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才能在新常态经济增长中的稳定作用研究

 　　摘 要：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离不开企业家的重要贡献。本文把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可以改进劳动效率的知识加入新古典稳态增长模型，分析表明企业家才能通过提高要素使用效率，降低了人均资本水平，从而拓宽了稳态增长条件，使经济波动发生的可能性得以缓解。因此，我国要维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就必须借助于企业家才能的激励作用，充分发挥劳动力潜能，最终促成新人口红利，从而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内生动力。 
　　关键词：企业家才能；稳态增长；新人口红利；劳动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8）09-0043-06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09.007 
　　一、引言 
　　自20世�o8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念，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完成这一根本性转变。我国长期依靠人口红利等的粗放型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所显示的局限性，被新常态经济的发展要求颠覆，必须转型为效率驱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廉价优势不再是我国经济增长可依赖的条件。劳动力条件的变化预示着我国不可能长期依赖投入的增长来维持已有的经济成就。 
　　受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这有可能使我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应对这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要清晰认识新常态下可能存在的优势条件和限制因素。现阶段我国存在的明显优势在于数量庞大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城镇化潜力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而且众多劳动者具有勤劳上进的传统。而突出的不足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多数企业实现高速发展主要借助于劳动力廉价、粗放经营、低价优势和政策优惠等途径，这一途径虽然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格优势，却使企业陷入不可持续的激励机制之中，因为回报率太低多数企业没有选择在效率和创新上的投资，而往往愿意通过取得低价生产要素来实现高回报。显然，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企业无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大量企业长期徘徊在依赖要素驱动的生产阶段，当生产环境发生变化、工资等要素价格不断攀升时，企业经营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因此，要改变主要依靠低价生产要素组合优势的生产方式，转向主要依靠提高生产主体包括生产者的创新活力，使创新空间得以拓展，促进产业不断升级与转型。新常态就是要减轻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的工作岗位与劳动力供给相适应，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提升基本适应，借助企业家的力量，不断激发劳动者群体的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整体要素使用效率。 
　　企业作为生产主体，企业效率提升是新常态经济转型为效率驱动的核心，这也是我国稳定增长的关键。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创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变和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式。理论界关于提高效率方式的研究很多，例如，关于创新对于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Tommy等（2013）从创新模式、吴延兵和米增渝（2011）从产品创新角度的研究，Zhou（2006）则计量分析了创新和模仿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李玉红等（2008）从企业演化来自熊彼特“毁灭性创造”的创新角度分析了生产效率的实现途径。关于资源配置对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如Restuccia和Rogerson（2008）研究了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重要的影响，而Chang-Tai Hsieh和Peter J. Klenow （2009）则认为资源配置不当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使用中国工业面板数据（1998―2005）计量模拟发现如果中国的资本和劳动重新进行配置，使得部门内企业间两种要素边际产品的差异程度缩小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增加30%―50%。 
　　在效率改进方面，管理是在技术进步之外一个最为主要的因素。正如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是20世纪的一项重大创新，管理就是人类的“有用知识”，借助这种“有用知识”，人类能够有效地把具有不同技艺和知识的生产者，安排在一个“组织”里共同工作。管理使态度、价值观念，尤其是使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德鲁克认为从1955年前后，整个发达世界出现了“管理热”。其间管理学的影响不亚于这个时期任何“科学突破”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比科学突破的影响还要大得多。有关研究也表明，在20世纪前半叶，资本要素、劳动要素、管理要素每增加1%，生产产出可以分别提高0.2%、0.76%和1.8%。管理要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资本要素和一般劳动力，相当于固定资本的9倍，相当于一般劳动力的2.4倍。生产力越发展、科学技术越发达，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 
　　既然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如此重要，作为管理核心部分的企业家才能，显然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使经济增长稳定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本文拟从企业家才能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稳定的作用。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生产四要素之一，因为管理要素（新古典经济理论把管理等同于企业家才能）从事着组织各种要素和进行市场运营的职能，管理的本质就是追求效率，所以从企业家才能角度探讨经济增长的稳定因素实际是寻求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微观机制。 
　　二、相关文献综述 
　　理论界有关企业家定义的各种观点认为，企业家既能创办企业，又能经营好企业。更重要的是，企业家是一种特质性知识的储备体。郑江淮（2004）认为每个企业家所形成的“企业概念”是一种特质性知识，即“企业概念”一旦在实践中起作用，就会在市场中获得某些竞争优势，由此带来正常利润或租金收入，即“企业家租金”。而这一租金的规模和分配取决于企业家能力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 
　　张小蒂和贾钰哲（2012）也认为企业家才能应该具备高效率处理市场信息这样一个重要特征。企业家在一揽子要素的优化配置中具有主体地位，因为其特殊性在经济发展中显得尤其稀缺。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动力源，是企业家资源拓展与才能的提升。周其仁（2002）认为企业家才能主要包括经营决策能力和组织协调生产的能力，也是企业投入资源获得增值和利润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据此强调利润的本质不是对货币资本所有权的回报，而是对企业家才能所有权的回报。资本获利的真正来源是发挥企业家才能。 　　Baumol（2016）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在所有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主体包括国家或地区增长好坏，取决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还是寻租等具有破坏性的非生产性活动上面。Baumol特别指出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以及由该制度所决定的报酬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他认为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商业化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 
　　吴敬琏按照Baumol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他认为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元结构、财税包干到户和经济特别试�区，把从事生产性活动广泛的可能性提供给了创业者，从而使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得以提高，由此民间创业活动被有力推动，大量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群体积极投身生产等经济活动。吴敬琏进一步认为，中国民营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从事生产性活动，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因此只要真正建立起抑制非生产性活动、激励生产性活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中国经济中的企业家才能就一定能够在创新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家才能的释放必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活力。 
　　三、企业家才能的核心作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形成新人口红利 
　　企业家才能是形成一个新企业的灵魂和核心，任何一次创业的开始都以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为先导。我国很多私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企业家才能。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的企业家才能也是决定非国有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民营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家数量占总人口数量之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解决的就业比例占75%以上，表明提高企业家才能可以为我国稳定就业提供保障，而稳就业是企业家才能在稳增长方面的具体表现之一。 
　　企业家除了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和创造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才能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而且我国在巨大的人口优势条件下可以借助这一劳动效率优势替代原有的人口红利，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劳动人口众多而且具有勤劳传统，如果通过管理或企业家才能对劳动者进行激励，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必然形成一定的效率优势，由此带来超额收益。在假定技术、资金成本、技术成本不变的条件下，如果通过管理或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而对劳动者进行有效激励，从而提高劳动者努力程度，增加劳动产出比率，就可以在不改变厂商既有投入结构的前提下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因此由管理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改进是我国经济增长中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因素。 
　　企业家才能或管理获得效率优势就是要对劳动者进行激励并提高劳动者的努力程度，直接结果就是提高了劳动效率，由此形成的红利作为一种效率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效率的高低上，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由此看来，一方面，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劳动人口数量巨大的优势，通过管理提高数量众多的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企业家数量和提高企业家才能，通过企业家的管理有效地激励劳动，充分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就可能实现更大的人口红利。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于劳动者劳动效率的提升。在不变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企业要提升效率，一个必需的途径就是依靠企业家的有效管理。由企业家才能形成的新人口红利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效率改善，而效率提高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四、企业家才能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新古典稳态增长条件的扩展分析 
　　在Solow（1956）的代表性论著中，其假定社会储蓄率、劳动增长率分别为s和n，并且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宏观层面人均生产函数简化为：[y=f（k）]。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经济稳态增长的条件，即资本深化等于人均储蓄减资本广化，用公式表示为： 
　　[Δk=sy-nk]① （1） 
　　其中[Δk]、[sy]和[nk]分别表示人均资本变化量、人均储蓄和资本广化量，[y]和[k]分别表示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在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本要素同样面临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由此索洛得出经济实现稳态增长的条件是资本深化为零，即[Δk=0]，由此得到[sy=nk]，即人均社会储蓄恰好等于人口变动所需要的资本广化量。他还分析了在储蓄率很高的情况下，持久的充分就业将增加资本―劳动比，资本和收入都会快于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而储蓄率很低会导致单位资本的收入永远递减。经济的实际情况表明，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市场的选择并不能自动终止资本―劳动比的上升，显然他并没有充分重视k不断增长的事实②。 
　　周卫民（2010）利用日本和美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资本深化过程和经济危机的产生过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即资本深化过程会一直进行，人均资本量会保持上升趋势，而在人均资本量降低的时间段恰好就是经济危机爆发的阶段。资本―产出比的变化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变动之间紧密相关。因此，在索洛模型稳态条件分析的储蓄率[s]、人口增长率[n]、资本折旧率[δ]、技术进步[g]之外，还要分析资本―劳动比即人均资本k的变动和企业家才能[e]对经济稳态增长的影响。本文在索洛模型中引入企业家才能，考虑到企业家才能对劳动的激励结果是促进了劳动努力供给程度，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从长期来看可以把企业家才能界定为一种企业家拥有的并渗透到劳动者个体中的有用知识，那么企业家才能的变化实际就是企业家知识的增长。假设企业家的知识增长率用[e]表示。因为企业家才能的增长会带来生产规模的变化，相应地对资本形成新的需求，从而带来社会资本水平的变化，这部分变化的资本体现在人均意义上表示为[ek]。 
　　在新古典稳态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中加入技术进步率和企业家的知识增长率，为： 
　　[Δk=sy-（n+δ+g+e）k] （2） 
　　稳态条件变为： 
　　[sy=（n+δ+g+e）k] （3） 　　其中，储蓄率为[s]，人口增长率为[n]，资本折旧率为[δ]，技术进步率为[g]，企业家的知识增长率为[e]，一定意义上企业家的知识增长就是企业家才能的提高。分析如图1所示。 
　　Solow分析了[k*]点作为稳定均衡点的特征。结合图1引入技术进步和企业家才能后的新古典稳态增长模型可推知，如果人均资本量小于稳态时人均资本量，即[kk*]，[k]会减少直至[k*]点。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使得人均资本较少（[kk*]）情况下，人均资本量[k]的增加会受报酬递减规律影响。因此报酬递减规律使得人均资本量只要不处在[k*]上，其他任何点都会向[k*]点趋近。理论上资本量的变动情况会按照如此规律进行。然而，实际经济中的情况是资本劳动比即[K/L]随着经济发展变化而一直在增长，即使在人均资本量大于稳态水平时的人均资本量，即[k>k*]，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后，直到经济危机发生前[K/L]并没有停止增长。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的同时，资本劳动比[K/L]继续增长，如此一来增加的人均资本量仅仅是催生了资产泡沫。 
　　上文的资本劳动比即[k=K/L]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本深化量。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社会储蓄率、劳动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不变的条件下，对（3）式所表示的稳态条件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均资本[k]、技术进步率[g]、表示企业家才能的知识进步率[e]和函数[f]的性质。首先，假定[k]和[g]不变，考虑[e]变动的情况。[e]的提高，即[e]值的变动导致上图中资本广化线即[（n+δ+g+e）k]线向[（n+δ+g+e'）k]线移动，如果[（n+δ+g+e'）k]线和人均社会储蓄[sf（k）]线没有交点，表明此时社会储蓄无法满足知识进步所带来的资本广化的需要，经济无法实现稳态增长。但是，知识进步必然会带来宏观生产函数的变动，即人均产量[f（k）]会上移，人均储蓄[sf（k）]也会上移。变动后的资本广化线即[（n+δ+g+e'）k]线和社会储蓄[sf（k）]线最终会有交点。知识或技术带来的冲击会最终恢复稳态增长。 
　　其次，假定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知识进步率不变，考虑人均资本即资本―劳动比的变动。资本―劳动比在爆发经济危机之前总是上升的，即[k]值是增加的，经济本身不会去理性地减少[k]。[k]值的增加必然会导致[f（k）]的增加，同时会带来资本广化即[（n+δ+g+e）k]的增加。由于资本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k的增加，必然有[f（k） 　　因为企业家才能在经济中可以把握更多的市场机会并做出最优决策，同时增进劳动就业，促进技术进步，通过对劳动的有效激励提高劳动效率形成管理红利，所以社会生产函数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投入所实现的产出会提高，即使储蓄率[s]不变，社会储蓄[sf（k）]也会上移。可见，企业家才能所蕴含的知识提高了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也就降低了相同单位产出量所需要的人均资本量，通过社会人均资本量的减少，为资本深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让经济远离危机爆发所对应的人均资本深化水平。因此，在这个扩展的索洛模型中，企业家才能是实现经济稳定、缓解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 
　　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趋近充分竞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倒逼我国企业进行改革的过程。通过大量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创办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参与竞争，不断地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生产效率。实际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如果我国大力发展和培育企业家市场，合理配置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让市场具备充分竞争的条件，提高国企效率的目的必然可以实现。我国要改革国有企业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其他各种优势，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必须配备足够多且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群体。 
　　新常态下，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因为劳动力结构变化而逐渐失去，但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潜力仍然是我国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我国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必须以劳动效率的提高作为一个突破口。实质上单位劳动产出量的提高一方面使劳动力数量优势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高利润率会加速经济社会中的资源优化配置，最终促使经济增长新动能转移到效率提高上来。而这一切有赖于企业家才能对劳动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劳动者具有的勤奋耐劳传统，如果把企业家才能恰当配置在生产性活动上，通过对劳动资源的优化利用，社会生产效率将得到极大提高，从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向要素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必然会大大降低经济波动的可能。因此，由企业家才能带来的效率改进为新常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根本保证。 
　　注： 
　　①索洛模型又称索洛―斯旺模型，它由Solow（1956）和Swan（1956）提出。 
　　②索洛模型中，认为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包括产量和资本的增长率大致相等，且大于劳动的增长率，从而人均资本量是上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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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张小蒂，贾钰哲.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机理与途径―基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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