图书馆和辉煌的交响乐团）。 
　　要经历些许时间之后，我才懂得，我可以从两方面受益：一是战争的灾难，故乡的丧失，二是我后来的漫游――只要我不太偷懒，不断学习我所不停变换的地方的语言和文学。我就是这样到了这里，像一个小潜艇上的乘客，潜艇不止一个、而是有着四个潜望镜。其中，主要的一个，面向我本土的传统。另一个，朝向德语文学，它的诗歌，它（曾经的）对于永恒的渴望。第三个，展现的是法兰西文化的风景，它富于洞察力的聪明和詹森主义者的道德主义。第四个对准了莎士比亚、济慈和罗伯特・洛威尔，富于独特的魅力、激情和对话的文学。 
　　有一年八月，这个月份欧洲在彻底休息，我们在最为优美的风景地，托斯卡纳的基安蒂，度过两星期。在一处颇有贵族气派的庄园庭院里，一场室内音乐会在举行，这里曾是十一世纪的修道院，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住过修道士，早已成为一座带漂亮花园的宫殿。这场音乐会的观众是那么与众不同，有些是拥有宫殿、别墅和豪宅的富人，也有一些例外（本文作者便是其中之一）。这跨国际的一群，包括相当数量的英国男人（也有几个英国女人，不知何故，举首投足之间，仿佛决意采取大英帝国的那套陈旧方式），几个美国人，当然，还有一些意大利人，也就是这漂亮宅子的邻居。他们有些人只是来消夏的，另一些则是托斯卡纳的长居者。音乐会以莫扎特的一首早期四重奏开始；四个年轻女子演奏得十分精彩，掌声却相对稀落。我有一点气恼，当场就断定，是该为热情辩护一番了。那些富裕的观众，为什么不能欣赏如此精彩的表演？也许是财富消损了我们的热情？热情演奏的莫扎特音乐，为什么不能被以同等的热情接受？ 
　　那个假期我阅读的书里，恰好有一本托马斯・曼的随笔集，其中有一篇《弗洛伊德与未来》，写于三十年代（并曾作为演讲稿）。一群富人在夏天的音乐会上的反应，与曼的一篇随笔之间，有什么关联呢？也许我不过是在曼那里，也发现了一种对工作的夏天式的、反讽的态度，他在写作《约瑟夫和他的兄弟》时，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心智方向。不用说，曼的动机跟一个下午的音乐会上，那群漠然的观众毫无共同之处。在那篇随笔里，曼将弗洛伊德的主要目的，解释为工兵在雷区工作类似的性质：我们要处理能量巨大的爆炸物质。古代神话隐藏着危险；它们是必须拆除的炸弹。当然，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视角，阅读曼的随笔，记住其语境。《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书的作者，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向神话世界的各种力量，向古代神话的破坏性暴力的一种回归，并希望以人道主义者具有反讽意义的安慰性内容，抵抗这股巨大的恐怖的潮流。但是，这种反讽也并非完全没有自卫力量，它不是一种简单地抽象、象牙塔里的反讽。它也植根于神话，但方式不一样；它无需借助暴力的力量就培育出了生命。 
　　托马斯・曼最终取胜了吗？毕竟，直到今天，最时新的、后现代的各种圈子里，我们还在听到种种类似的论调。的确，反讽已经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不再是一种野蛮主义的武器，这种野蛮主义曾经在欧洲的正中心，在它原始的制度里一路高歌猛进。它表现出一种随着乌托邦信念的崩溃而来的幻灭，一种由那些幻想被腐蚀、被怀疑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危机，而那种种幻想，原希望以末世论的政治理论，取代传统宗教信仰的形而上学基础。不止一个东欧诗人曾经运用反讽的武器，与野蛮――具体说，就是野蛮的、没有灵魂的官僚制度，进行绝望的抵抗。（现在是已经过去了――不过，新型的资本主义，难道不也是一个老练的反讽者吗？） 　　没有，托马斯・曼并没有获胜，有的是一种不同的反讽。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发现置身于一种反讽与怀疑的景象里；我的四个潜望镜透露出相似的景象。持有自信态度，还在站岗�t望的最后几个堡垒，也许仅存于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